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0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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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谁来跟整个强大的商业主义，跟整个消费主义潮流对抗？没有，于是我们就失去了平衡，会被它淹没。消费主义和商业化对整个社会和民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没有时间培育出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任凭潮流的冲刷而无可奈何。前年来了“非典”，让大家非常恐慌，为什么？就因为这种病毒刚刚出现，我们自身还没有产生抗体。整个商业社会也是这样，刚刚转型，对其中的一些毒素没有产生免疫能力。
我们的知识分子从数量上看是非常微少的，从力量上看是非常弱小的。就像当年缺少工程师一样，我们今天缺少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是指有关怀力有批判力的人士，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接受了大学教育或更高教育的某些专家。不是这个概念。知识分子不是只知道为潮流唱赞歌的人，不是某些方针计划的附庸和补充，而是对社会和人类的未来抱有良好愿望的挑剔者和发现者，更是提醒者。
在商业社会，必须有人提示危机，有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警醒者。逆耳之言一旦绝声，这个社会就将出现大问题。我们每年花了那么多钱搞教育，一代一代下来，理应培育出一大批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可是十分可惜，各类专家虽然出了不少，但他们当中的极大一部分只是廉价的工具，在这个时代只知道“在商言商”。我们没有听到多少来自他们的警号，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揭破。唯利是图的人不少，令人生疑的荣誉头衔不少。
纯文学作家中的绝大部分当然具有知识分子的属性，文学让他们存在，有不同的声音。独立的精神，坚守的个性，这就是商业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但他们需要真正的呼应者和支持者，不可以势单力薄。他们的声音是艺术和诗，更多的是浸润，也偶有激荡，但总需要与另一些呼喊结合起来。艺术的能量其实也是良知的能量，它需要和整个社会的良知连接一体，对社会形成共震才行。
一个时期，当文学和文学家的能量只释放出很少的时候，总是不祥的，做个比喻，就相当于干旱的季节。良知和精神这一类相当于云，只有它们才能酝酿气候。任何时候都要讲大气候和小气候，没有云形成不了气候。干旱的结果就是荒凉，是大地一片贫瘠。
三、国际因素
国际环境当然是一个大气候，这不能视而不见。现在我们都在讲“全球一体化”，化到哪里？整个国际上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还是占主导地位，是刺激消费，是商业运作的铁律和规则，是争夺资源和市场，是物质利益。我们一再讲的艺术、文学、精神，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存活的，其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许多人感不到幸福，找不到知音，就更多地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实质上也仅仅是有个良好的愿望而已，并不能当成现实。有时从大的范围里找到一点好的例子，大肆说去，也是好意，即把一种理想化的东西传达过来，提提精神。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冷静下来会发现一些问题，发现事物的真相，那就是国外的文化市场远远的不像我们原来理解的那样，远没有那么乐观。真相是那里的叫卖声更大。
一个中国作家寻找国外的出路，比如翻译了多少，出版了多少，在国际上造成多大影响，不能简单否定其意义，但决定因素仍然是市场因素商业因素。黄色，暴力，同性恋，千奇百怪或龌龊想象，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国外卖得最好的，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以娱乐为能事的通俗作家。
当然，国际上也有极少数纯文学作家的情况稍好一点，他们的地位非常高，有时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趣味，作为一个文化的内核，非常坚硬。一种物体，内核有时尽管并不彰显，但它往哪里移动，整个物体就往哪里移动，其内在的规定性很强。但这只是偶然和特殊，在整个世界范围里它是相当罕见的，更多的倒是寂寞，冷僻；从市场的角度看，影响不大，份额寥寥。这个现象从欧洲到美洲，没有什么例外。
我们国家介绍的大量国外作家曾经是很棒的，因为我们以前翻译国外的作品，都是根据文学史来的，要看其在学术方面的地位、影响。我们的翻译力量又集中在各个大学里，有这种文学史的教育和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在文学介绍方面做得比较好，介绍了大量的代表一个民族最高水准的纯文学作家。但是随着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情况正在改变，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年的翻译作品，就会发现我们远没有过去翻译得那么纯粹了，文学质量在降低，不仅是译笔粗糙，而且被翻译的作家芜杂不堪，泥沙俱下。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国外根本就上不了台面，我们却一腔热情地把他介绍过来了。为什么？就因为要卖，因为国内出版要和国外出版的商业运作对接起来。没有办法，要大赚一笔，就得牢牢盯住他们的畅销书作家，比如说纽约畅销书榜，一周畅销书榜，一个月畅销书榜，都得注意。
可以想见，进入畅销书榜的，还会有多少纯文学作品？当过去我们还相对闭塞的时候，仅仅是退到十年以前，会发现我们介绍过来的作家都非常过硬。所以在大学里影响最大的，从美洲到欧亚，都是十分令人信任的作家。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一些诲淫诲盗的东西被我们的一部分人当成了文学艺术的先锋和先驱，真是无耻而荒谬。
现在的艺术追求必须是流行的一部分，必须紧跟美国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占主导的文化潮流。影片的艺术价值要统一到票房价值上，一些所谓的艺术家竟然以此为荣。只要卖得好，哪怕完全是一个空盒子，苍白，概念、机械，完全没有内容也在所不惜。这样的情形，不能不严重影响文化和文学的格局。这是一种人性的、欲望的产物，所以也会是历史的必然。
从历史上看，凡是追求完美、更具浪漫情怀、更具诗性的民族，她在野蛮的商业竞争中都渐渐处于下游。像美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大陆无所顾忌，因而国力强大。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像印度这个古老的民族，佛教的发源地，拥有那么灿烂的人类智慧结晶，怎么样？生产落后，社会贫穷。再看希腊雅典，古文明发源地，却处于商业竞争的下风。那个地方的精神和思想，已在他们的血液之中。我们这里见面的问候语是“吃了吗？”说明我们最大的事是温饱问题，最先考虑的还是吃饭。希腊人见面时问的是： “您对时局有何高见？”
问候语表明了每个民族的关注点。在雅典即便是一些小会场，每个座椅上也会有一个麦克风，因为他们要保留每个人说话的同等机会和权利。这是交流的基础，是辩论的态势，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思想智慧。这个以思想为荣，以想象为美的诗性民族，商业竞争力当然不可以和美国人相比。他们不会建设一个狂热消费、一个物质主义占主导的社会。
中国是一个儒学大国，儒学是非常入世的，孔子不停地走，就是到各个国家探讨治理社会的办法，与人交流思想。儒学主张思想为上而不是物质为上，甚至说 “朝闻道，夕死可也”。如此地倚重思想，希腊人也不过这样。可见欧洲的某些东西和儒家非常相似，好多思想是相通的，尽管东西方文明的资源都非常复杂。
那种不管不顾的商业社会对于文化的打击力和撞击力是不可想象的，它对社会的改造力非常巨大。可以想见，一个知书达理的社会，崇尚诗性和浪漫的民族，那样的生活多有规矩，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格局，生活会有多么幸福。可惜这要没有野蛮竞争才行。这正如大哲学家罗素所言。罗素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人的思想哲学是非常优雅的，这种文明非常好，但可惜有西方列强。这种文明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侵犯之下，必会失败和瓦解的。大哲学家一阵悲叹。
罗素的困惑和痛苦其实也属于全人类，并将贯穿人类的整个生存史。现在看来，我们整个的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世界力量，世界潮流，即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尽可能地挥发欲望。我们最理想的伦理社会必将摧毁。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处在两难状态，一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其实二者只可择其一。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得到保护，一切都有序发展，商业的物质的竞争就会败落。这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无法抵挡世界上那个不管不顾的尽情煽欲，整个世界由此主导，这就是冷酷的现实。
四 、电视的出现
电视的出现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原子弹的发明。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世界，而且毫不留情。电视对于人类生活的良性推动力，在这里不讲了。电视是一种超级武器，那么快速的、直接的、方便的进入千家万户。它覆盖了这个世界，无可回避。从娱乐和消遣来讲，各种曲艺、各种新闻都可以通过电视传播，大量争夺自己的观众。它的视角，它的方式，它拥有的一切，人类似乎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我们人类的眼睛是经过了上万年甚至更长时间才适应了一种反射光，我们看文字、看周围的这个物质世界，都是借助一种反射光。我们在这种光色下非常舒服。但电视不是反射光，它直接射入我们的眼睛。
我们人类突然大面积地、长时间地面对着直射光，受到很大刺激。电视使我们空前愉悦和新奇之后，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不安。我们发现自己正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浮躁，还有不满，对整个人生和整个物质世界的极大不满。因为电视比现实的色彩更浓烈更明亮，经过剪辑改造，配上音乐，对感官的刺激是空前强烈的。它制造出来的场景不仅强烈，而且直射视界。这种不真实的彩色光束对我们是一种灼伤。经验的灼伤，感观的灼伤，从此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坐立不安。它射入我们眼内的一切，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现实生活的参照，这就糟糕透顶。
电视里边的东西，人和物，包括声音、目光，都是现实中没有的，它由一种直射光打入眼内，你等于被击中。所以你离开了这个虚拟世界以后，再看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满意不再满足，产生了空前的悬浮感，像是染上了永难痊愈的病症。人类对现实生活的这种强烈的不满足感不信任感，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一种生命的厌烦。人类的惶惶不安，即是生存遭到破坏之后的恐惧。而且这一切一旦形成，人类就再无幸福可言了。就像染上了毒瘾一样，今天的人类正与电视相守，难解难分，真正是变得人生苦短了。人类永远都在一个塑料框子里生活，在冰冷的屏幕上生活。
电视掠夺了我们的空间，并使我们失去了尊严。我们的审美是建立在严格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而电视虚拟了一个世界。坚实而持久的诗性失掉了，更广大的生活被一种魔法隔离了。我们整个生存的真实质地发生了改变，这多么可怕。从此人们将无法理解文学，无法理解美，甚至对瑰丽的大自然也熟视无睹。伴随我们的是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习惯，一种如坐针毡的心理，哪里还会有美好的阅读。
曾经有一个人问作家，说出了心里的一个困惑：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文学作品？理由就是有了电视之类。怎么回答他？因为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还要写作？谁能告诉他？是的，不要说电视，即便随手拿一张报纸，上面有多少信息，什么拐卖妇女，暗杀，官场争斗，这些远比小说曲折得多复杂得多，当然也刺激得多。电视更是五光十色，狂舞，大片，摇滚，这一切足以吸引人了，为什么还要看文学作品？
可是文学作品仍然没有消亡。但我们知道它只对一部分人有魅力，我们现在回答的应该是魅力何来，是这个问题。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文学的执拗存在既然是一个事实，那就肯定是有原因，肯定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到底为什么？原来电视之类仍然让一部分人有一种深深的不满足感，而且还产生了深刻的厌倦。它们最终还是无法取代阅读。古往今来的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即由文字编织的美妙之物，的确有别一种魅力。一本好书带来的美妙享受简直无法言说，由语言文字引起的特殊快感，它给予的联想，它所开辟的巨大无边的想象空间，绝非电视所能拥有。电视特有的优势不必说了，可是电视的闪烁不定，直白浮浅的品质，正好为语言文字艺术所克制。我们或许也有这样的经验：一本厚厚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