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着名将领-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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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第1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先遣骑兵侦察队600人抵达西宁。次日，第1军第2师5团在副军长兼2师师长王尚荣率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
　　马步芳先其进入新疆的骑5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因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从来没做过好事的马鸿逵（1）
　　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任务，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
　　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两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毛泽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使生灵尽量少遭涂炭，曾对西北解放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
　　1949年8月6日，也就是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的两天之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其中说：
　　“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此时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统帅4个军。另一支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第81军。
　　马鸿宾虽是马鸿逵的堂兄，但关系一向紧张。马鸿宾抗战时期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俘，受到彭德怀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德怀的信带给了马鸿宾。马鸿宾不但未刁难这个团长，反而奖给他一匹马。
　　果然，马鸿宾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便有了起义的念头。但顾虑重重，怕起义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杨得志派64军军长曾思玉为全权代表，向马鸿宾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只要81军起义，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和私人财产的安全。
　　9月19日下午7时，军长曾思玉代表解放军第19兵团，与马惇靖代表的国民党第81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第81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2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官至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统一事业作出过许多有益贡献，1960年10月20日，在兰州病逝，得以善终，此是后话。
　　而马鸿逵则不然。
　　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被称为“宁夏王”。
　　马鸿逵主政宁夏伊始，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12000人，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不久就壮大至数万之众。
　　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建议加大进剿红军的力度。同时，马鸿逵将全省划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
　　整个8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战8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8年土皇帝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庆的时候，马鸿逵却痛心疾首地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国不亡于日本，要亡于共产党！”
　　基于对马鸿逵的了解，1949年9月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又对解决马鸿逵作了具体指示：“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做过好事，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本未丧失，但实际执行起来恐怕有困难。”
　　马鸿逵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此次又得蒋介石的数百万银元军饷，已经表示要“死守宁夏”，和平解决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况且前不久的兰州战役时，解放军曾与马鸿逵的11军在固原激战，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此时马鸿逵深感大势已去，自忖手下不到7万之众，不是杨德志的对手，却又不甘心失败，他一面对外宣称：“虽留一兵一卒，也必须作战到底”，一面却在准备逃离银川。
从来没做过好事的马鸿逵（2）
　　9月1日，马鸿逵借口飞出席国民党紧急军事会议，乘飞机离开银川去重庆，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马敦静。马敦静根据马鸿逵的命令，于9月5日在吴忠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放水、放火、打光”的死守计划。
　　9月9日，杨得志第19兵团兵分三路，挥师宁夏，很快突破第一道防线，进逼第二道防线——中卫和中宁两大重镇。
　　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
　　9月19日11时，解放军第64军的两个师，分左右两翼，向金积一线猛扑，揭开了金灵之战的序幕。与此同时，解放军第63军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两岸北进，直指银川。
　　马敦静一面令工兵炸堤放水，将数十里黄河河堤崩裂坍塌，企图用洪水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一面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逃往重庆。
　　相约死守银川的马鸿逵父子俩，却在重庆见了面，二人相对而泣。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到猢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我军发出求和电报。到了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此时的马鸿逵仰面惨笑，继而嚎啕大哭。
　　9月23日下午，宁夏兵团代表与解放军19兵团达成《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至次，“宁夏王”马鸿逵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土崩瓦解。
解放军提前接收银川城
　　马鸿逵在选将的时候，能不能打仗倒还在其次，关键标准是看部将对马家是否效忠。
　　生死关头，马鸿逵父子把众将撇下，只顾自己逃命，让留守火线的部将甚是心寒。于是，在宁夏战役后期，马家军的官兵，甚至军、师级的高级将领，主动与解放军接洽，联系投诚的人络绎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说宁夏兵团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在看了解放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后，竟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协议内容。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订后不久，杨得志就接到报告，说马家军宁夏兵团的贺兰军和11军已经自行溃散，失去控制。鉴于宁夏方面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解放军亦不能按和平协议条款处理宁夏兵团，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新华社撤销了原拟9月24日公布《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全文的决定。
　　兵败如山倒。宁夏兵团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柏祥见部队失去控制，怕不好向解放军交待，便于9月23日赶到吴忠堡，执意要面见64军军长曾思玉。他们介绍了银川城内的混乱情况后说：“银川城正处于水火之中，数万父老民众都盼望解放军能早日入城，请曾军长尽快发兵，制止骚乱，控制局势。”
　　由于此事关系到和平解决宁夏的政策问题，曾思玉军长没有立即答应。在马全良的多次请求下，曾军长打电话向杨得志司令员汇报了情况。
　　电话那边传来杨得志司令员的声音：“和平解放宁夏的协议刚签订，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25日接管银川，我们一定要严守信用。”
　　曾军长放下电话，向马全良、王柏祥转达了杨司令的意见，并劝他们回去设法维持部队。马全良、王柏祥二人坚决不回，他们认为：“在中宁签署的协议虽然规定了接收银川的时间，但现时情况有变，大军为拯救百姓提前入城，并非是失信于人，怎会遭人非议？”
　　见对方言之有理，于是曾军长再次给杨司令打电话。当杨司令了解到马全良不能代表宁夏当局时，第二次答复解放军仍不便提前进城。
　　马全良和王伯祥坚持认为，现在只有解放军提前进城，才能控制住局势，减轻他们无法承担的责任，否则一旦出现可怕后果，他们将会成为后人唾骂的罪人。
　　曾军长本来也希望早日入城，经马全良和王伯祥又一番苦劝，终于第三次给杨得志司令员打电话，再一次重复二人的请求。
　　杨得志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说道：“我们不能首先破坏双方协议，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又说：“如果宁夏当局能正式向我军提出这个请求，或者组织银川各界代表出城迎接，我们才好考虑提前进城。”
　　此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接到马鸿宾请求解放军入城的急电，指示杨得志答应对方的请求。在此情况下，杨得志司令员即令19兵团64军提前进入银川。
　　9月23日晚，解放军第64军军长曾思玉命所属第191师第572团为先头部队，连夜冒雨由仁存渡过黄河，乘车进入宁夏省会银川。
　　9月26日凌晨，第19兵团主力在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4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马步芳、马鸿逵小传
　　马步芳，字子香，上将军衔。1903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82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40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
　　1949年8月25日，马步芳在兰州战役失败后飞逃重庆，因“擅离职守”，受到国民党“撤职议处”。1950年，马步芳以3000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转去沙特阿拉伯。1957年获得台湾驻沙特“大使”一职。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马鸿逵，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