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着名将领-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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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打掉了蒋鼎文的司令部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1937年9月，就曾在给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仿佛要验证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在抗日战争后期，蒋鼎文由于狂妄无知，果然打了一个大败仗。
1940年冬，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副手是被河南人民称之为“水、旱、黄、汤”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能与水灾、旱灾、黄河之灾并列，汤恩伯的为人可想而知。
蒋鼎文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与汤恩伯不和，但在对河南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是一致的。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
在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不仅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5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
“1944年，河南人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
在战役开始之前，蒋鼎文在洛阳召高级将领会议，对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进行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均未谈起，只是要求各集团军、各军官长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尽快向后方转移。
会上，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主张主动出击的建议。而在蒋鼎文看来，自1941年5月中条山大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3年之久，日军未突破第一战区南岸防线，都是因为他部署的坚强防线，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第一战区的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就行了。
蒋鼎文集中4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至少25万人马，迭次配备于约200公里的黄河南岸，广大后方几乎无机动兵力。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蒋鼎文竟然将自己的战区长官部置于黄河岸边的洛阳城。
这是一个很初级的错误。蒋鼎文想的很简单，以为这样便于在第一线指挥河防作战，自己同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可以鼓舞士气。他混淆了指挥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数十万名将士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如何统一协调的作战？
尽管蒋鼎文与汤恩伯有隙，大敌当前本应和衷共济。但当汤恩伯兵团在河南中牟、许昌地区与日军血战周旋，几乎吸引了全部日军主力的20天时间里，蒋鼎文的11个军却按兵不动，一直蹲在黄河南岸边，向北静待，坐等日军进攻。
末几，日军少部机械化部队渡过黄河，蒋鼎文的指挥部因离前线太近，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便于5月6日就撤到新安。10日半夜，惊慌失措的蒋鼎文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从新安向西南撤退，通过洛宁进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眼睁睁看着日军大部队围攻孤城洛阳。
5月25日，洛阳陷于日军之手。至此，38天之内，在蒋鼎文的“指挥”下，国民党军丢失开封至撞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
总指挥部逃入深山，聚集在洛阳附近的河防各军群龙无首，乱做一团。渑池以南的翟涯小镇，竟聚集有国民党的3个集团军总部和4个军部！
在西撤途中，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在陕县秦家坡时一带的麦田里，被追击而来的日军乱枪当场打死，他的特务营也全部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第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高级将领多人。
豫中战役是整个豫湘桂战役的开端，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大溃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鼎文的指挥不当。3个星期内，日军就实现了战役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
在接下来的长沙守卫战中，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鉴于蒋鼎文的长官司令部被敌打掉，使一战区陷入大混乱的教训，为防万一，决定将第九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蒋鼎文也算从反面给中国军队上了一课。
蒋介石对第一战区失守郑州、洛阳，兵败豫中，极为震怒，责令蒋鼎文辞职，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之职。1944年7月初，交割了司令长官职务的蒋鼎文回重庆，到军事参议院坐了冷板凳。不久，蒋鼎文索性脱去陆军二级上将的戎装，去商界赚大钱去了。
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三大伟人”
蒋介石虽然削去了蒋鼎文和汤恩伯的军权，可毕竟是自己的嫡系。不久汤恩伯就在军界另有任用。而蒋鼎文既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而且又是穿过黄埔系的黄马褂子，也必定会找个机会，重新启用。
果然，在解放战争中期，徐州的“剿共司令”顾祝同因升任参谋总长，原职位空缺，蒋介石便又想起了蒋鼎文，要他继任徐州“剿共司令”。这次蒋鼎文倒是颇有自知之明，自忖
并非刘伯承、粟裕的对手，干脆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顾祝同也以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为由，劝蒋介石另选他人。
最终，“长腿将军”（言其善于逃跑）刘峙被选中。刘峙遇事迟疑，本不堪委以重任，但以蒋介石的用人标准，终究忠信可靠。刘峙更加无能，以至于有后来的徐蚌会战之败。
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蒋鼎文大概是跨入商界，跳出军界圈外的缘故，对老对手毛泽东有了重新的认识，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突然在美国发表谈话，声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为“当代中国之伟大人物”，异想天开地鼓吹，为了中国的前途，此三人应“携手合作”！
陈嘉庚何许人也，能与毛泽东、蒋介石并列？
陈嘉庚是一位爱国华侨，对祖国的抗战贡献很大，在海外华人中影响力极大。他老人家曾公开抨击美、蒋勾结，阴谋策划发动中国内战，并曾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蒋鼎文小传
蒋鼎文，字铭三，189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14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1921年5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营长。1925年后任国民革命军副团长、团长。1927年任南京警备团团长、浙东警备司令兼第1军第1师长和宁波市公安局长。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升任第2军军长，参与指挥“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受到沉重打击。1933年率兵15万镇压福建事变，后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安省主席、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944年因对日作战失利，引咎辞职
。抗战胜利后，弃官经商。1948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3月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在台湾因病去世。
为刘伯承资助路费
“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毛泽东评邓宝珊
早在大革命时期，邓宝珊就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广泛接触，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浓厚的友谊。1938年，当毛泽东听说邓宝珊将军路过延安的消息后，即对其热忱挽留，备宴接风
，从此开始了俩人数十年的接触和交往。其间，有抗战时形成的合作，也有内战时的两军对垒。当邓宝珊被迫参加内战时，他那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次女在临终前向他请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使他深有所悟。在北平和战不定的关键时刻，他积极促成傅作义高举义旗，走向一条光明之途。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功的人员，毛泽东是不会忘记的。早在1944年冬，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就这样写到：“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邓宝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与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成为知已，并极力促成了刘伯坚与王叔振的婚事。当二人结婚时，邓宝珊是其主婚人。这一天，国共两党都有许多著名人物前来道贺。他们中有于右任、冯玉祥、史可轩、续范亭、吉鸿昌、杨虎城等人。
大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后，邓宝珊仍然忠诚于与共产党人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行动，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脱离危险。无独有偶，这时他又一位姓刘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打了一次“交道”。
1927年5月，刘伯承于泸顺起义失败后，率参谋韩百成、周国淦逃出了四川，取道西安，准备前往武汉。6月中旬，刘伯承一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安，投宿于秦中旅馆。这时，刘伯承身上带的钱已经用光了，仅有的两块银元作了住房抵押后，剩下的只是几个铜角了，恐怕连吃顿饭也不够了。刘伯承让大家上街转一转，或许能碰到熟人借点路费。于是3个人一起出动到街头四处转游了半天，没有遇到熟人。但刘伯承从一张布告上发现了一位与其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名叫于宝轩，现任西安军法处处长。于是，设法找到了他，说明情况。
于宝轩对刘伯承十分敬仰，但苦于自己也没有什么积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出主意说：“可以找邓宝珊将军借一点。邓军长是老同盟会员，好交朋友。伯承兄是国民政府特派员，又是新任命的整编15军军长，早已名声在外，想必会得到邓将军解囊相助的。”刘伯承说：“好，可也只有请于处长代为转达了。”随后，于宝轩找到邓宝珊的秘书长转达此意。这时，恰好邓宝珊在陕西。当他听完秘书电话汇报后，当即指示秘书拿出600银元送给刘伯承，并写信让有关部门开通行证，以便行走。
刘伯承接到银元和路条后，非常高兴，深为邓宝珊的雪中送炭所感动。由于刘伯承急于前往武汉，西安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不便久留，没有来得及与邓宝珊会面就匆匆上路了。刘伯承与邓宝珊都为这次未能会面而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还念念不忘此事，专门找到邓宝珊。这时刘伯承的视力已不大好，他拉着邓宝珊的手紧握一阵之后，又伸手把邓从肩上摸到了腰部，连声说：“邓先生，多谢您，多谢您！民国十六年在西安遭受困厄，多亏您帮了大忙啊！”邓宝珊忙答：“就那么点小事，您还一直记挂，那是我应当做的嘛！”
在后来的岁月中，邓宝珊同情共产党人的态度始终不变，经他帮助和营救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不与红军为敌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准备经甘肃进入陕北根据地。当红军到达四川时，蒋介石严令驻地的嫡系和杂牌部队全力堵截红军。惟独邓宝珊持消极态度。
这年夏天，红25军团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进发。邓宝珊授意驻会宁、庄浪、隆德等县的新11旅，撤回县城，任由红军从城外绕过。其中仅驻隆德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经接触，就撤回了城内。同年9月，中央红军由岷县进入甘肃中部，红军突破固原——平
凉一线封锁，从环县、华池进入陕北。这次，邓宝珊所在的新1军防区也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1936年夏，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入甘，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要邓宝珊亲到定西督师，以其新1军的两个旅在定西、靖远、会宁一线堵截红军。当时，新10旅第1团住在马营镇，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就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接火即撤。后来该团全部撤回定西城。在会宁会师的红军，曾派出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东山一带部分阵地。新10旅第1团3营营长李彦和轻举妄动，自己率部出击，被红军击退。第二天，邓宝珊由兰州抵定西，下令固守阵地，不准出击。红军方面并不打算进攻定西，双方互不相犯。红军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便撤走了。
新10旅第2团随旅部驻靖远，集结于县城内。9月上旬红军到达岷县后，该团团长王五田奉朱绍良指令，率领第2营进驻城南七十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11旅互为策应。10月11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立即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