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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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5）
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做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叫另一位同志干，那位同志说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江西已经有了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因为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
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挨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长期以来，少奇从内心里自愿地把自己融于群众和组织之中，他从来不允许宣传自己，既严格，又完全出于自觉，远远不是谦虚两个字所能概括说明的。而“文革”对他的诽谤侮辱，空前绝后的深入广泛，更使少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绩鲜为人知。
在烽火连天，群雄争首，真伪交织，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么、又为什么被拥戴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呢？对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长征是结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继续进行更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长征”。如果说长征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继续的“长征”，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
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冒死赴险。他一面隐蔽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已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显之难。
少奇与朱理治谈道：
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写了十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受打击，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人的知识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从实践中来的嘛。你相信自己对，有真理，劲头应该更大嘛。总之，就是这么两条。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二是去做群众工作，武装群众，而群众是打不倒的，你越打他，他越革命。如果自己不是错误的话，就不要怕孤立，深入群众是孤立不了的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6）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60～261页。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信》，1937年3月4日。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10倍《刘少奇
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78页。
抗日战争爆发，形势突变。国民党节节败退，八路军东进，陕北的大部分干部力量和武装力量陆续进入华北。少奇抵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坚定地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扩展武装，积极吸收大量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夺抗日领导权。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60、263页。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谁去呢？可谓众望所归，目光又落到少奇身上。又是受命于危难，他又上路了。
经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后，
他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一片蓬勃生机。
在少奇这又一次继续的“长征”中，我们的党，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又一次“回生”了，空前壮大起来。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历史给了少奇一个支点，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确实撬动、启动了全国敌后党组织和全国抗日的高潮。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
今天，关于少奇在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的回忆记述不少，极为珍贵。我们应把其放在整个党的发展长河中看，从全局的广度，以历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
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
延安时期，少奇辅佐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的革命。在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组织方面，做出不可替代的、划时代贡献。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7）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这是我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实力基础。
之后，少奇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各个方面。他突出的重要贡献是组织全国土改和准备新中国政权建设，调度全国干部及筹划建国方略。加上在七大前就由他主抓的党建工作，成为整个解放战争辉煌胜利的内因基础。同时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令人
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基础。
自从与少奇共同生活后，我的确是从他的言行中来了解他。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记忆永远也抹不掉。
新中国成立前后，少奇除了极为关心工人（他主持城市经济和工会工作）和农民（他主持全国土改和农村政权建设）外，也是最关心民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一位领袖。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恢复发展经济。要打倒“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团结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24日。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少奇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重要工商业城市天津。
刚解放的天津，百业凋敝，我们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会管理。在经济中占比例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虽然反对国民党，真诚欢迎解放军进城，但对我党的政策和领导能力心中无底，持怀疑和消极观望的态度，2／3闭门以待，少数携家外逃，致使工商业瘫痪，工人生活无着。我们的干部对此毫无经验和工作准备，甚至束手无策。经过细致的调查，少奇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对于我党在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一次座谈，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的。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
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因为你会管工厂，你还是经理，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你能干好，再加八家，共十六家交给你办，你代表国家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受到极大歪曲和非议。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本就是进化。这进化主要标志是剥削形式的改进，相对封建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剥削当然是进步的。对于正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有功的。“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在当时那样贫困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太发展了，而是太少了，太不发展了”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
“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承认资产阶级的贡献。少奇说，剥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是可有可无，随人的意志就能铲除的。违背规律人为去消灭它，必然还产生新的剥削，甚或自身也将变成新的剥削者。“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