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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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益先生在晚年为筹建社会科学院、出版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又奋战十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衍先生这位博学多才的老人，经过“文革”风暴，目损肢残，依然精神抖擞，重又走上文化、电影和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发挥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直到95岁高龄仙逝。
（作者是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侨居海外）
（责任编辑 李 晨）
狱友陈子谷·季 音
岁月无情，当年上饶集中营的老战友，一个个地驾鹤西去了。在去世的故人中，我最怀念的战友之一，就是陈子谷。
富贵于我如浮云
陈子谷的一生十分曲折。他原是广东汕头港外南澳岛一家渔民之子，由于家庭贫困，孩子众多，他很小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旅居泰国的商人陈峥嵘，从此成了陈家的长孙。子谷的少年时期，是在祖父钟爱下在曼谷度过的。在他13岁读完高小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进步思潮也传到了泰国，不屑于过优裕生活的陈子谷向往着祖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偷偷地背着家人回到了祖国，先后在汕头等地读完初中高中。1932年他又来到北平，考人中国大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影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在进步学生中，东渡日本探求新思想之风甚盛，1934年子谷也来到日本，很快就加入东京由一些地下党员组成的“左联”日本分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左联”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1935年秋，子谷被东京警察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出境。他回国后，继续投入国内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子谷一生中的转折点，是1937年底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不久就来到战斗在苏南敌后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1940年是新四军十分困难的一年，国民党当局大肆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停发了新四军的薪饷及其它一切物资，部队经费十分紧张，连将士们的吃饭和穿衣都成了问题。就在此时，子谷收到泰国两个叔叔的来信，说祖父已去世，留下的遗产要作三家分，按照泰国的法律，遗产继承人如果没有到齐，那是不允许分的，因此要陈子谷立即回泰国处理此事。他把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报告给组织上，叶挺军长闻讯，立即同意，并要子谷以叶挺秘书的名义，向泰国爱国华侨界为新四军募捐。
子谷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回到泰国，顺利地完全任务。他从叔叔那里分到了20万元国币的遗产，又从爱国华侨中募集到6万元捐款。当年，他就回到新四军，把26万元全部上交给军部。这笔巨款的到来，顿时使部队走出困境，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衣问题。叶挺军长十分高兴，写了个条幅赠给陈子谷：“富贵于我如浮云”。
“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确实生动地概括了子谷的精神境界。这里还要附带说几句：1956年，子谷又收到从泰国寄来的4万元人民币遗产，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北京市委，而他和家人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
不幸，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调动7个师8万人之众，在新四军北上抗日途中，突然袭击，围攻仅9千余人的新四军。在惨烈的战斗中，陈子谷最终被俘。
不久，他和几百个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一起，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集中营里的勇敢斗士
我是在上饶集中营里和子谷相识的。那是1941年5月间的事。
上饶集中营里的被囚者共700余人。编成6个队，其中有一个队叫“特别训练班”，主要由被俘新四军干部和从地方上抓来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所组成。我和陈子谷一起被关在特训班。共同的苦难生活，很快使我们由相识而发展成相知。子谷比我大7岁，当然是我的大哥，他对我这个17岁的小难友特别关心，我们常常在背地里倾心而谈，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对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新四军干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后来发生的一起震动集中营事件，更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本色。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特务百般折磨被囚者，各种各样的毒刑，没完没了的苦役，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你屈服。同时他们也演出所谓“听课”的丑剧，搬来一些国民党的反共专家和名流，来给“囚徒”们上课，企图以此给被囚者“洗脑筋”，摧毁被囚者的革命意志。这些反共名流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丑态百出，成了我们背后谈话的笑料。这里就不去说它。有一天，集中营里又宣布“上课”，请来的是一个名叫姜移山的人，据说此人是第三战区著名的反共专家，他在讲台上破口大骂“共产党最不爱国，八路军、新四军不打日本人，到处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说了一大通反共八股之后，得意地准备走出会场，不料，队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大声抗议：“姜教官，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共产党是最爱国的，我们新四军在皖南和日本鬼，子英勇作战，繁昌战役，泾县大捷，消灭了大量日军，活捉不少俘虏，我本人都是亲身经历的，……”姜移山听了，一时惊得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这个勇敢的抗议者就是陈子谷。
这种当堂顶撞教官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会场上顿时秩序大乱，特务队长们慌了手脚，特务班队长王寿山狠狠地把陈子谷拉回队列里，匆匆把队伍带回囚房。
我既钦佩子谷，又为他担心。果然，当天下午，子谷被叫到集中营总部，由三战区著名杀人魔王、集中营总头子张超亲自审问，没说上几句，就令几个特务打手把子谷绑起来，押到集中营后的山坡上，长时间的轮番毒打，把子谷打得满身血污，遍体是伤，几乎死去。最后因为他已不能行走，就由几个特务将他装进一个箩筐，抬到了茅家岭监狱，关押起来。
茅家岭监狱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狱中之狱”，专门关押斗争坚决的同志，对他们施以种种骇人听闻的毒刑。子谷由于伤势过重，在囚室草铺上昏昏沉沉地躺了十余日，经过战友们的悉心护理，才逐渐康复。
1942年5月26日傍晚，茅家岭监狱26个被囚同志趁特务管理疏忽，举行了集体夺枪暴动，陈子谷是暴动领导成员之一。他像个勇猛的战士，冲进卫兵室，拿了4个手榴弹，与战友们一起冲出了牢狱。这次著名的茅家岭暴动，是党的监狱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子谷越狱后，又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颠沛流离，终于在1943年8月回到淮南敌后新四军军部。
命运似乎对子谷特别严酷。不久他又一次遭受牢狱之灾。那是1945年9月，日本已宣布投降，时任新四军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的子谷，奉军部之命，秘密前往南京商谈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在中途被伪军拘留，投入苏州监狱，关了近一年，后经过他的坚决斗争和党的营救，1946年7月出狱，回到军部。
在以后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子谷又做出了杰出贡献。1947年1月间的莱芜战役中，他奉命冒着极大危险潜入国民党军第49军营地，与同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军长韩练成秘密会谈。最后韩练成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放弃指挥出走，敌阵大乱，李仙洲集团军6万余人全军覆没。在这次山东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中；无疑有子谷的一份功劳（按：韩练成将军解放后于1950年入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爱国功臣被打成右派
解放后，子谷满怀喜悦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1952年初，他被调到北京，奉命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他和其他几位筹建负责人一起，经过一年努力拼搏，当年底，新中国第一座地质系统的高等学府正式成立。他最初任总务长，后任党委书记、副院长。
1957年春，一场灾难开始向他走来。这年的反右派斗争，最初是以整风形式拉开序幕的。共产党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地质学院也同其它单位一样，经过一再的动员和号召，不少教职员工纷纷对领导的某些不正之风提出批评。前几年地质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曾经出现过某些扩大化情况，整错了一些知识分子，后来虽然都得到平反，但他们心里有些怨气，这些人意见就比较尖锐。作为党委书记的子谷，以为党提出的整风号召是真心实意的，完全不知道“引蛇出洞”的阳谋，在整风会上，他虚心听取教职员工的各种批评建议，认为有些教师意见比较激烈，是由于过去受了委屈，也应当谅解。在一次职工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在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同志，我虽然不知情，也应对此承担责任，现在我代表党委向他们致歉，希望这些同志今后振作精神，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子谷万万没有想到，不久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各系分别抓出一些右派。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上级的部署，违心地加入斗争，内心却十分不安，认为这种做法很不道德。过于真诚的子谷毫不掩饰他的这种心情，一再叮嘱工作人员，抓右派一定要慎重，千万不可整错人。有几个已经被定为右派的人，虽然在鸣放中说话有些过激，也是出于善意，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子谷的这些话引起了某些反右积极分子的不满，认为党委书记“右”了。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转入一个新阶段，提出要反对“温情主义”，不要放过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社论，文中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这篇社论传达了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社论的某些句子，也同三中全会的文件一样。地质学院的一些反右积极分子响应党发出的抓党内右派分子的号召，髓即向党委书记陈子谷发难。
1958年，子谷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是“卖党求荣”，结论上说，一个党委书记居然当众向对党不满分子赔礼道歉，而且自己推诿责任，这不是“卖党”吗？至于“求荣”，结论没有举出任何例子，在子谷的一生中，你能找出哪怕是一点点追求富贵荣华的影子吗？在我国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者照例是没有任何申辩权的，尽管子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也无济于事。
子谷被划成右派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西山参加植树劳动，听了简直不敢置信。据说，消息传到陈毅副总理那里，老总连连跺脚：“陈子谷怎么是右派呢？”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听了，也不断叹气。但谁也救不了子谷，地质学院党组织受北京市委领导，陈子谷的右派问题是北京市委定的案，绝对不可改变。何况右倾“温情主义”离右派并不远，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告诫声犹在耳边，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去给陈子谷说话呢？
子谷被划为右派后，即开除党籍，下放河北地质局所属怀安县右所堡磷矿区劳动。他在劳动间隙，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写申诉信，要求复查他的冤案。结果是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1959年到1961年的农村大饥荒时期，子谷在张家口地区的地质队劳动，地质队与农民接触多，他看到一些村子里浮夸风十分严重，连农户的口粮都被征光，不少农民活活饿死。子谷再也沉不住气了，竟然忘记了自己还是头上戴着右派帽子的反党分子，连续给张家口地委领导写信呼吁。当然，地区的官员们哪会理睬这个已被打人社会最底层者发出的呼声。
1961年，子谷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河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地质大队任副队长。他为寻找金刚石、铜矿、磷矿等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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