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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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良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是甘肃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各地围绕“对敌斗争、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项任务更加扎实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
事实上，通过这个运动，广大农民也都变得十分地“聪明”，遇事也能做到三缄其口了。领导说啥就是啥。
1957年9月29日的《甘肃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赫然刊登一条消息《本省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干旱面貌S…现有水地1500余万亩，平均每人有一亩多水地》。农业部门、特别是水利部门的同志们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事实上，1500万亩水地的目标在50年后仍然没有达到。2008年10月28日，原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盛维德告诉笔者，时至今日，全省的水浇地面积也才达到1400多万亩。
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
上级了解下情和民间疾苦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堵死。干部们愿意对农民怎么摆布，只管摆布就是了。上级说“‘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水引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工程——作者注）能彻底解决甘肃省千百年来的干旱问题”，那就“引”就是了。结果是不计成本、不讲科学，上百万人开到荒山秃岭蛮干一通，工程报废，几万人活活饿死，酿成震惊全国的“引洮工程”事件。上级说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就只管“跑”就是了。领导们号召“大跃进”了，那就一个劲儿地“跃”就是了。地里的粮食收成从几十斤一直“跃”到了几百斤、几千斤，甚至荒唐到几万斤。征购任务随之加码，大幅增加，甚至翻番。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一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
（责任编辑 李 晨）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林贤治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至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由于事物的相关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的事情？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做“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了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编辑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作者系深圳律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地下新闻”的前辈们·郑青如
这里记述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这段时间内，我在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参加新闻战线斗争的一段真实的史实。
筹备出版《新华日报》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当时我在淮南新四军卫生部军医大学担任英语教师，正随部队东进接管苏北敌占区，攻克了宝应、淮安、淮阴县城。9月25日，我正在淮阴后方医院抢救伤员，领导通知我要调回上海另外分配工作，立即出发。说实在的我很不愿离开正在战斗的部队，可是军令如山，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脱下军装，穿上向老乡要来的一件枣红色旧旗袍，随同前来接应我的人一起离开淮阴，乘船从运河南下到瓜洲，过了封锁线，渡过长江到达镇江，搭上京沪列车，潜回上海。
那时，上海已被从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地空运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疯狂接收，正忙着筹备庆祝十月十日国庆节。火车站、南京路、淮海路已搭起了高高的彩牌楼，身穿大礼服的蒋介石半身像到处悬挂。马路上吉普车奔驰，酒楼、舞厅和酒吧内霓虹灯通明，播放着醉人音乐，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新四军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为了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没有武装夺取上海。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认为大城市的宣传阵地决不能丢，决定派遣一批有白区斗争经验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从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进入上海，寻找机会掌握宣传阵地，其中任务之一便是积极准备出版一份党报，公开向收复区的广大读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奉命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我先到理发店烫了头发，换了一身像样的旗袍，然后到南京西路陕西南路口平安电影院隔壁的一家咖啡馆门口去等候。出乎意料之外，来和我接关系的却是梅益先生，我一眼就认出他了。因为他曾是苏北根据地江淮大学的党代表，我是他的学生，两年前在根据地朝夕相处，十分熟悉。那天，梅先生一反他以前灰布军衣军帽的装束，身穿一套深蓝色笔挺的西装，浅蓝色领带，高高的个子，金丝边眼镜，头发整齐油亮，看上去像是一位教授或者银行经理。他高兴地和我握手，进咖啡馆里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梅先生低声传达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任务：“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指示要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要在上海出版一张《新华日报》，等国共谈判一结束，立即公开出报。现在筹备工作正进行，你就是调回来参加这个工作的……”我听了又兴奋，又感到新奇，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
《新华日报》筹备处就在外滩附近一条很狭窄的溪口路（原名朱葆三路）的一座大楼里，租了三四间房，不几天，打字机、纸张、办公室都准备就绪。那时不能公开挂出《新华日报》上海版的招牌，为了掩护和争取读者，我们先借用抗战初期在上海和广州、桂林出版拥有大量读者的《救亡日报》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出版，每天出八开报纸一张。筹备处一共不到十个人，仍由原《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和梅益带领几个年轻人负责编辑采访工作，原重庆《新华日报》经理徐迈进到上海来负责出版事务。我的任务是将外侨办的《大陆报》、《字林西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上可以采用的文章、消息、评论翻译出来，供报纸采用，兼作采访和接待外国记者时的翻译。
《建国日报》1945年10月10日出版，给上海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抗日战争初期它就在上海创刊，在上海和大后方有很高声誉。报上有特色的栏目，是非鲜明，立论犀利，很受欢迎，每天报纸都被抢购一空。梅益和夏衍负责编辑、写社论、看大样，每天来到办公室就坐下来议论当前的形势、需要写的言论，边思考、边下笔，在很短的时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