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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着名将领-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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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原来设想,刘、邓大军大别山区落脚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因为过去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大别山建立过根据地,
  可在延安毛泽东却想象不到,此刻的刘、邓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无论天时还是地利,似乎都不在刘、邓这一边。
  大别山位于淮河以南,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中下层指战员基本都是北方人,对大别山的自然环境很不适应。当时战士就说“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改吃大米,加上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国民党军粘的又紧,双方几乎天天有接触,战士们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要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
  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就连共产党过去依仗的“人和”——发动群众,似乎在大别山区也收效不大。
  刘、邓所部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共产党军队转移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当地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实行了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
  另外,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大别山附近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群众的策略很难奏效。
  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更难对付,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深受其苦,掉队的伤员和留下来的伤员往往被其以残酷的手段加以杀害,部队行军还要带着伤员,自然影响机动速度。
  白崇禧的计策果然毒辣,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找不到刘、邓大军的主力,就找伤病员,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以此来打击解放军的士气。弹药奇缺,过去靠打胜仗来补充兵员和武器的方法不灵光了,国民党军猬缩在一起,解放军吃不掉。粮食补给也发生了困难,战士中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
  1947年12月,刘、邓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3个纵队6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白崇禧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一部北渡淮河,向国民党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创建新根据地,调动敌人。
  后来据战史资料披露,刘邓大军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在14万人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等到了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剩下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
  比较解放战争的全局: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解放军野战部队总数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降为不足15万。
  几组数字的比照,一方面说明刘、邓大军为全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刘、邓指挥全军靠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觉性,以及不避艰险、无私无畏的精神,终于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也说明,白崇禧在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基础上,还是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3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向中央建议转出大别山。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2)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部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刘、邓最终突出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延安也失而复得。国民党尽管取得了战役和战术
上的局部胜利,但在战略全局上,却棋输一招。
白崇禧耻与刘峙为伍
  1948年10月底,东北廖耀湘兵团已被解放军消灭,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不顾反对,又匆匆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非要“再试最后一次”不可。
  白崇禧在汉口华中“剿总”总司令部里,一筹莫展。
  设在汉口三元里华中“剿总”总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有一小门通到白崇禧的私
邸,这里以前曾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表面上看,白崇禧能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宋希濂、张轸、张淦4个主力兵团,可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7军、第46军和第48军才是桂系的基本力量。
  白崇禧一向反对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曾规劝过蒋介石。解放军刚取得郑州、济南战役的胜利,士气正旺,必欲将国民党军所剩精华一鼓成擒。他认为,必须将兵力撤回部署在蚌埠一带,利用交通线短捷,调动补给灵便,以内线作战姿态击破共军,全力守住长江,才能避免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命运。
  无奈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为了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调防到徐州,曾打算让白崇禧任华东剿匪总司令,可又怕桂系力量由此坐大,将原本属于华中总部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另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心腹将领刘峙指挥作战。
  阵前移帅,素为兵家所忌。况且刘峙的为人,也深为白崇禧所不齿。
  刘峙是蒋介石的亲信,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城,刘峙捏造情况,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叶挺当时就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战时期,刘峙就被人讥为“长腿将军”。“七·七事变”后,刘峙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刘峙未遇强敌,不战而退,从防地保定一路南逃,遭日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刘峙率残部再次往南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刘峙“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更有甚者,刘峙甚至险些将白崇禧的座机击落。蒋介石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峙为了让街面肃静,竟然发假的空袭警报,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崇禧的座机先到,被自己防空部队的高射射击。白崇禧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刘峙才想起尚未通知防空部队。
  此刻,刘峙任徐州“剿总”司令,也颇遭人非议。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 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白崇禧曾命人收集徐州周围的情况,其中在山东临城的一张传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上以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口气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白崇禧觉得,传单上的话虽然粗俗,但却也贴近事实。刘峙在徐州的命运绝不会像薛岳和顾祝同,结局只会更惨。
  蒋介石重用刘峙这样的蠢材,战局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白崇禧最后还是面谒蒋介石,以自己能力有限,且战区辽阔,不便兼任为由,坚辞不就。
  后来,蒋介石又让陈诚来指挥,陈诚称病;再让宋希濂来指挥,但宋希濂感到徐州的几个兵团都是蒋的嫡系,平日里飞扬跋扈很难指挥,也请蒋介石另选他人。最后蒋介石只得把正在东北葫芦岛的杜聿明紧急调回徐州。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了徐蚌会战的战场,果然兵败被擒。
  果然,淮海战役后期,刘峙因指挥无能而被蒋介石撤销了职。
  白崇禧虽未就徐州之职,却也为解徐州之围出了力,指挥华中总部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可惜刘伯承机警异常,看见情势不对,下令迅速退却,一日夜北退两百华里,从容逸去。
  老蒋想把华中总部的精锐派往徐州,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只是派手下的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然不出所料,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包围歼灭,而留守华中的桂系主力却丝毫未损。
  如果白崇禧当时放弃华中防地,亲率桂系精锐赴徐州参与淮海战役,中国历史是不是就可以改写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他的对手是高超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艺术的毛泽东,是“论兵新孙吴”的刘伯承,是果断决策、精心谋划的“百胜将”粟裕。
  而他的上级和同僚,则是犹豫不决,朝令夕改的官僚政客,如被歼灭的邱清泉所说,是混蛋的国防部,糊涂的老头子;两相对比,焉能不败?
推崇毛泽东《论持久战》(1)
  1948年8月初,国民党中原会战的失败,蒋介石主持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
  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承认两年多来兵员损失300余万,武器弹药也损失不计其数。
  有人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现在他们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我们遭到如此重大损失,这个仗还怎么再打下去?”
  蒋介石把两年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虚晃一枪,不做检讨。
  白崇禧心想:你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亏你还在日本学过军事,甭说是步兵指挥官,说你是步枪指挥官也未必合格。打胜功全归他,打败了仗全推的干干净净。
  轮到白崇禧在大会上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
  “宜川一战,胡宗南的刘戡部5个师全部被歼。洛阳一战,邱行湘被俘;豫东一战,区寿年兵团的6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9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一战,康泽被俘,战略要城襄阳丢失。抗战后剿共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5:1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
  接着,白崇禧又提出6条“戡乱”建议,其中有一条是专门对着蒋介石来的。他愤愤地说:“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超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全场掌声大作,热烈拥护。蒋介石微笑着,也拍了两下手,回到官邸就大骂白崇禧“居心叵测”。
  会议期间,郭汝瑰把一本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印的《目前的战略问题》附在文件后面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节选本,阅过感到“很高明”,遂批上“印发”二字,作为大会学习材料。
  与会者中有人读过毛泽东的那两本书,翻开发给的《目前的战略问题》,目瞪口呆,惊愕地窃语:“简直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大会了。”
  白崇禧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也是颇有研究。
  太原失守后; 白崇禧在重庆期间,曾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以其科学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准确的预测而闻名于世。《论持久战》发表时,抗日战争爆发只有10个月,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趋势和前途议论纷纷,哀叹“亡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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