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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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说：最初也有人怀疑这一篇不是毛主席写的，但该卷主编认为是毛主席写的，他的根据是：文章的口气像是毛主席的口气，这是第一；第二，经毛主席修改过，又是毛主席签发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是陈其五。　
　　叶永烈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将陈其五介绍一番，意在表明陈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陈其五才能写出这篇文章。其实，陈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有十年时间，陈其五和夫人冯剑与我在一个地区和军队里工作过。最后，陈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被张春桥打倒。　
　　叶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传记里，有一节专写陈其五。据他介绍，陈其五原名刘毓珩。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21岁的刘毓珩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他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遣他去国民党军队某部做地下工作时，刘少奇给他改名陈其五。（不久，陈其五回到新四军里工作）　
　　叶永烈还说：陈其五曾任“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　
　　叶永烈以很长的一段篇幅写陈其五写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情况。原文如下：“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其实，《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不是陈其五，陈其五也不是“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新华社历史上没有“华东前线总分社”，有的是华东前线分社，分社社长是康矛召，不是陈其五。叶永烈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篇是陈其五的手迹，我说“否！”通篇是孙书明的手迹（但原稿不是他写的），孙书明离休前是新华社老干部局局长，现住北京龙潭湖公园附近。附带说一句：陈其五不是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　
　　事情本来很简单，却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离奇了。甚至《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写了这样一段：　
　　“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缴械向我投诚。”（《张震回忆录》上册第346——347页）　
　　第三野战军战史也写上一笔：“毛泽东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军、华东人民解放军《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最近，一些纪念淮海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的文章，无例外地写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出自毛泽东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毛泽东选集》（包括各种外文版在内）总共出版发行多少万册，我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几千万册吧。《毛选》中若有错误，《毛选》发行量愈大，则错误流传愈广，影响党史、军史……改正错误更加困难。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谜，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我是个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而且92岁了，我应该对历史负责。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　
　　历史真相是这样的：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从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东陷入我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粟裕将军对我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我先后写了七篇广播稿，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一）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二）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三）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手迹问题。　
　　上文已经说过，手迹是孙书明的。　
　　45年前，孙书明与我谈起《毛选》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简略说了写这篇东西的过程。孙书明接着说：“这事与我有关，那天，我在总社机要室值班，总参三局来电话，说淮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来一篇急稿，是军台发来的，是密码电报，不能给你们，我们口传，请你们笔记。我连忙拿来稿纸，对方一字一句地口传，我一字一句地记，稿子题目叫《劝杜聿明投降书》。”　
　　我的手迹在哪里？我的手迹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　
　　上个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当时负责人为沈定一）的存档稿件，（沈定一说内有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原稿）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作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1985年夏，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阎吾曾专程赴南京寻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暗潮湿，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精装本（合订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却写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泽东选集》在1951年8月就已经编成。“出版的说明”中说：“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又说，“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毛选》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推迟43年才提出来，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概括说来有两个，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许老老实实”，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文革”中被批斗、打嘴巴、罚跪，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我还能说什么。　
　　再说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发现校阅时的疏漏，自己提出来改正这个错误。　
　　期待《毛选》的编者、出版者能发现这个错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期待粟裕、张震、廖承志、廖盖隆、邓岗等知情者能为我说一句话，问题便可解决了。　
　　我默默无语地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又一年飞逝而去，《毛选》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终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　
　　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历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石福庆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华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毕业生之一，现在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　
　　　
　　我贴出了要求分配的大字报　
　　　
　　我们1960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30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66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66届毕业生串联会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除个别有不同意见外，多数人支持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我讨论。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我先组织了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又组织了北京市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66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串联会的活动是向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向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他们文革前都是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