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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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这样，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积累。
政治上，中国封建社会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封建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于是对内采取“重农抑商”的方针，对民间手工业的经营与矿山开采，实行严格的限制；对外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防止西方变革之风吹进中国。这种闭关锁国政策； 严重限制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阻碍着中国人汲取异质文明的营养，导致中国看不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思想文化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 是自然经济在意识形态的反映。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以年龄代智商，以经验代真理；在经济观念上，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在政治观念上，皇权政治，君权神授；在教育观念上，厚古薄今，背对现实；在科技观念上，偏重技术、技能和技艺的应用，比较忽视理论的分析与研究等。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负荷，成为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的无形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诸因素，铸成了封建主义的坚硬外壳，封闭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严重影响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1840年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欧风美雨势不可挡地刮进了中国，使坚硬的中国封建主义外壳开始受到侵蚀，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使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受到冲击。价廉物美且先进实用的洋货对中国人多少存在一定的诱惑力，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购买外资商品，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因而出现了交换，形成了商品市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流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他们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然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不少地主、官僚、商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垂涎欲滴，跃跃欲试，因而出现了资本积累。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就基本具备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下，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掌权的官僚认为，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技”，方能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了学习西方军事、科技和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的“自强”、“求富”运动，兴办了“洋务”企业，中国由此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19世纪70年代，一部分买办、官僚、商人投资设厂，中国开始有了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一定地位，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
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掠夺中国的原料去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当他们察觉自己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后，于是利用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种种特权及其在经济上的优势，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料、市场等方面，千方百计地压抑和排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外国资本主义走狗的本国封建势力也是竭尽全力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阻碍和扼杀，洋务官僚力图控制和垄断近代企业，封建政府对其征收苛捐杂税，地方官吏、顽固守旧势力更是以民族资本为异端。故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得不到顺利的、充分的发展。
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障碍重重，再加上当时社会高利贷利息和地租剥削率极高，许多货币持有者在经营工业获利没有把握的前提下，宁愿放债或购置土地，投资工业的兴趣轻淡。即便是民族资本家自身，也往往对扩大再生产热情不高，不少人对将其在工商活动中获得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转而用于购买土地，以收租的方式去剥削农民，赚取钱财。
近代中国总体说来，还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存在，并且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构成了广大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只能形成封建势力占主导地位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先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接着就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由于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它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社会了 ，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没有占居主要地位，中国也没有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成了半封建社会。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包含着内涵不同的两个方面：“半殖民地”是就国家地位而言，指它不能按国际惯例和国家观念正常行使自己的主权；“半封建社会”则是就社会性质而论，指它不再是单一的封建经济形态，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两者所表述的态势和历史走向不同：从独立的主权国向半殖民地的演变，是历史的下沉和倒退趋势；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社会的演变，则是向上和前进的过程。两者的推动力也不相同：由主权国沦为半殖民地，完全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社会的演进，虽有世界经济的拉动效应，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近代化而艰苦努力的产物。
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受到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诸多因素的制约影响，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痛苦演变过程，因而有它自己的许多特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作了如下描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631页。）
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第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以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基本国情的主要体现。
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民族民主革命
1．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致使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侵占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财富，奴役中国人民，独立的中国才会主权沦丧，文明的中国才会血迹斑斑，显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可调和；也正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对外卑躬屈膝，甘当走狗，对内耀武扬威，欺诈百姓，才致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导致中国人民灾难深重，苦不堪言。当然，封建主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对立会日趋尖锐。这样，“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革命的主要任务。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始终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任务，既存在着区别，又彼此紧密联系着。基于“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但由于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战胜不了帝国主义；反之，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也就无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就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必须两面作战，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条件下，在这些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那么，反帝反封建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毛泽东说：“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的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47页。）
2．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屈不挠的中国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不同的阶级先后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1851年，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发起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拉开了近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它历时14载，纵横18省，席卷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10余年之久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颁布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构建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蓝图，大大突破了历代农民战争多次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口号，把中国农民运动推向了最高峰。其后期所颁布的旨在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改造社会的《资政新篇》，表明了农民革命的领袖们开始对国家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然而，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也无法克服其阶级局限性。政治上，缺乏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以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作为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理论；经济上，提不出切合实际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企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资政新篇》本身也不完备，在当时也并无可能实行；思想上，走不出宗教的迷雾，甚至把帝国主义看做是与自己同拜一个上帝的“洋兄弟”；军事上，缺乏巩固的根据地，实行流寇主义；组织上，自由散漫，遇到矛盾就互相厮杀；生活上，模仿封建帝王的排场和礼仪，腐化堕落。因而，最终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