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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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用生命维护民主法制
2006年6月,青岛。在绿树簇拥、青草盈盈的一片静谧之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人,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父亲束星北的铜像前,留下一张合影。她,就是陪伴父亲半生的女儿束美新。
如今,束星北教授已经成为青岛以至山东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学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
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
1953年,有一天早上,山大物理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门岗指住。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岗竞打开了枪刺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枪刺向外顶,结果连他的外衣也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
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周北屏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这事后,一个人去了校党委,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双方互不让步。束星北站在校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声喊:“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有关领导一方面马上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了人。硬是让校长华岗给压了下去,否则束星北在劫难逃。
在1950年浙江大学“三反运动”中,全国著名的束星北教授没有幸免,为友人受累。
有一天,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星北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见管事的那个人正和一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鼻孔蹿血。
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
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以理相争,甚至准备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他四处呼吁,给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的陈毅,专为处理他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来就是我家的后院子。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
9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有十八九岁,钻过木栅栏秘密来到我家。
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卖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
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
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
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1964年8月9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ll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以束星北的署名,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回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竞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
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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