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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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山同时还告诉胡风，你的问题不搞清楚，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就不要急着搬到北京去，去了也没有用。
胡风听从了彭柏山的话，认为自己现在急着搬到北京去也没有用的。一来工作的事情一直被搁着不理，搬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二来只要将自己的事情弄清楚了，随时都可以搬，也用不着这么着急，现在自己远在上海，离那些人远一点也有好处，否则对自己不利。
不久，彭柏山告诉胡风，说是周扬将到上海来，让胡风好好的与他谈谈。
于是，胡风遵照彭柏山的建议，在上海专门找过周扬，但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
在谈话中，周扬指责胡风是在“抽象地看党”，是“个人英雄主义”。并说胡风已经将全国的党员作家都“批评尽了”。同时还指责了胡风当年在重庆时，与乔冠华等人的“才子集团”的亲密关系。至于工作问题，周扬则同意回北京后再商量一下，并约胡风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再谈。
在这种情况下，彭柏山建议胡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将自己的情况反映一下。并同时劝胡风，应该写一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心得体会之类的文章，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以此将自己的问题解决。
要是在过去，个性倔强的胡风是不会听这样的话的，这次他却听从了彭柏山的劝告，写了一篇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理论文章，谈了自己学习、纪念“讲话”的体会。
彭柏山想帮助胡风解决工作的问题未能实现，可是却通过他的老部下刘雪苇，为胡风解决了几个友人的工作问题，他们是罗洛、何满子、王元化、张中晓、张禹、耿庸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胡风分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风开始着手准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四
彭柏山开始是作为“胡风分子”拘捕的，在审讯中主要也是追问他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可是不知怎么，后来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说彭柏山是出卖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郭亮的凶手。
专案办公室每天加紧审讯，可是审去审来也审不出一个结果。
于是，负责彭柏山一案的宋若侠便多次赴湖南调查，回来后对于所说的彭柏山带领国民党特工人员抓郭亮的事情基本上给予了否定。
1956年宋若侠调离“胡风专案”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负责人的位置由公安部新派来的方治华接任。
这年4月，我从四川调查尚丁、曾卓的特嫌问题回来，就被方治华叫住，让我同他一同去新康花园审讯彭柏山。
当彭柏山被带进审讯室时，他显得很平静，坐在我们的对面，用一双显得有些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们。
方治华问道：“彭柏山，你想一想，你的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的？”
彭柏山说：“该说的我都向组织上说了，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问：“你怎么这么肯定？”
答：“是的，就这么肯定，因为我不会编造事实。”
问：“彭柏山，你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你应该知道你问题的严重性。”
答：“是的，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随意乱说。”
从审讯的情况来看，彭柏山态度不错，没有我审讯张中晓时的那种抵触情绪和拒绝回答问题的现象，他是每问必答，有根有据，也从不牵连别人，只谈自己的事情，遇着有关的人，他都说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与别人没有关系。
当问到与胡风的关系时，他也毫不隐瞒，一点一点的都作了交待，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他如何为胡风的工作问题想办法，又如何动员胡风找周扬面谈等等，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他认为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交往与活动，根本就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更没有反党的意图。而我们则认为他与胡风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进行一种反革命阴谋。
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表示不能接受。
我由于刚外调回来，不太了解情况。加之在调查尚丁“军统特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胡风集团一案有着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人为的因素。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然也有“左”的思想，做过一些“左”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办案人员，尊重事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始终不能忘记的。对于彭柏山一案，我一开始就有看法，但又不好说，因此在陪同方治华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一言未发。
审讯下来后，方治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彭柏山与胡风的那些事情，都比较清楚了，我问还是那一套，没有什么好问的。
后来，审讯接触到了最实质性的问题，关于郭亮之死。
郭亮，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中共湖南、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杀害。
方治华问：“你认识郭亮吗？”
彭柏山摇着头说：“不认识。”
方治华说：“可是有人说你认识。”
答：“别人说是别人的话，但我真的不认识。”
方治华说：“我们希望你能向组织上老实交待，不要隐瞒，否则后果得由你自己负责，我想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答：“我当然明白，但我不能无中生有，这样做也是欺骗组织嘛。”
方治华见彭柏山始终不肯接触实质性的事情，就追问道：“你知道郭亮是怎么死的吗？”
答：“从党的报刊上知道，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方治华：“请你说详细一点。”
答：“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方治华见这样审下去没有结果，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人揭发说，你曾带人去抓过郭亮。”
彭柏山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显得很激动，大声地说：“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迫害！”
方治华说：“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没有给你任意定罪，但你得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
彭柏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快的冷静了下来，朝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能相信这样的话吗？在胡风的问题上我可能有错误，但这郭亮之死与我却毫无关系。你们想一想，我现在才多大岁数，1928年郭亮死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社会上的普通青年，还没有加入党组织，而且后来我主要在上海参加‘左联’的文艺工作，怎么会认识郭亮？怎么有可能带人到湖南去抓他？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难道你们也相信这样的话？”
彭柏山于是与我们展开了说理“斗争”，我们听了觉得他的那些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
我们将对彭柏山的审讯情况通过“胡风专案”办公室向上级作了汇报，但最后还是将他定成了“胡风分子”。
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省又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最后被迫害致死。 一场悲剧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哀李炳泉之死·李 普
我认识炳泉，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建国前夕我被调回新华总社，三年后调离，这个期间我认识了炳泉。我记不起同他有过什么个人交往，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总是带着诚恳的微笑，态度谦虚厚重。近来为了出版怀念炳泉的书，老友邢方群和李炳泉夫人刘可兴来找我，还有几位朋友多次谈起他。每次谈起，他那总是诚恳地微笑着的脸、那谦虚谨慎的仪态、那恂恂君子的形象，便在我眼前显现出来。
我最初认识他就听说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我至今记得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共中央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以后，国民党方面探到了，准备重兵突袭。李炳泉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以他为首的职业青年支部及时得到和传递了这个情报，使中共中央得以转危为安。我听过传达，毛泽东说当时中央身边部队很少，便唱个“空城计”，由新华社发表新闻，说我军已经获悉这个诡计，现正严阵以待云云。说得有鼻子有眼，对方见计谋败露，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件是北京得以保全而没有毁于战火，李炳泉也有一份功劳。那时候北京叫做北平，平津战役中炳泉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代表，会见国民党华北和北平的最高军政当局傅作义将军，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意图，然后陪同傅作义的代表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结果是我国这座文化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炳泉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开始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应当说贡献很多。别的不必多说了，仅仅是参与了这两件事，就足以令人敬重，但是他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那谦虚诚恳的微笑就更加叫人钦佩了。严格说来，不公然自吹自擂并不太难，许多人未必做不到。炳泉的过人之处在于叫人看不出来他做了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炳泉对他所做的一切泰然处之，表明他真正打心里认为，那一切都是他应当做的，不值得一提。有些人喜欢摆谱、喜欢摆老资格，这个“摆”字实在妙极了。他们不需要吹嘘什么，他们那神气、那身段、那姿态就十足表现出来。炳泉不“摆”，虽然他有摆的本钱，他的资格比某些“延安来的老干部”还老一点。宏观地说，这是那一代地下工作者的共像，他们把默默地奉献作为自己的职责。微观地说，这是他那高贵品质的表现。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并非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那诚挚宽厚的笑容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刻，我相信我说这些话没有说错。可惜我见事迟，那时候没有这份敏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交上他这样一位可敬的朋友。
1971年我回到新华社，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在1970年被迫害死去。他去世之前是新华社外事部主任、全国记者协会书记。1978年10月新华社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我代表“李炳泉治丧委员会”致了悼词。老实说，最初我只是在办一件例行公事，所谓致悼词不过是念悼词罢了。但是悼词中说到了他一些事迹和他的遭遇，我念着念着自己也深深感动了，我记得我渐渐地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悼词念清楚。这个可敬的人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啊：他一生致力于革命，但是他被他所从事的事业吃掉了，吃得尸骨无存。那天的仪式叫做骨灰安葬仪式，其实骨灰盒里只有他用过的一副眼镜、一顶帽子。
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最标准的说法是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有两种可能：自杀或者他杀。李炳泉属于哪一类，现在已经很难追究，并且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追究，我只是要想一想。在李炳泉死去的时候及其以前的许多岁月，人们不仅没有不说话的权利、没有不举手的权利，而且没有不活的权利。哪怕是被迫害得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是犯罪。如果李炳泉是自杀的，他的罪名就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当时那些人果然给他加了这个罪名。
炳泉有自杀的可能吗？“不可能！”陈理昂在电话里十分肯定地回答我说。他和炳泉属于同一类“犯人”，每天在“专案组”管制之下一起劳动。在炳泉死去的两天之前，他们偷偷地交换过对形势的看法，当然主要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那天炳泉说他们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这点是毫无问题的，党决不会冤枉他们的。“一个具有这样的信念的人会在两天之后自杀吗？”两天以后专案组贴出大字报，说李炳泉这个“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畏罪自杀”了。理昂说得很激动：“我绝对不相信，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陈理昂当然没有资格去察看尸体。王唯真看到了照片，他说照片很可怕，看来有伤痕，嘴角有白色的东西。我同几位朋友在电话里讨论：难道炳泉是服了安眠药吗？吃安眠药自杀的人是死得很平静的，而且他被关押着，得不到安眠药，也得不到悬梁的绳、割腕的刀片等等任何可以自杀的条件。既然不是自杀，就只剩下另一个可能：他杀。那么，那“他杀者”是谁呢，有什么证据呢？以上所说的都是推测，不是证据。而且我在前面说过，我只是要想一想，不是要追究，追究得一清二楚也不能使李炳泉复活。至于那些迫害者，简直不值得一提，他们普遍地不受法律的制裁，但愿他们能进行道德的自省，提升他们自己的灵魂。现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来想一想，作为一个问题，李炳泉之死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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