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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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难办，中共胜利可能比南斯拉夫更难办。斯大林也曾针对中国党说过“胜利者是不被审判的”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杯酒更是不能喝。少奇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起没有接受这杯酒的事。毛主席说：“不接是对的。”主席还高度赞扬少奇此行成功。少奇同志这次是秘密访问。当时国际形势复杂，中苏两国政府对此严格保密，没有做任何公开报道。8月14日，少奇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以苏联原铁道部长柯瓦廖夫为首的第一批苏联专家，也同车来中国。途中，少奇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并安排一部分苏联专家在东北工作。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人民民主专政、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一事只字未提。少奇这次访苏我没有同行。少奇回国后，装有出访材料的公事包长期交给我保存，里面有电报稿和苏联各单位介绍情况的记录打印稿，所以我对少奇访苏的情况略知一二。现在，这些材料已经全部交中央档案馆。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2）
刘少奇、王光美在中南海（1949年秋）。
还是在7月里，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我带着孩子们搬进了中南海万字廊。万字廊在中海的西侧，同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紧邻。7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曾到万字廊看我，问了少奇的健康情况，说了些笑话。主席告诉我：少奇快回国了。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许多在北平的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少奇下车后还很新式地拥抱了我。
这时党中央已经迁入中南海办公。少奇就直接回到了中南海万字廊家里。一到家少奇就同毛主席联系，不多一会就走去菊香书屋主席那里汇报。从主席处回来，少奇很高兴，对我说：“受表扬了。”少奇带回来一些洋娃娃、衣服之类的小礼品，我把它们分给了周围的一些孩子。少奇带给我一条丝质的裙子和一条深蓝格子的围巾。后来毛岸英、刘松林结婚，我把裙子送给了他们，围巾我一直留着。
允斌、爱琴从苏联回国王光美：少奇在苏联期间，还把正在苏联学习的大儿子允斌和大女儿爱琴接到身边团聚，同时抽时间接见了其他中国留学生，了解他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这批学生大多是中共领导人的孩子，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朱老总的女儿朱敏，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同志的儿子陈祖涛等。少奇发现这些中国孩子长得瘦小，很是感慨，对他们说：“当时我们以为延安生活苦，所以把你们送到苏联，没想到遇上苏联卫国战争，生活条件还不如延安。延安在大生产运动后能吃饱，你们吃苦了。现在苏联的生活、学习条件好了，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服务。这次能回去的跟我回去，其他人等毕业以后回去，祖国更需要你们。”少奇从出访津贴、礼品中拿出一部分分给这些孩子，让他们添置一点衣服，还给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孩子一人买了一块手表。蔡博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学生，面临毕业。这个学校是军事院校，专业内容是保密的。蔡博年龄大一些，比较成熟，曾获得斯大林奖学金。他悄悄找少奇同志，说想这次就回国，但他学的是国防保密专业，还被苏联有关部门安排搞科技情报，所以怕苏联方面不让他回国。少奇当然希望这些学生都回国工作，因为新中国急需经济建设的人才呀！少奇同志于是专门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说蔡博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烈士的孩子，想回国工作，请特殊批准。马林科夫批准了，所以蔡博就随少奇一起回国了。尽管如此，蔡博一路上都很紧张，怕苏联克格勃截他，火车沿途停站，他不敢下车，到了中国东北境内才下车。蔡博后来留在鞍钢工作。有鉴于蔡博的情况，少奇要允斌离开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允斌、爱琴是1939年随周恩来同志的飞机去苏联学习的。他们的母亲何葆贞烈士，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允斌是1924年在安源出生的。当时，少奇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这年底，党中央有关部门调少奇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孩子怎么办呢？少奇说：“搞革命，孩子带在身边不行。再说，革命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孩子跟着我们也很危险。”他做通了何葆贞同志的工作，决定托他的哥哥刘云庭，将允斌送回宁乡老家抚养。爱琴是1927年春在武汉出生的。这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武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革命处在危机之中。党中央决定在武汉的领导同志尽快疏散。少奇同志和何葆贞同志都要转移。经再三考虑，他们决定将爱琴暂时托付给爱琴的奶妈抚养。因为他们对这位奶妈的根底比较了解，觉得她为人厚道，对孩子有感情。他们打算，先通过亲戚朋友经常给奶妈一些补贴，待将来形势好转再来接孩子。可谁知，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全国形势逆转，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武汉陷于白色恐怖。没过多久，对爱琴的抚养补贴不得不中断。爱琴在武汉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大后方的形势相对稳定。1938年，党组织几经周折在武汉找到爱琴，用几十块大洋将她赎出，送到延安少奇身边。不久，允斌也被从老家湖南宁乡接到了延安。1939年，正好周恩来同志因右臂骨折要去苏联疗伤，经中央同意，允斌、爱琴便跟他去莫斯科学习。黄峥：据我了解，这次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去苏联治病的还有陈昌浩同志，同行的有邓颖超、王稼祥同志。随同去苏联学习的除允斌、爱琴外，还有周恩来同志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同志的儿子陈祖涛，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共六位。王光美：少奇同志1949年秘密访苏的时候，允斌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刚进去不久。爱琴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相当于中专，已经毕业。少奇和允斌、爱琴已经10年没见了。这10年中间变化很大。少奇平时工作很忙，当时的通讯条件又落后，所以互相都不太了解。少奇出国前，特意带了几张我和涛涛、丁丁等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我记得是进城后在香山照的。少奇对我说，他去苏联后要向允斌、爱琴介绍一下我，告诉他们：“光美文化水平高，一定会对孩子们有帮助。”少奇同志在苏联详细询问了允斌、爱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时允斌还没有女朋友，爱琴正值中专毕业，已经怀孕。爱琴向父亲介绍说，她的男朋友费尔南多是西班牙烈士的后代，正在读大学，并给少奇看了照片。少奇同志没有见费尔南多。他让女儿考虑：你是留在苏联上大学，还是回国上学？如留在苏联，将面临孩子的哺养、住房、生活费等一系列问题；要是回国，费尔南多愿意去中国吗？他能克服语言障碍、适应中国的环境吗？这个决心，少奇要爱琴自己下。其实，少奇在去苏联前，就在和允斌、爱琴的通信中谈过这个问题。少奇在信里告诫说，不同国籍的人结婚，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定要慎重。爱琴经过考虑，最终选择了回国，费尔南多不来中国。少奇很快捎信告诉我，爱琴可能同他一起回国。当时我们还住在香山。我马上腾出一间房子，打扫干净，准备留给爱琴。可没多久，中央通知领导同志搬进城里中南海，我们家在中南海的万字廊。到万字廊后，我又重为爱琴安排了房间。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那天，我带着毛毛（刘允若）去接站。我找到爱琴，把毛毛介绍给她。这是他们姐弟俩第一次见面。爱琴回国后，需要有个单位先安顿下来。少奇亲自过问这件事，最后确定安排她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担任俄语教师。我去为爱琴办好了有关手续，包括转共青团员的组织关系。爱琴12岁离开中国去苏联，在那里生活了10年，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这时连自己的中国名字都写不好。考虑到这一情况，又专门请了一位老师为她补习中文。当时还没有发行人民币，工资按小米计算。中学教师的工资是每月800斤小米。因为爱琴是半天教课，半天请老师补习中文，所以只发400斤小米，另外400斤给为她补课的老师。1949年底，爱琴就要生产了。我刚好几个月前在北京医院生下平平，于是，忙替爱琴联系住北京医院。我送她住院，陪她进产房。整个生产过程，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安慰她。爱琴生了个儿子，取名索索。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少奇同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爱琴继续学习提高，再次为她联系，使她得以进入第一期人民大学计划系。为了让爱琴安心学习，我将索索交给我母亲办的托儿所照顾。我的女儿平平也在那里。爱琴上人民大学不久，有一次带回一个叫苏红的同学到家里来玩。见到爱琴的同学，少奇挺高兴，同她们说了会话。苏红向少奇谈到她的父亲，碰巧少奇在延安时认识这位同志，还通过信。后来爱琴又带苏红来家里玩过几次，我都见了她们。少奇同志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空顾及孩子们，但他还是尽量挤出时间，关心他们的成长。确实，当时爱琴比较年轻，从苏联回来的时间不长，对国内环境一时不能很好适应，有些方面不够成熟，生活当中有些毛病在所难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经过几年努力，爱琴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天少奇一听说爱琴入了党，特别高兴，饭也多吃了，父女俩说了很多话。黄峥：爱琴是1949年8月同少奇同志一起从苏联回国的。允斌因为没有毕业这次没回来，他后来的情况怎样？王光美：允斌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后，认识了同班同学玛拉·费德托娃，并于1950年结婚。1951年他们夫妻来中国度假，住了两个多月。我在万字廊给他们专门准备了一个房间。1952年5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苏苏（苏联名字叫索尼娅）。1952年10月，少奇同志应邀参加苏共十九大，再次去苏联。在莫斯科，少奇同志去了允斌家，见到了小孙女和允斌的岳父母，还一起合影留念。允斌的岳父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红军战士，当时在莫斯科一个区的检察院工作，岳母是教师，玛拉是他们的独生女。这年11月，少奇有病要去苏联南部休养，毛主席通知我去陪伴他，这样我也去了苏联。在莫斯科，我也去看望了允斌一家。两年后，允斌和玛拉又有了一个儿子，叫辽辽（苏联名字叫阿辽沙）。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他下决心回到中国，分配在二机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允斌曾努力动员妻子玛拉一起回来，但因为玛拉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又是独生女，终于没有和允斌一起来中国。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3）
允斌这孩子是很好的一个人，学习、工作都很出色，对家庭也很负责。回国后，他和玛拉夫妻两地分居，依然千方百计关心妻子、孩子的生活，经常给他们寄钱。当时科学家王淦昌同志在苏联工作，有两个孩子在国内，常要从苏联往回寄钱。允斌和王淦昌同志原本就认识，又是同行。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商定了一个互利的办法：允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由王淦昌同志在莫斯科直接交给玛拉，王淦昌同志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由允斌在北京直接交给他的家人。这样省却了互相寄来寄去的麻烦。刘少奇和儿子刘允斌在北京西郊农村（1951年8月
）。
当时我们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特别紧缺，像允斌这样在苏联名牌大学获得学位的，就是一名专家了。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很赏识允斌的业务才能。他每次去苏联开会、出差，都尽量带上允斌，也算顺便照顾他们夫妻见面。可随着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两国交往减少，允斌也就很难有机会去苏联了。宋任穷同志很同情允斌，便拨了一笔安家费，让允斌为玛拉和孩子在莫斯科买下一处住房。房主用的是允斌（即克里姆）的名字。事后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在一次出国时，把外交部发的外汇补助交给驻苏大使馆，为允斌还了那笔安家费。那处房子我没去过，听说还不错，你不是去过玛拉家吗？黄峥：是的。前不久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同志去采访玛拉，就直接到了她的家里。那天玛拉和她的儿子阿辽沙，还有阿辽沙的妻子、儿子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