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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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950年8月1日，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今后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而这一时期，国防现代化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主要还是解决改善武器装备、发展和建立新的军兵种、增强国防实力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这次决策，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也是我军国防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二次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于全面开展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决策。
抗美援朝的胜利，国内土改的胜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了条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54年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开展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经毛泽东同意，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建国初期的国防与军事工作经验，提出了军队国防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确定我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要在现有基础上，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积极地有步骤地将自身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会议讨论了编制体制、军事训练、办好院校、党的领导、机关建设和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以及国防建设等重大问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了会议。他代表军委就学习苏军，加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问题提出了总的设想。会议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需要和可能，我国国防现代化的第一步是用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干部培养标准化，军事制度和训练正规化，为实现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目标奠定牢固基础。为此，一个全面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高潮在我军全面展开。
第三次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于发展尖端武器，以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增强战略防御能力的决策。
尖端武器主要指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高科技武器。它是科学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和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出席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汇报并研究我国发展原子能工业问题。会议作出了中国必须发展核工业和尖端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全党全军已进入一个“开始要钻研原子能的时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毛泽东的意见，同年初，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在苏联帮助下，迅速掌握、使用原子能技术的决议。决议把发展原子能事业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展经济建设和加强国防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入长远战略发展规划。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必须发展原子弹时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始终认为“这是个战略方针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5页。）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也把发展原子能和尖端武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58年6月，毛泽东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经过自力更生的实践和艰苦工作，我国核武器的研制有了很大进展。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由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1970年4月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也安全下水并试航成功。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巨大成就的取得，令世界各国震惊和瞩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对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次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于加速三线建设，加强基础工业和尖端工业，保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决策。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会议的各项协议，逐步渗入越南扶植南越西贡政权，阴谋扩大对越南的军事占领和武装入侵，企图与其部署在日本、冲绳、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和泰国等地的陆、海、空军军事基地相联结，构成一个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战略包围圈。面对这一严峻的战略形势，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加强国防、保卫国家安全这一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思想。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及国外侵略势力对我国所构成的直接威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逐步趋于成熟。毛泽东在1964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建立战略后方”。并经会议通过成立了三线建设委员会，全面加强和领导三线建设工作。“三线”，把全国划分为第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第一线指海、边防战略前沿地区；第二线指战略浅近纵深地区；第三线指战略大后方。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设三线的战略决策，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把国防战备工作和国家经济建设规划科学地相结合，以国防建设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具有综合性开发的长期战略。但也必须看到当时对战争威胁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建设工作过急，在国防工厂布局上也存在失误和浪费等问题。
2．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理论
在实行国防战略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防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指导国防建设的思想；国防建设要着眼于“积极防御”的思想；国防建设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建立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思想；以人民战争经验进行国防动员的思想，等等。特别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思想，至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设现代化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指导现代化国防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国防，必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血的教训，必须加强国防，巩固国防。明确提出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的国防建设应着眼于“积极防御”，并强调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打到底。
第二，建设现代化国防必须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1952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训词中分析我军走过的25年历史时指出：人民解放军在获得全国胜利前，受客观条件限制，军队建设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有游击性。全国解放后，客观情况起了变化，我军已进入掌握现代技术的高级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并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的“五统一”要求。1954年他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又进 一步指出：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第三，建设现代化国防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但决不依赖它，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观点，在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思想。
第四，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搞好经济建设是搞好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1956年，他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预算30％的实际情况，指出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低到20％左右。他幽默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是真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5页。）毛泽东还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在毛泽东看来，增强综合国力，不仅包括增强经济力和军事力，而且包括增强中华民族的组织力，凝聚力。要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人士，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才会有真正强大的国防。
二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1．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的主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提出“划江而治”主张时，毛泽东就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决不在中国搞“南北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
新中国的建立，使祖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但台、港、澳地区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成为有待解决的遗留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始终不渝地以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在台湾问题上，我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
主张。
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确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一是因当时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看做是全国解放战争未完成的任务；二是因为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公开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三是因为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秘密谈判，策划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并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因此，我们当时的对台政策基本上是武力解决，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和，祖国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台湾问题因美国武装干涉而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对台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阐明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指出：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包括不排除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曾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方式：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首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毛泽东还托人向蒋介石传话，希望他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