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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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的几位同志去采访玛拉，就直接到了她的家里。那天玛拉和她的儿子阿辽沙，还有阿辽沙的妻子、儿子都在家。我转达了您对他们的问候，转交了您给玛拉的一个装有500美元的信封。他们看到您在信封上亲笔写的“亲爱的玛拉·费德托娃”，非常高兴。我对他们说：光美同志本想选购一件礼物托我带给你们，但我们携带的公务行李很多，路途又这么遥远，带东西很不方便，所以我建议光美同志采用这样的办法表达她的心意，让您自己随意买些东西。玛拉表示完全理解，非常感谢。我在那里注意了他们住的房子。那是一幢公寓楼中的一个单元，有4个房间和厨房、卫生间，中间一个走廊。楼房周围的环境很好，很安静，长有不少树木、草地，交通也方便。虽然由于他们家人口增加，现在已经显得有些拥挤，走廊上也放了柜子等家具，但可以想见，当初只有玛拉和两个孩子住的时候，还是很宽敞舒适的。王光美：少奇同志1960年去苏联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特地去看了孙子孙女，一起照了相。随后不久，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导致允斌和玛拉逐渐失去联系，终于不得不离婚。前几年，阿辽沙曾给我来过信，写得很有感情，说他想来中国，看看他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我也想成全他这个心愿，同意帮助他来中国。可是一到正式办手续，还是不行，因为阿辽沙是俄罗斯现役上校军官，工作的单位是宇航局，从事的又是国防尖端科技，出国受限制。允斌和玛拉的女儿索尼娅，是一位诗人，嫁给了一位美籍俄人，现定居美国。她写过一首长诗《怀念父亲》，写她小时候允斌关爱她的事，感情很真挚。允斌回国后，工作积极认真，业务能力很强。领导和同志们对他都很赞赏，少奇同志也很满意。过了一段时间，一些人开始为允斌介绍对象。先是有人介绍在少奇同志办公室工作的护士小宋。少奇知道后说：“只要他们双方同意，可以结婚，但结婚以后小宋不能继续在我身边工作，否则影响不好。”小宋不愿失去这里的工作，就没有同意交往下去。后来，在一些同事的关心下，允斌和上海姑娘李妙秀同志结婚。李妙秀同志和允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也在苏联留学过，业务能力很强。他们生有两个儿子。1962年，允斌根据我国原子能研制工作的需要，调到包头一个二机部直属的保密工厂，担任研究室主任。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允斌受到株连迫害，于1967年11月含冤自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机部为允斌彻底平反，补开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允斌是我国第一批参加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的人员，具体研究核燃料后处理技术。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著作中有记载。我刚才说，少奇对子女要求很严，但也不是严到不合情理，心里是很疼爱的。曾经听到一个说法，说少奇不顾儿女的爱情，干涉他们的婚姻。事实不是这样，有许多事情是种种因素造成的。刘少奇和儿子毛毛（刘允若）在颐和园（1950年7月）。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4）
毛毛（刘允若）是1931年在上海出生的。当时革命形势严峻，上海的白色恐怖很厉害。1932年冬，中共中央安排少奇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3月，何葆贞同志被敌人抓走，第二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那时毛毛才两三岁，先是被人收养，后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拣破烂为生， 1946年才被地下党组织在苏北发现，送到延安。知道毛毛从小吃了不少苦，少奇和我都特别疼爱他。进北京后，毛毛在101中学读书，1955年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也不知什么原因，毛毛去了没多久，就和同学们闹矛盾，老来信吵着要
转学转系。少奇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给毛毛写了几次很长的信，苦口婆心教育他。少奇是多么希望毛毛在苏联学好本领，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成为有用之才啊！可不久，毛毛又在苏联交了个女朋友，叫丽达。经了解，丽达的父亲在苏联克格勃工作。这时中苏两党分裂，两国的关系正进入复杂多变的时期，所以少奇知道后，就要允若回国。1960年夏，允若回国分配在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工作，但和丽达的关系没有断。特别是丽达，更是紧追不放。刘源：毛毛和我讲过，他认识丽达是允斌的妻子玛拉介绍的，一开始没怎么注意。后来有一次，毛毛在街上遇到一群年轻人打雪仗，他低下头赶紧走，突然一个雪球猛地砸在他脸上，旁边的人哈哈大笑。这时一个女孩跑到他面前，一看原来是丽达。毛毛发现这天丽达在雪景中特别漂亮，就动了心。后来一来二往的，两人坠入情网。毛毛回国后，丽达仍然紧追不舍，用尽各种手段。她专门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寻求声援帮助。谁知这事就真的被赫鲁晓夫利用了。1960年11月，我父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去机场迎接。他在汽车上拿出丽达写给他的信，说：“现在我们两党争论，你们这一代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你们下一代的人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做父母的，对孩子们的事要通融一点。”父亲听了十分恼火：现在两党争论这样激烈，两国关系这样紧张，决不能让孩子们的事掺和进来，尤其是我的孩子！所以父亲认为，这事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生活问题，不能同意毛毛和丽达结合。毛毛性格内向，平时比较孤僻，回国后情绪十分低落，时不时为这事闹。不多久又发生一件事。萧三的儿子阿郎从苏联回国，允斌的妻子玛拉托他带给毛毛一盒巧克力。涛涛刚好看见，就先抓了一块吃。拿起一看，见底托上有字，用俄文写的，说里面有信。再打开，果真在盒底藏了一封丽达写给毛毛的信。大意是说如何如何想念毛毛，要毛毛去苏联，她来中国也行，还说现在两国关系这么不好，只有分别求中央领导人帮忙才能团聚，她已经给苏共领导写了信，要毛毛也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父亲知道后很生气：这不是把特务手段搞到我家里来了吗？他严肃地表示：毛毛要么同丽达一刀两断，要么从中南海家中搬出去。王光美：为了帮助毛毛转变，少奇让他下部队当兵锻炼，后来又要他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要他好好向工农兵学习。可喜的是，毛毛经过锻炼，终于走出感情阴影，重新振作起来，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大家都说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刘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毛被江青点名为“刘允若不是个好东西”，被投入监狱8年。毛毛1974年12月从监狱里出来，是我去接的。刚见面我简直不认识了，只见他神思恍惚，瘦得皮包骨，头发掉了很多。我把他接到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住的地方。头三天他不敢见人，见了人害怕。三天后他又突然失语，想说说不出来，生活上照顾不了自己。冬天里有一次他下楼，正好楼梯上两个小孩转着玩，他一见就紧张，一骨碌摔下去，把两个胳膊摔折了。我闻声赶紧把他背回楼上，又送进医院治疗。那段时间我一直陪他，他慢慢地和我讲了不少事。8年牢狱之灾，使毛毛落下多种疾病。1977年春节期间，毛毛终因窒息性肺炎去世，才46岁。
开国之初
黄峥：少奇同志秘密访苏，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争取到了重要的国际支持。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的支持对新生的共和国十分重要。王光美：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都特别重视同苏联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几天，就正式组成了中苏友好协会，并由少奇同志出任总会会长。本来是准备由宋庆龄同志担任会长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曾随孙中山先生访问过苏联。但后来在同苏联接触的过程中，感到中苏关系不简单，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中
央考虑，以宋庆龄同志的身份、身体状况，她接触的范围，处理起来很困难，决定还是由少奇同志兼任总会会长，宋庆龄任第一副会长。少奇为这个专门去跟宋庆龄作了解释，说这样对工作方便，对你也好。江青在中苏友好协会里挂了个理事的名义，这是考虑到她曾在苏联疗养过很长时间。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少奇向大会作了报告。少奇在苏联时，同斯大林商定了毛主席访苏的问题。早在1948年春，毛主席就曾考虑去一趟苏联，同斯大林会谈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斯大林派米高扬来了西柏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毛主席正式访问苏联。正好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所以毛主席出访的时间定在12月初，以便参加为斯大林祝寿。毛主席亲自安排送给斯大林的寿礼，从山东调了十几吨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后来装了一火车。送这些东西，据说是江青出的主意。毛主席是12月6日离开北京乘专列火车去苏联的。主席走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在毛主席出访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主席的专列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斯大林没到车站迎接。国内对这就有了反映，说我们主席去了，斯大林为什么不接？后来在党内还作了解释。其实斯大林从来不到车站迎接客人。周恩来总理没有和毛主席一起去苏联。中间毛主席打电报来，说要签订一个两国友好条约，少奇就建议周总理去。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这种东西都是由总理一级的领导人来谈判、签字。这样，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也去了苏联。主席、总理这次出访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一件大事。主席、总理在苏联不断将两国会谈的情况和条约内容用电报发给少奇，少奇就在国内做工作配合他们谈判。少奇多次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对条约草案进行讨论，又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起来，反馈给主席、总理。这个条约最后定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条约签订的当天，以王稼祥大使和夫人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后来我问稼祥同志夫人朱仲丽同志：“你当大使夫人在苏联那么长时间，见过斯大林几次？”她说一共见过两次，签订条约那天是第一次。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2月15日少奇在国内也举行了一个宴会，并在宴会前发表了演讲。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外交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二天，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举行庆祝宴会。因为是苏联大使尤金和夫人出的请帖，所以我跟少奇一起出席了。那天江青也去了。少奇秘密访苏那次同斯大林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中苏两党的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负责就近联系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共主要负责联系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根据这个分工，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两个国际性会议决定在北京召开：一个是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一个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国际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筹备都是在少奇的指导下进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是11月16日开幕，12月初结束的。这个会议是世界工会联合会召集的，来出席会议的有31个国家的100多位工会领导人。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少奇名义上是世界工联副主席。赛扬来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去苏联，就出面在颐年堂宴请了一次。少奇、陈云同志都出席了。当时少奇同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陈云同志是主席。因为有赛扬夫人在，我和于若木同志也出席了。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开幕的时候，少奇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赛扬这个人很傲气，在会议进行中间，同一些代表发生了矛盾。后来少奇出面调解了。少奇为这件事同斯大林有几次电报往来。
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1）
黄峥：这段时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代表团应邀前往。光美同志，请您谈谈少奇同志这次访苏的情况。王光美：少奇同志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第一次公开、正式派代表团参加外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苏共的这次代表大会十分隆重。它的上一次代表大会还是卫国战争前开的，到1952年隔了13年了。这次大会要调整党的领导结构，制定新的路线，还要更改党的名称。这时它的正式名称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