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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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会传教医师，一八三九年来华，先后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行医。曾撰
　　写关于解剖、内外科和接生方面的书籍多种。
　　正文在这里接着还有一句按语“（案：益指《全体新论》等五种）”，以前的各版《全集》都没有“等五种”三字，这三个字是琼芝根据鲁迅1929年10月22日致江绍原信中所说意见添上的。
　　《三闲集——书籍和财色》一文，十六卷本注张竞生和“第三种水”，是这样的：
　　张竞生　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琼芝的注文是这样：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宝，广东饶平人，哲学家、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曾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开设西方哲学史、性心理学等课程。著有《美的人生观》、《记忆与意识》、《第三种水》等，编辑有《性史》第一辑，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第三种水”是他首先使用的一个术语，指女性在性高潮中的分泌物。顺便说一句：1981年版应该是可以注出张竟生的生卒年的，可是没有注。
　　《二心集》里的《译本序》，中有一句：“这书所注的本子，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译本。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译”（十六卷本第四卷第264页）。这以前的两种《全集》也都是这样印的。对于林柏其人和他的这个译本的情况都未作注释。琼芝据《二心集》的初版本将“林柏”改为？林柏修”，并加注：
　　林柏修应作林伯修（1889～1961），原名杜国库，又名杜守素，广东澄海人。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任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机关刊物《中国文化》主编。翻译有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史的一元论》，著有《先秦诸子思想》等。
　　这条新加的注文，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明他的这个译本的版本情况。重病使她没有精力去查找这本书了。李文兵兄决心写好这条注释，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因此在注文里对于它的版本情况作出了确切的说明。而且发现：书上的译者署名就是“林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全集》改用林柏这个署名了。可见写出一条好的注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新版增加的这条注文，就是经过陈琼芝和李文兵两位的努力才完成的。
　　可以预料，即将出版的十八卷本《鲁迅全集》，比原有的各版都将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编委之一的陈琼芝虽说没有分担具体的工作，她还是以独特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两年前，当郭永玉博士把他的将近六十万字的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递交出来的时候，曾使所有参加评审的教授们吓了一大跳。由于是第一届博士后出站，大家还拿捏不准评审的标准，但无疑首先就为这篇出站报告的宏大规模和广阔视野所倾倒了。通常在人们印象中，心理学著作都是些非常实证和实用的科学例证，现代心理学一百多年来都在营造各种模型、设计各种实验和提供各种数据，即使是上个世纪使心理学面貌大为改观的精神分析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为心理学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涉及了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哲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但仍然显示出浓厚的医学背景，同时在各相关学科中也限于为这些领域的专家提供一些实证材料和一些另类的参考思路，为社会学家和政府部门提供一些咨询。心理学变得“五花八门”了，它似乎无所不在，谁都不能漠视，但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至今还留给人们深深的困惑。按照我国官方颁布的学科分类规范，心理学被划归“自然科学”的范畴，把人心当作一种自然物来研究的确十分“唯物”，但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的提升和超越，心理学就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自己的王国，而只不过是在外围转悠。如何突破心理学的这种自我封闭状态？郭永玉博士的出站报告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这篇报告初看起来似乎与其他心理学著作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两样，好像只是对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做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全景式的鸟瞰而已，但根据作者自己在“内容摘要”中所提出的宗旨，其理论意图是“以1990年代以来的文献为依据，以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基础，借助理论思维的方法，打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沟通各个研究专题间的关系，将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一种新的架构中，使人格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接近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标准。”在审读中，评委们发现该出站报告不仅材料相当丰富，专业水准一流，而且体系性很强，等于是把当代流行的几乎所有各种方法各异、互不相谋的心理学派按照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层次重新做了一种编排。显然，这种工作本身已经不是狭义的心理学研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心理学学”、甚至—种心理学哲学了。这对于使心理学从一门主要是实证的经验科学上升为一门系统科学是很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为此，评委们一致给予了该出站报告以“优秀”的评定。
　　两年以后的今天，郭永玉博士已经把他的出站报告修改和扩展成了目前这样一本七十余万字的大书，不仅材料更丰富，而且脉络更清晰。我们从本书的目录上就可以读到，书的内容除“引论”和“人格理论”概述外，分成五个部分：
　　1、人格心理学的逻辑层次划分，包括“生理机制”、“遗传基础”、“进化渊源”、“社会情境”、“文化背景”、“发展历程”六个层次，其中前三个又构成自然生理方面从共时性到历时性的三个环节，后三个则构成社会文化方面从共时性到历时性的三个环节。这同时也是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因，素的循序而进的个案研究。
　　2、人格的整体功能，包括“认知”、“情绪”、“动机”、“自我”，即“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情绪的反应与适应、行为的动力与目标以及自我的统合与完善”的诸问题研究，相当于传统心理学中的“知、情、意”及三者统合的划分。
　　3、人格的具体功能，包括“潜意识”、“攻击”、“利他”、“人格与健康”，显然，这种划分相当于弗洛依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以及三者的协调关系。
　　4、人格的差异性，包括性别差异（自然差异性）和文化差异（主要是中西人格的差异性）。前述整体功能和具体功能涉及的都是人格的一般共同性方面，而这里的差异性则对共同性形成必要的补充，使人格理论呈现出立体和多面的特点。
　　5、人格测评的方法和评价标准：这是人格理论的实际操作层面。
　　综观全书的结梅，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格心理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开辟了那么广阔的领域，在这里都得到了合理的分区和整合，而这一分一合，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格心理学以至于对人格本身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对每一种人格理论都获得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确认了它们各自对把握人格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又不偏狭、不固执，而是力求与其他理论达成沟通。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理论各有各的贡献，一种理论的作用是另一种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类型－特质理论帮助我们描述人，即初步认识一个人的特点；生物学理论帮助我们从生理、遗传甚至进化的方向上去解释人的特征；行为主义揭示了环境是如何塑造人的；认知心理学则指出入的内在判断和评价会使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感受，做出不同的反应；精神分析理论挖掘人的潜意识动机，探索了心理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免于心理疾病的方法；人本主义则向我们呈现出健康生活的状态和途径，促使我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实现人际之间的平等和关爱，进而走向自我实现的高峰。”当然，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创建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或派别，而是要对已有的人格心理学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提升。这种提升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时代显得特别可贵和必要。所以作者在书中处处以问题而不是学派为线索来展开论述，通过问题把各种学派编织进理论的逻辑系统中。这不是毫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大叙事”，而是对实证材料和大量实验数据的本质规律的洞见，对各种具体结论的升华。
　　作为一个哲学的研究者，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书中有关文化背景和中西人格比较的部分（即第7章和第19章），因为这正是心理学通向哲学（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由于我本人长期以来关注文化心理（或“国民性”）问题，我的研究和郭永玉博士的人格研究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重叠。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说的，“必须将文化纳入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定性和定量的结合，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整合也正是当前国际心理学界的“大趋势”。　Shweder说得好：“探求人格的文化背景可能帮助我们挖掘人格领域中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心理功能，为人格研究提供新思路。”当然，心理学本来就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以西方人自己为被试得出的研究结论，被他们当作普遍规律而深信不疑。而非西方人，例如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心理学时，除了原原本本地熟悉、理解和掌握西方心理学的方法以外，对这种方法的适用性和限度必然要进行自己的反思，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变通和修正。书中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中西人格的差异，特别是如“面子”和“缘”的观念的分析，饶有兴味。［张祥龙教授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Dasein（通常译作“此在”）一词译作“缘在”，是将海氏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在我看来恰好忽略了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缘”虽然也有时间的含义，但只是“时机”、“机缘”，而不是“先行到未来”，即不是可以预先“筹划”的；“缘”虽然也有“聚集”的含义，但只是“因缘际会”，而不是“林中空地”，更不是语言所可以“表述”的。当一个人说“这是缘分”，或“没有缘分”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澄清。］我也曾对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对传统中国人的适应范围作过限制，如俄狄浦斯的“杀父恋母”情结，在中国人这里就只是“畏父恋母”或“崇父恋母”。之所以未能从“畏父”、“崇父”演变为“杀父”（如中国古代没有“杀父”神话），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父子、母女关系中不存在“妒忌”心理。而之所以不存在妒忌心理，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生活中缺乏爱情。在父母不是由爱情而结合、甚至夫妻形同陌路的家庭里，儿子不会妒忌父亲，女儿也不会妒忌母亲。相反，儿子往往还会代替父亲（女儿则代替母亲）而与母亲（或父亲）结成更亲密的关系（包括父亲亡故后“夫死从子”）。当然这并不是推翻弗洛依德的发现，而是对他的理论的修正，因为即使在中国，孩子毕竟也同样具有亲近自己的异性家长的倾向。至于传统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为什么缺乏真正的爱情（顶多只有“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白头偕老”之类的俗套），那就不是一个单纯心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心理学甚至文化哲学问题了，它涉及到国民性的成因及对“真正的爱情”的理解。


　　废名（1901～1967），原名冯勋北，宇焱明，号蕴仲，学名冯文炳，笔名另有蕴是、病火、丁武、法等。湖北黄梅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正式升人英国文学系。1929年毕业，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抗战期间，避难黄梅，一度任小学、中学教员。1946年，重返北大，任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1956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同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和1963年，先后当选为政协吉林省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2年，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1967年9月4日，病逝于长春。
　　在现代文坛上，废名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立精神的作家、学者。其一生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文学创作为主，兼及诗学、佛学研究。主要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枣》、《桃园》，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