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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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而在于“雪中送炭”地将一些仍受冷落的日记“捡漏”出版，这才是嘉惠士林、功德无量的好事情。近日，在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1946～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现代法学家梅汝璈先生的日记，就是这样一册“捡漏”之作。像许多经过后人整理的日记一样，梅氏日记被整理者冠以“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这样一目了然的概括性书名；也像许多历经劫难、难存全璧的日记一样，这本日记只存留有从梅汝璈先生1946年3月20日抵达东京到开庭后的5月13日短短五十多天的文字记录，中间还有数日或残或缺。不能全景式反映东京犬审判这一历史大事件，固然令人备感遗憾，但窥一斑知全豹，作为历史的全息性“切片”，这一文本仍然有着我们无法轻忽的厉史价值。透过这薄薄五万余字的宇里行间，我们可以窥见作为一名代表正义与胜利的国家的大法官，一名法律理性与民族情感交织于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世界欢呼胜利而国事日趋蜩螗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心情。日记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成为“未来的灾祸”的戒惧之心，就是“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这一时常涌起的喟叹和“中国还得争气才行广的急切吁请。咀嚼前者，其现实意义固然重要；但深入读解后者，亦有着我们今天重读梅汝璈日记时不应忽略的历史理性。
　　
　　一
　　
　　在从上海飞赴东京的途中，作为一个胜利国的代表，梅汝璈有着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日记开头就写道：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起身推窗一望，只看见一片蔚蓝天色，衬着一个红亮亮的太阳。二十多天连绵不断的淫雨停了，“这是最近三星期以来未曾有的景象。碧蓝天色日东升，大有仲春气象，和昨日阴雾重重的情景大不相同。事虽出于偶然，它却使我内心中觉着十分愉快，格外兴奋。”他与旅途中邂逅却对他尊敬有加的美国军官麦克乐谈笑风生，而对同机的两个日本人，感觉“表现很卑怯和蔼，很想和我接近的样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初次踏上八年来浴血抗战的敌人的本土，感想自然很多。按理，梅汝璈应该有一胜利者的自豪和惬意。确实如此，到达日本的第三天，他甚至抱着一种清闲的心情坐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安静读书。“今天这样安静的环境，这样清闲的心情，不用说当然是我读书的好机会了。”但当暂时的轻松转瞬即逝后，另一种沉重很快无可抑制地袭上心头。除了审判程序的迟迟不启动让人“闲得有点难受”（原定4月15日提出起诉书，但直到4月26日起诉书千呼万唤始出来，5月3日，也就是距日本投降签字的1945年9月2日已经八个多月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开庭了）更为突出的，是身在异国，犹如置身于一组明亮的镜子前，更容易反观出自身的处境与形象，以及由此而生出的对祖国命运的深挚牵挂。为了争取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他“小题大做”地与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老法官威廉·威勃等作斗争，最终赢得了以受降签字先后为序排列法官席次，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的胜利；在对战犯量刑时，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并声明若不严惩战犯惟有蹈海而死。这些浓墨重彩在历史上一向受到后人的铭记与称颂。但一些小事情，却如蚂蚁般不停地啮噬着梅汝璈的心灵。
　　首先是战事方休的纷纭之中，中国在对日本外交方面的马虎低效与缺乏通盘考虑。这位大法官想写封家信，也没人能带回去。“想到这里，我内心中愤恨而又惭愧。日本被占领已经半年多了，而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通信的办法！连在日本的中国官吏家信都无法寄递。这是何等的可憾！”过了几天，正在东京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中央大学校长顾一樵　（顾毓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搭机回上海，梅打算要请他带一批信到中国去邮发。梅汝璈再次发出类似的感叹：“提起中日通信，也叫人感慨万分。中国人在这里有这许多，日本投降也半年多了，而一个中日通信的正常方法都没有办出来。有的人来了两三个月，连一封家信都常收不到。除了托朋友代投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可靠的方法了。”保侨工作还没有展开，华侨仍有许多不便之处。如果说这还算小事，那么代表中国来日本的政府官员的形象问题，则总算是要紧之事了吧，但似乎也难如人意。朱公亮将军作为中国特派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总代表，也就是中国驻日的最高长官，他抵达日本时，报纸上却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梅汝璈看着报纸，情不自禁地发出“叫人愧愤、愤怒”的感慨：“我们的情报和宣传工作实在办得太差了！昨天在机场迎接的连一个中国新闻记者都没有。又何怪今天外国报纸上一个宇都不提。”再如，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十五年之久，按理说中国可以提出的战犯证据应该是最多的，但恰恰相反，中国所能提出的证据实在太少，翻译更是人手少，很是让梅汝璈的同事向明思（即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中国检查官向哲浚）痛苦，“牢骚很重”。
　　惟国家为重，虽生死未惜。身处异国，在胜利审判…的特殊关口，如何利用战胜国的身份与地位，为国家争得应有的荣誉与尊严，是梅汝璈耿耿于怀的。梅汝璈深知，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应有的维护。为此他常常在日记中自我激励，表达自己的责任感：
　　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
　　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救千万同胞不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3月29日，在法官下榻的帝国饭店，顾一樵特意买了一把三尺长剑赠予梅汝璈，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献剑典礼。梅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一樵正色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闻听此言，梅汝璈激动地说：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惜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虽说如此慷慨激昂，但要真如此顺风顺水谈何容易？！在梅汝璈与同事的交流中，一个经常的话题，就是“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此类喟叹之声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顾一樵回国的前一夜，梅汝璈、向明思、顾三人长谈到晚上一点半钟，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对战败的日本深存戒惧之心。“在感慨重重之下，我们互道珍重，互祝努力而别”。“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主要是指剑拔弩张的内战和危机重重的经济状况。有一回，梅汝璈、向明思在中国驻日本的总联络官王谈如将军的房里深谈，至晚上十一点多。“我们谈到国事，尤其是东北军事冲突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大家都不胜感慨系之。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粟。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蓝公武不讲日本话
■　蓝英年
　　我从小仇恨日本人。从大人到孩子，通通仇恨。我曾和滞留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先生的儿子郭泽宏，把日伪政权贴在墙上的宣传画“第五次政治强化治安”刺刀下的“共匪”改为“日满”。我喜欢捉蜻蜓，也会捉蜻蜓。左手可以夹八只大蜻蜓。蜻蜓躯干呈蓝色，四只翅膀的边上仿佛镀了金。这种蜻蜓要到清华园前面的小河边上去捉。回来还要经过清华园，那里住着日本人。回家的时候经常碰到日本孩子。他们向我们买蜻蜓，一只五角钱，八只就是四元钱，可以买几斤玉米面。但我们把夹蜻蜓的手举到他们眼前一晃，手指一松，美丽的蜻蜓便飞走了。决不卖给日本孩子。读者也许会说，你应当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怎么分得清呢？
　　我仇恨日本人是因为他们抓走了我父亲和两个哥哥。我还朦胧记得，1940年夏天，日本宪兵队夜间突然包围了我们家。母亲把我藏进马桶间，马桶间是间黑暗的小屋，只有一扇开向邻居的小窗。我在里面除了日本人的说话声和沉重的皮靴声外，什么也没听见。等母亲把我从马桶间带出来后，我看见母亲和姐姐们默默地坐在堂屋里流泪。一个姐姐对我说父亲和大哥三哥被日本人抓走了。我并没有感到多大惊恐，只觉得家里出了大事，反正有大人们顶着。后来才听大人们说，夜间日本宪兵队包围了院子。一伙日本宪兵翻墙冲进屋里抓父亲，把父亲从床上拉起来，打了两个嘴巴，戴上手铐。父亲很平静，穿上衣服跟他们走了。他们又到东厢房抓走了上大学的大哥和刚考上高中的三哥，用绳子捆住他们的手。大哥、三哥很快便释放了。九个多月后父亲也释放了，我见到走进家门的骨瘦如柴的父亲时，向他跑过去。他摸摸我的头，没说什么便进屋和大人们说话去了。后来听家里人说，我们的房子被日本人征用，我们无法在城里住下去，在城外已经找好房子。1941年春天全家便从城内北沟沿庚28号搬到城外城府街红葫芦胡同2号去了。
　　我先得介绍一下父亲，因为六十岁以下的读者未必知道蓝公武是何许人。父亲188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唐振常先生在《川上集》中谈到黄远庸时写道：“……以笔名远生在南北各报发表文章，并与涨君劢、蓝公武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这大概是1912年的事，父亲开始步人政坛。唐先生在文章末尾感叹道：“当年新中国三少年，曾令多少人神往。三人之遭际命运，尔后迥异。张君劢1949年后亡命海外，粹然成为新儒学一代宗师。蓝公武乃为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后任司法最高当局。黄远庸则以英年为党争而毕命枪下。当三人之创《少年中国周报》也，驰骋文场，指天划地，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此后如斯不同的结局。”可见民国初年父亲在政坛上何等活跃。大约1913年，经梁启超推荐，父亲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他这一时期的活动我所知甚少。只记得他带我散步时说过的一件事。那时他年轻气盛；在一次议会开会的时候，同袁世凯争论起来。一时冲动，竟拿起墨盒向袁世凯砍去。回家后害怕了，因为袁世凯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他。他连夜乘火车逃往青岛，又从青岛坐船到德国。他到德国盾有人给他捎信，叫他回来，说袁大总统不会拿他怎样。他回来后袁世凯果然没惩处他。袁曾对人说：“志先（父亲的号）这个小青年，何必跑呢，我怎能和他一般见识？”
　　这阶段还有一事可说。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梁启超和他的弟子们，包括父亲，坚决反对。1915年9月梁启超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讨袁檄文《异哉，何谓国体问题者》，政坛为之震撼，影响遍及全国。同年11月梁启超弟子蔡锷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12月梁启超携父亲等六名弟子向云南进发。他们到上海后，得知蔡锷到云南后与他的后任唐继尧发生龃龉，组织护国军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顺利，梁启超便在上海运筹帷幄，调整战略，父亲也参与其事。他们先到广西劝说陆荣廷都督独立，后又到广东逼迫龙济光都督独立。一路险象丛生。梁启超写道：“三月四日午前十时，乘月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发上海，从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并吾与唐伯珊都七人。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梁启超《从军日记》）。蓝志先即蓝公武。旅途艰险，随时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