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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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持和平与稳定；国共两个带枪的政治力量正处于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毛泽东在1945年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中间派……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4页）国民党为了标榜从训政向宪政的过渡，也为中间派政党的合法化打开了一点门缝。
1941年3月，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亦加入该组织，时称“三党三派”。1944年9月，该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到抗战胜利时，“民盟”已经迅速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拥有三千名盟员（大都为知识界精英）、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
“民盟”是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阵线，但从罗隆基起草的政治报告及纲领来看，其中心理念和架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由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及三民主义的各种国内外政策大同小异，因此“民盟”没有标榜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强调“中间路线”。张东荪1946年在天津青年会一次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或者按照“民盟”政治报告的说法，“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载《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美苏“冷战”的帷幕落下后，国共两党的热战随即大打出手。“民盟”的“中间路线”走不下去了，“中间派”自身也发生了分裂。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以及阶级路线的观念，倒向“新型民主”一边，或者按照对民主自由“多少有无”的掂量，倒向“宪政”一边。合作多年的“二张”分别倒向国共两边，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张君劢至1948年便收回了苏联有经济民主的看法，他指出：苏俄的工人只有经济的安全，无失业之虞，但并无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与经济安全是两回事。即使是相信苏俄有经济民主的，也多认为不能为了经济民主而牺牲了政治民主，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樊际昌等著名教授在联合署名的题为《中国的出路》宣言中也说：“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转引自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原来回避谈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怕得罪苏联，现在国家社会党改称民主社会党，就是要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1949年决定对苏联“一边倒”后，因为苏联共产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死对头，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自然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被打人了冷宫。三、复兴的前景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局面，而这种复兴同时也是一种转型和再造。
“第三条道路”
这里首先要区分前、后“第三条道路”。本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介于自由民主主义与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前第三条道路”）；而布莱尔与施罗德于1999年6月发表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共同声明，安东尼·吉登斯出版《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则是鼓吹一种介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第三条道 路”）。
二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1年6月30日，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34个政党的106名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一基本纲领（通称《法兰克福声明》，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1956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明》，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并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则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酝酿，制定了新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三项基本价值，称“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这些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这就彻底切断了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观和理论方面形式上仍保留着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摈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残余。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纽伦堡纲领》重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根据该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的解释，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互助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同舟共济”、“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和人类友爱的意义”。（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十九章）
布莱尔在“伦理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布莱尔在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就经常用“社会—主义”（SoeiM…ism）来代替。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学说。”（王学东等：《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33…．~的转型》，载北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他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参见陈林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 社，2000年版，第5页）“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既不反对国营企业的的私有化，也不反对适度削减社会福利，更与布什主义者一起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并向伊拉克“输出民主”。
如果以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为一端，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另一端，“前第三条道路”位于靠近前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后第三条道路”则位于靠近后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仅第三条道路的位置在移动，两个端点的位置也在向中间靠拢。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原型已经不复存在，据说是与社会主义最没有缘分的美国，它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足以让某些所谓“社会主义”叹为观止。这即是理论家们早就预言过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趋同论”。这种趋同，乃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
实践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帮助了它们的复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只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社会党组织，党员近千万，当时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只有三十四个。此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欧洲扩及到亚非拉和大洋洲地区，至八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增加到八十八个，其中二十八个党在二十六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到新千年即将来临时，社会党国际拥有成员党和组织一百四十二个，党员近三千万，是世界共产党总人数（除中国外）的三倍多，在三十多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在欧盟十五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外，有十三国由社会党执政或参政；东欧地区也有十多个政党和组织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或非正式成员。（参见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上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十章）许多至今仍以共产党命名的政党，如俄罗斯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事实上已经“社会民主党化”。日本共产党曾经是发达国家共产党中最具有原教旨色彩的，但他们也已经认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在发达资本主义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部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多数，在日本建设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2004年1月17日，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纲，首次表示了对天皇制和自卫队的承认。（“新华网” 2004年1月18日消息）
民间的呼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重新露头，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
最明显的是中国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和介绍。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陆续出版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九十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此时，人们开始正面地介绍“第三条道路”，并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形态。（参阅王学东等：《九十年代西 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王振华等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林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冯崇义指出，在时下仍在进行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有趣的是，虽然前者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后者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用秦晖的话说，他们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大学生”网站）
但崔之元可以说是“新左派”中一个例外。他在《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似乎他已经告别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他接着又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拿这些目标与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的刘国凯所阐明的目标比较，其实并没有重大的区别。刘国凯说：“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崇自由外还推崇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杠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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