论美国的民主-第10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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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统治者拥有按一定的条件批准各种社团成立的全权，他不久就会要求监督和领导社团的权力，以使社团不背离他所定的规则。这样一来，国家将申请成立社团的人从属于自己以后，还要把已经成立社团的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也就是说，要把现在生活于国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
各国的统治者就这样逐渐把工业在当今世界创造出来的新力量大部分据为己有和作为己用。工业引导我们，他们引导工业。
我特别重视我方才所述的一切，以致唯恐在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好好地表达出来时没有达到目的。
因此，如果读者发现我举的佐证我的说法的例子不充足或不恰当，认为我对中央政权的集中说得有些夸张，而对个人独立仍能活动的范围说得过小，我就请读者暂时放下此书，自己玩味一下我已尽力向读者讲述过的东西。让读者仔细考察一下国内外每天所发生的一切吧，让读者同周围的人交谈交谈吧，让读者自己最后深思一下吧。如果读者不经我引导或通过其他途径而达不到我想引导他去的地方，那就是我大错而特错了。
读者会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间，中央集权已在各处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扩大了。战争、革命、征服都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所有的人都为扩大中央集权出了力。在这个期间，一些人一个接着一个象走马灯似地相继主持大权，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感情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想以某种方式实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本性就好象是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多端变化中的一个唯一不动的点。
读者看完世间诸事的这些详情之后再综观一下全景，只会大吃一惊。
一方面，一些很牢固的王朝摇摇欲坠和相继垮台，各国人民以暴力推翻他们国王的统治，人民破坏或限制他们的领主或君主的权威，没有发生革命的各国至少也感到不安和恐惧，人人都受到同样的造反精神的鼓舞。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期间，在人民如此不驯服的国家里，社会权力却不断扩大其特权，日益中央集权化，日益胆大妄为，日益走向专制，日益扩大范围；而公民却每时每刻都处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之下，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自己的独立一点一点地让给国家，这些刚刚打倒王权和把国王踩在脚下的人，现在却越来越对新政权的一个小办事员的一言一语都俯首听命，不敢稍违。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在进行两种方面迥然相反的革命：一种革命在不断削弱政权，而另一种革命则继续巩固政权。在我们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政权既从来没有如此软弱，又从来没有如此强大。
但是，当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全世界的局势时，便会发现这两种革命在思想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出一个来源，虽然路线不同，但最后都把人引到同一地点。
我不怕不厌其烦地再次重复我在本书许多地方已经说过和指出的一点：千万不要把平等的事实与把平等带进社会情况和法制的革命混为一谈，而人们所以对所见的几乎一切现象表示惊讶，正是由于把两者混淆起来了。
欧洲所有的古老政权，无论是最强大的还是最弱小的，都建立于贵族时代，它们都曾不同程度地代表或维护不平等和特权的原则。为了使日益扩大的平等所带来的新需要和新利益在政府中占居优势，现代的人就得推翻和压制旧的政权。这就要促使现代的人去进行革命，使其中的大多数人产生无论以什么为目的的革命都总要具有的那种敢于闹事和热爱独立的激情。
我认为，无论是欧洲的哪一个国家，都是经过财产和人的情况的激烈变化之后或紧接着这种变化，才使平等发展起来的，而且几乎所有的这种变化都伴随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胡作非为现象，因为这些变化是国内的那些反对有教养的人的没有教养的人创造的。
由此，产生了我方才指出的那两个背道而驰的倾向。只要民主革命没有退潮，那些消灭了敌对民主革命的原有贵族政权的人，便会表现出巨大的独立精神，并随着平等的胜利逐渐彻底而慢慢地服从这个平等所产生的自然本性，努力加强国家权力和使中央集权化。他们本来希望成为自由的人以后能够实现平等，但随着平等在自由的帮助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反而更难享得自由了。
这两种情况有时可能同时发生。上一代法国人就曾经表明一个民族在打击贵族的权威和藐视国王的权力的同时能够在国内建立暴虐的统治，从而向世界传授了在争得独立的同时又把独立失去的方法。
我们这一代人看到，旧的政权全部崩溃，所有的旧势力正在消灭，一切旧的障碍正在坍塌。这种情况使一些广见多识之士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只注意眼前发生的使他们不可思议的革命，认为人类将由此永远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再联想这场革命的最终结果，他们就会更加害怕了。
至于我，我坦白承认，我并不相信那种似乎在鼓舞当代人的自由精神。我确实看到当代国家都在激烈变动，但我并不认为它们真正获得了自由，而是担心使王位动摇的那些动乱终止之后，统治者们会得到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权力。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六章 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
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已经注意到，象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情况，会为建立专制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我在回到欧洲后发现，欧洲的大部分君主已在利用这种社会情况产生的思想、感情和需要去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
这使我感到，基督教国家最后也会受到类似古代的一些国家曾经受到过的某种压力。
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细致研究，以及五年来的反复思考，都没有减轻我的担心，但担心的对象变了。
在以往的时代，从未有过一位君主专制得和强大得能够不用次级君主政权的帮助而亲自管理一个大帝国的全土；也没有一位君主试图毫无差别地让全体臣民一律遵守划一的制度的一切细节；更没有一位君主亲自走到每个臣民的身旁手把手教导和指挥他们。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即使有人产生了这个想法，知识的不足，治理方法的欠缺，特别是身分不平等带来的自然障碍，也要使他很快停止实行如此庞大的计划。
我们知道，在罗马皇帝的势力鼎盛时期，居住在罗马世界的不同民族仍然保持各自的习惯和风俗；虽然被同一君主管辖，但大部分地区实行独自治理，拥有许多享有实权而兴旺的自治城市；虽然帝国的统治权集中于皇帝一个人手里，必要时皇帝可以独断一切，但社会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般并不受皇帝的控制。
不错，罗马皇帝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没有抵制它的相应权力，同时他可以兴之所至为所欲为，并为满足自己的任性而动用全国的力量。这种情况往往使他滥用权力，蛮横地夺去一个公民的财产或生命。他的暴政对某些人来说是沉重的压迫，但并未扩及大多数人。暴政只以几个重大的人物为对象，并不施于其他人。暴政是残酷的，但是有一定的范围。
看来，如果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出现了专制，它将具有另一种性质：它的范围将会很大，但它的方法将会很温和；它只使人消沉，而不直接折磨人。
我不怀疑，在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文明和平等的时代，统治者们可能比古代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更容易把一切公权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使其习以为常地和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私人利害领域。但是，使专制容易出现的这个平等，又能缓和专制的严厉性。我们已经讲过，随着人们日益相似和平等，民情便越具有人情味和越趋于温和；当任何一公民都没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专制几乎没有出现的机会和活动的舞台。如果所有人的家境都处于中常水平，人们的激情就自然有节制，想象力不会超出常规，享乐也将是简朴的。这种普遍的克制也在节制统治者本人，使他的无节制的欲求的发作停在一定的限界。
除了这些来自社会情况的性质本身的原因以外，我还可以举出许多非属本书所讨论的范围的原因。但是，我想不超出我所规定的范围。
民主政府在群情沸腾和出现重大危机的一定时刻可能变得暴虐和残忍，但这种危险是少见的和短暂的。
我一想到现代人的激情不太炽烈，他们的品行温顺，他们的知识广泛，他们的宗教信仰虔诚，他们的道德良好，他们有勤奋而端庄的习惯，他们明辩善恶，我就不担心他们将受到暴君的统治，而主要害怕他们的监护人变成他们的首领。
因此我认为，使民主国家受到威胁的那种压迫，与至今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压迫均不相同，当代人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没有这种压迫的印象。我曾试图用一个词精确地表达我对这种压迫所形成的完整观念，但是徒劳而未成功。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词汇，都不适用。这个事物是新的，所以在不能定名以前，就得努力说明它的特点。
我想描述这种专制可能以哪些新的特点再现于世界。我认为，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并不以为有这些人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末他们至少已经不再有祖国了。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象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它喜欢公民们享乐，而且认为只要设法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可以使公民安全，预见并保证公民的需要，为公民的娱乐提供方便，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这片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这样，就使公民终日无所事事，很少运用和不太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能力。平等使人养成了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也就是强制人们忍受这一切，甚至往往把这一切视为恩惠。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
我一直认为，方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办法，可能比某些人的想象更容易具有自由的外貌，甚至可以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建立起来。
现代人经常受两种互相对立的激情驱使：他们一方面感到需要有人指导，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自由。这两个倾向相反的本能要求哪一个也不能放弃，所以他们力求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他们想出一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但要由公民选举的单一权力机构。他们把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起来。这使他们得到了某些缓解。他们认为监护人是自己选的，所以安于被人监护。每个人都能忍受捆在身上的链子，因为他们看到握着链子的余端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刚刚摆脱从属地位后，由于为自己指定了主人而又回到原来的地位。
现今，有许多人很容易接受行政专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这种妥协，认为把个人自由托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