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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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满足于停留于钩沉往事、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怀着一种问题意识将求索推进一步。在“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的对话中，他们分析说，当年这种学人群体与人文气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习自由等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要有好的设计者，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增加效率。”而在人文教育缺失、博士教育异化、学术腐败等问题突出的今天，“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只给学生灌输非人文新知识，学生压力太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了‘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会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智效民）。至于现代文化政治精神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现代政治精神是现代文化精神在政治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从政的人，多数是从大学里来的，他们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气质应该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如果大学里都没有了这种精神和气质，还能指望它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吗？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是依赖于现代文化精神的，是先有了现代文化精神而后才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还要先在思想文化界训练大家养成尊重异己的习惯，慢慢培养容忍异己的气质，时间长了，也许这种精神就从政治上体现出来了”（谢泳）。这些看似平常的思考之言，流露出对话者内心对历史的敬意。
　　山西同人对历史的评判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温情，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人常见的怀旧，而是缘于他们所持的一种普通评价标准，以平常心看历史。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对话中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常常提及与强调的“常识”二字。他们很少引用或新潮或惯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观点，而更多地希望在常识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在常识的层面上来立论。智效民谈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之艰难时说：“无论大事小事，自己不争气就会落后，这是常识。”关于重写近现代史，谢泳主张“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先用常识去看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他们评说胡适一代的气质和风度，多是从平常的言谈来感受。对自由主义的常识性，他们更是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增德先生说：“说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从许多历史事实看，它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就
　　　　　　　　　　　　　　　　　　　　　　　　　　　　　　比强制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赵诚说：“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有时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记得谢泳在其他文章里也曾多次重申，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新思想，它只是一种常识；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这些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知识界对“常识”的重申。被山西学人高度评价的思想家王小波的智性文字——就像他屡屡说的“常识告诉我”——说穿了只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当代知识分子在用良知普及一些公认的现代常识而已。《南方周末》的记者问“人文学科到底有什么用处？”葛兆光教授回答：“人文学科说起来就是让人适应常情，理解常理，具备常识，现在的时新说法叫‘素质教育’。素质说来很玄，其实一个人的素质是在种种日常生活和常识上表现的。”另一位山西学人韩石山，一向文风嬉笑怒骂，但在《回到常情常理》一文中他却难得地表现出一份深沉，他说，要是对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有什么感慨的话，就是希望回到常情常理。回想近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开始他们对传统中国的启蒙之旅时，也多是从常识人手的。常识是他们那一代人判别事物合理性的标准。早在1901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普通学报》，“普通学”这一当时的流行词语，就是常识的意思。梁启超常以“常识”相号召。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追记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的初衷即是“稍从灌输常识人手”。1910年，梁创办《国风报》旬刊，《申报》登出发刊广告说：“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1911年，张元济为“以普通政治常识灌输国民”，与沈钧儒、高梦旦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办了《法政杂志》，“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至于胡适，更是一个极其重视常识的智者。留学归国以后，办学者向他请教，他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甚么，须先问这块地方最需要的甚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归国杂感》）至于方法论，他说“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这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处，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胡适口述自传》）1926年前后他给商务印书馆策划，推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万有文库》丛书，首一种的名字就叫《常识丛书》。他希望以一两万字的规模，以浅切的白话文、活泼有趣之文风，介绍“日本”、“银行”、“盐”、“法庭”等“常识”。至于在《新青年》群体中，更常常痛陈缺乏常识乃是国民之大患。可以说，在深怀启蒙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心中，对常识理性的尊崇，是他们与旧传统相区别的根本特质。说起来令人感慨，在刚刚过去的问题杂出的二十世纪里，知识分子摸索了这么久，费了这么大精力，也开出了不少的药方，但更为核　心与直接的，是平实地回到“常识”这个基本的原点上来，认识到从细微小处而不是从文化大词做起、在根部留下建设性起点的重要意义，而不是追求高调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进步。有意思的是，与山西同人对常识的重视相表里，也反映在他们对平易的表达方式的追求中。他们在对话中屡次说到，学术著述的文风，其实是一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精神的体现。现代学者中不乏留学域外者，但回到中国来，做研究时不仅重视本土化问题，写文章也以明白、简洁、清通为标准，他们知道文章是给人看的。“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可以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说得好。”（赵诚）记得谢泳在《书生私见》一书的序言中说：“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写得明白晓畅，有一点议论，有一点激情，还有一点人和事。”这让人想到唐彛�先生对书话品格的定义。学界对谢泳、高增德等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诸多看法或许有不认同者，但对他们平易的文风与态度，则大多是赞许的。
　　对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问学方式，也是当下一种常见甚至是泛滥的方式。与当下诸多出于媒体强拉硬配的炒作性对话不同，同人之间的对话，往往更能引导出一种深度，更有利于思想操练——《思想操练》虽然没有放开来谈，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对话者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深度。记得丁、高、谢三人此前曾经出版过一册《和友人对话》，但好像未引起读书界足够的注意。高先生在《鸿儒遍天涯》一书序言中说自己“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群体，常在一起碰撞切磋，给予了我研究写作上的诸多启示”。想来这对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人来说，都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山西同人能够在相关问题上成一定气候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在于，对话更能够表达同人群体一种超越专业囿限而走向公共空间的态度与立场，更能看出他们参与公共空间的努力与自觉。相对于仅在专业领域发言的专业知识分子来说，山西同人似乎更明确把自己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丁东在序言中引述其《失职的年代》一文中所说，当今的知识界从整体讲失职的现象触目可见。除了专业领域中学术严肃性与独立思想的丧失，在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普遍对公共事务习惯于沉默不言，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良知缺席。因此，除了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知识分子还应当向公共领域尽职努力。本书即是这样一次尝试。记得朱学勤在《风声·雨声·读书声》一书中引述现代学者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作后一种人。”上述几位山西同人，与此立场庶几相近乎。
　　（《思想操练——T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35．00元）　


在学术史层面上总结治学方法
■　　徐雁平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这是阮元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撰序文中的一句话，其中涉及到以百年为时段评量学术史这层涵意；若以此意，返观过去中国一百余年的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时期，或许现在正是“论升降”的时候，故近十余年来，时有相关的研究著作问世，或以人、或以事、或以思潮、或以学派，讨论得失，其中较有规模的当数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着重对中国文学研究名家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探讨。倘若将视野延展到整个人文科学，此种研究还有大量的空间，特别是当多种学人全集出版，譬如新近出版的《胡适全集》和《沈从文全集》（应注意其中的文物美术方面）；还有各种学人自述、年谱及追忆文章的面世，评量总结的工作尤有必要。重视历史，其旨意在温故知新，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史之学，最重传统；传统包涵以前的研究成果，也包涵研究方法，过去常强调的“家法”“师承”之说即在此范围之内，当然更不能忽略的还有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在研究成果方面，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有后出转精之现象，我们可以喜新厌旧；但在一些基本研究方法方面，则始终要择善而从甚至固守，在前贤的治学精神方面，要有敬重之心。徐有富教授的新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以下简称《治学方法》）重心就是落在这两个方面。谈治学方法一类的书，前前后后出版了数十种，但是将此话题置入清代以来特别是近百年的学术流变中来讨论，似不多见；《治学方法》强调的是实用性，也就是说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经提炼归纳后，可以切实地转化到当下的读书治学之中。书的标题中标出“论文写作”，大致是源于胡适在《读书》一文中所说的“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其意在以论文写作来促进更深入细致的读书。
　　《治学方法》一书共分十个部分，依次是选题、查资料、作社会调查、写读书笔记、判断资料的价值、鉴别资料的真伪、治学方法举要、论文写作方法和治学态　度，结构并不新颖，大致是因追求简洁实用所致；但是这十部分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是其中选用的言论和例证都是相当讲究的，它们大多出自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人。就参考书目而言，这些学人在清代顾炎武、章学诚、钱大昕之外，更多的是近百年中出现的，如梁启超、王国维、柳诒徵、陈垣、黄侃、汪辟疆、胡小石、陈寅恪、鲁迅、余嘉锡、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朱自清、闻一多、罗根泽、唐圭璋、钟敬文、钱穆、钱锤书、程千帆，还有《学林春秋初编、二编、三编》、《学林往事》、《世纪学人自述》中涉及的数十位学人。之所以选取有成就的学人作为讨论阐发的对象，其用意有二，一是通过对散落的素材归纳总结，以具体的例证呈显中国现代学术的优良传统，例证之所以略远详近，就是要密切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