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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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是深深根植于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沃土，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产物。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伟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对“主义”的探求是毛泽东矢志不渝的目标。1920年，他给新民学会一位会员的信中强调指出：要改造中国的坏空气，“固然需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也震醒了大批一直追求与向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和艰难斗争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曙光。十月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界的卓越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不断撰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进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是中国先进分子群体性的自觉选择，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发展，它又只能产生于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文化源流和理论形态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思想理论来源。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和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灿烂文明，积淀了有着深厚底蕴的传统文化，其中不乏民主的精华和朴素的政治哲学思维。这是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历史渊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握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艺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扬弃，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欧洲形式、俄国形式变成中国民族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体系。
3．毛泽东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是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以中国近代新的社会生产力和阶级力量作为物质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从本质上来说，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它的产生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已有200万左右。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比资产阶级资格更老，社会基础更为广泛的革命阶级。它与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中国工人阶级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和优势。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进而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当然，无产阶级自身和自发的工人运动，并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不能构成学习与接受、运用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产生于欧洲、发展于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搭建桥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灌输”给中国工人阶级的，是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4．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种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结出的丰硕果实，那么，中国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实际，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源泉。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理论的源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其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亿万中国人民参加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思想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实践品格就是“实事求是”，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探索与把握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规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特殊国度里，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必然会遇到比欧洲国家更加艰难更加复杂的问题。例如，如何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能不能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等等，这就给革命政党提出了超乎寻常的要求。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正确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各阶级的状况，科学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出了迫切的、客观的要求，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3节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一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来指导，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根植于中国大地上的参天大树，那么，她必然有一个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毛泽东思想萌芽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民族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党内的种种矛盾，纷纷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就产生了一种需要，提供了一种可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这期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理论探索的成果，因而成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作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主要特征，是注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和革命规律的探索，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比较准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基本分清了敌我友问题；二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及其领导权问题作出了分析；三是认清了国民革命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四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初步分析。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萌芽，与该时期党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第一，中国共产党进行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面临着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实践问题，必须考虑“结合”的问题。
第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直接推动。1920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二大，列宁在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盟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1922年初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列宁带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希望两党合作。这一切，无疑对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化。中共一大确定了最高纲领，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三大决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同时，党内早期的一批革命家和理论家如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纷纷发表文章，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对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这一切无疑对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即使如此，在这时期，毛泽东思想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革命经验不多，对中国国情研究还不够。
二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是与这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一是在这期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进行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斗争实践，实现了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1928～1930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深刻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结果。
首先，“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领导者们，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机械搬用，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尽管在表现形态和错误程度上不尽一致，但都有其共同点，都是在“反右倾”的口号下出台的；都按“城市中心论”搞武装暴动，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搞冒险主义的进攻；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重，甚至把中间势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
其次，教条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走自己的路” 进行深刻思考。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失败的惨痛教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