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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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梁启超《从军日记》）。蓝志先即蓝公武。旅途艰险，随时有生命危险。有时情况紧急，六人便分头行动，父亲始终没离开梁启超，也算为护国运动出过力。我知道父亲与蔡锷关系很好。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海建立松坡图书馆，父亲是倡议人之一。他参加开馆仪式，并在松坡图书馆前照了相。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被共产党接到晋察冀边区。我记得曲经常到家里来的护士潘小姐陪同，父母带着我从北平乘火车到定县，下车后看见先到那里等候的姐姐。走出车站不远便是一个村子，进村后母亲、姐姐和潘小姐都换上农妇衣服，一位姓李的通信员架马车在那里等候。我们坐上马车便向前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穿过一大片梨树林，地上落满了梨。我们的终点是阜平县康儿沟山庄，山上长满枣树，是晋察冀边区城工部所在地。这时我才知道，领导迎接父亲的是崔月犁同志，也就是到过我们家几次的崔大夫。潘小姐是刘毅同志。他们都是城工部的干部。“文革”期间两人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我再次见到
崔月犁同志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刘毅病逝，革委会说她有特嫌问题，不给她开追悼会。我找崔月犁，希望他出面证明刘毅历史清白。崔月犁大概刚“解放”，没有能力澄清刘毅的问题。他说他们不开咱们给她开，就在八宝山的树林旁边开。后崔月犁担任卫生部部长，我再没见过他。
把父亲接到晋察冀边区不可能是城工部的意思，甚至也不是晋察冀中央局的主意，很可能是毛泽东的决定。因为父亲到晋察冀边区后，立即担任要职。1948年4月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陈南庄，留父亲在他那里住了一星期。父亲后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争夺沦陷区有气节、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我这里有一张1946年的剪报，正标题是《怀念蓝公武先生》，副标题是《英援华会慰劳我蒙难教授为何没有他的份儿》。文章写道：“编者先生：读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报得悉英援华拨款二百五十万元慰问我蒙难教授周学章等二十七人，每人平均可得九万二千元云云。记得民二十七、八、九三年（即公历三八、三九、四零年）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先生在教室里时常攻击敌伪人员。每至授课时，讲堂都坐满了人，窗户下也站了人。蓝先生讲政治在座的日本学生亦侧耳静听。日宪逮捕之谣，时有流传，然蓝先生早置生死于度外。但至二九年（四零年）夏卒被捕到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里去，被判了十个月的徒刑。出狱之后笔者曾往慰问，目睹其手指、手臂、肋骨之拷打伤斑，血痕犹在心为之痛。而正义感与爱国热心，并未稍杀。目下尚不知其下落，胜利一年，还都半载，未悉政府对于此种正义之士不知有何褒扬？犹忆二十八年（三九年），蓝先生焦虑国事竟致神经失常，痛骂王克敏诸人恒至夜深不停。笔者以其家人众多请医无力，即走告大生医院周瑞庭博士，周博士乃奋勇前往为之诊治。幸来久即告痊。在其未为敌宪捕去时，除中大之些须收入外，日以变卖什物为生。而此种蒙难爱国教授，不知此次援华会慰问之二十七人中为何不列名。睽教数年，蓝先生的声音，似仍在耳，谨祝其健康！汪朗园。”
汪先生所说的与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仅再补充两点：
萧乾和史迪威将军之女
■ 文洁若
早在1939年萧乾就写过一篇《印缅友谊值得争取》，发表在6月15日、16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文中描述了一个放弃在马来半岛上的产业，志愿到中国来驾驶汽车的印度青年。他告诉萧乾，自己是由于热爱中国文明，憎恨日本侵略者，才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
萧乾还谈到，旅缅侨胞多至三十万，然而彼此不团结。日本人寥寥五百名，活动能量却极大，在驻仰光的日本领事馆指挥下，挑拨民族关系，造成缅甸亲日反英的形势。
1939年6月17日至19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刊载了萧乾在当年3月所写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滇缅路是从云南省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中缅边境畹町的一条长达958公里的公路，1938年全线通车。这条横贯云南省的重要交通线一度成了我国的生命线。
1939年10月，萧乾抵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报道英伦战事。在洋山洋水面前，他心系浴血抗战的祖国。1940年6月6日，他在伦敦执笔《滇缅路开放之前》，发表在香港《大公报》（1940年10月17日）上。1995年把此文收入《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这部自选集里时，他加上一段按语，全文如下：
“1940年，当东南沿海各省相继沦落后，滇缅公路成为我、国与外界惟一的通道。是年7月18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保全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悍然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对我抗战极为不利。但是英国这一不义之举并没能改变其帝国在远东的命运。香港沦陷后，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了。此文描述滇缅公路封锁期间，英国朝野的一些动态，从而可以看到所谓信义只是民间的事，政府在关键时刻，讲的只是利害一而且往往只是眼前的利害。从此文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中国人民的命运，是如何操纵在强国手里的。”
萧乾于1946年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1948年夏和1949年3月，他坚决谢绝母校剑桥大学力促他赴英任教的聘请，回北平。
进入新时期后，萧乾应武汉作协邀请，参加黄鹤楼笔会。史迪威将军的大女儿南希（她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史文思）多次访华，也参加了笔会。她能说、能读、能写中文，与萧乾一见如故。
1883年，约瑟夫·史迪威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1904年由西点军校毕业后来到菲律宾。1911年11月，在辛亥革命刚结束的中国逗留了17天。这之后，他四次返回中国（其中三次带着家眷）。统共在中国居住十二年多。1920年7月，史迪威和妻子威尼弗雷德带着儿子小乔、长女南希、次女威尼弗雷德来到北京，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里。他不仅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上课，还跟私人教师学中文，不出几年就掌握了一口标准的京片子。由于蒋介石的乡音浓重，当众他就讲英文，请人口译，只有私下里才用中文跟蒋交谈。1921年4月，史迪威担任总工程师，在山西替美国红十字会修建了一条130公里长的铁路，从汾州府（现汾阳）通到黄河，以运输赈灾物资。人夏后，他还把全家人都接到山西。次年返京，他们住进大方家胡同一座有三间卧室、两个院子和一座花园的房子。
同年，冯玉祥把史迪威请到陕北，想请他在当地修筑一条相似的铁路。二人相见恨晚，只顾长时间地谈论军事战略、装备和战术了，筑路工事迟迟不见进展。后来吴佩孚向冯求援，要冯率兵进京，协助他反对张作霖，筑路事遂告吹。两位军事家却成了莫逆之交。史迪威于1946年10月12日逝世后，正在伯克利进行访问的冯玉祥还专程赶到也位于加州的卡梅尔去，向史迪威夫人表示对朋友的哀悼。
自1935年起，史迪威一家人住在喜鹊胡同4号的一座四合院里，他的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情报。他奔走四方，掌握日本军事情况，对中国领导人、官员以及普通士兵形成独特的看法。他称赞中国士兵是“出色的材料；他们比日本鬼子好。”他严厉地谴责在北京的日本人，称他们为“骄横的小杂种”。史迪威写道：“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让人难以忍受，而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还得面对笑容。我喷吐的怒液足以浮起一艘战舰。”
令史迪威扬名四海的是史迪威公路。这是一条旧军用公路，把印度东北地区与自我国云南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连结起来，公路一端是缅甸的莫冈，另一端是印度阿萨姆邦的莱多，全长769公里，1942年12月动工，由美国陆军工程队修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蒋介石聘史迪威为参谋长，让他指挥在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1942年被日本击败，率残部退到印度。大战期间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境内的全部美军。1945年初，著名的缅甸——莱多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后被任命为太平洋战场美国第十军司令，于1945年8月在琉球群岛（即现属日本的冲绳群岛）接受十多万日军的投降。1946年3月后，史迪威在旧金山任第六军司令，直至逝世。
中美建交后，美国成立了民间组织——美中友好协会，南希和她妹妹艾利森都是会员。姐妹俩在美国多次接待来自中国的各界人士，还多次组织旅游团访华。1986年5月，南希光临舍下，跟萧乾谈得很投机。后来她在寄给萧乾的合影后面写道：“I sharing a joke？”（“我在分享一个笑话吗？”）照片上，两个人的表情都很自然，显得融洽愉快。可惜我当时正作为日本东洋大学客座教授，在东京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与她失之交臂。
1989年11月，南希带着她幼妹艾利森，一道来看望萧乾，我又刚好上班去了。那天，姐妹二人分别与萧乾合影，可惜南希与萧乾的合影有点模糊。
由于萧乾报道过滇缅公路，史迪威修建了史迪威公路，萧乾见到史家姐妹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如今，史家姐妹俩和萧乾均已谢世，然而，中国和美国在二战中携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并肩作战所结下的友谊是永存的。如今，南希的儿子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已经接手她留下的工作成为史迪威家的史学家。历经十年的努力，他已使美国邮政管理局发行了一枚史迪威纪念邮票。
藏书鉴史 存影留珍
■ 秦 杰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收藏家协会申报刊收藏委员会、河北省文学馆主办了“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参展的350多件抗日书、报、刊精品，分别由北京李润波、北京秦杰、上海冯建忠、上海张艾标、沈阳詹洪阁、郑州杨翔飞、郑州史松军等几位收藏家提供。展品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书、报、刊、“共产党领袖抗日军事著作”珍本、中国军民抗日印刷品、抗日英烈著述、日军屠杀中国人暴行的照片、抗日战争胜利庆典出版物等主题。展品中约有一半为国家馆藏所缺存，充分展示出民间藏家的实力。
“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将历时150天，走遍抗日战争各主战场、惨案事发地、日本受降地、抗日根据地，并于9月3日回到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巡回展览期间，主办单位将向当地大、中、小学校学生免费发放参观券，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推向深入。
硬伤与获奖：解析
针对王曾瑜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文汇读书周报》7月8日以头版头条刊出对“彩图版通史”主编戴逸教授的独家专访，说“在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宋代部分后，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硬伤。”凭这区区“七处硬伤”，就下结论说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是“学术垃圾”，确实有点耸人听闻。然而，一算“细账”，则发现“七处”云云，有点不大对劲。《北京科技报》7月6日第2版中间以《王曾瑜为中国通史“挑错”》为题，摘登了他的意见，关于岳飞，他是这样说的：“第94至97页岳飞事迹多半是传说，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于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戏中的生，自相矛盾。”如果我的计算无误，仅这四页当中关于岳飞者，王曾瑜即认定有“硬伤”八处（至于是不是“硬伤”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硬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那么，“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或许他真的数学不灵，说了八处之后，回头一看，又将“岳母刺字”后面的顿号误看成小数点了，而且以为“风波亭”之类无甚要紧，于是“四舍五入”，一舍了之。然后再对其他“硬伤”进行“化简”，这样，大约一算，就是“至少七处”。然而，这样的误算，误导一般人还可以，却绝对不应误导了戴逸教授。须知当年戴逸教授曾以优异成绩考取名牌工科大学，他的数学水平，自然是不容置疑的。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竟然也被误导。
经过一番运算，“硬伤”总和只剩区区七处，而且还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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