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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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4年，发表《毛泽东》的同一年，谷川雁评论法国诗人兰波：
他放弃诗作是对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西欧世界的唯一抵抗，他逃往非洲大陆，是他最后一纸绝缘书。为了再次寻找与公社的太阳相似的极地之光，他做了徒劳而悲壮的努力。
可以说，个二年后他宣告“诗歌已经灭亡”，是像兰波一样，“再次寻找与公社的太阳相似的极地之光。”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日本的红卫兵运动正方兴未艾广熔岩般喷发的怒火”又一次点燃，“老朽的木头与昏聩的绳索”再度“刮起粗砺的风暴”，但那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革命。
启功老师的“检点平生”
■ 王得后
启功老师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讲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遭遇和心情。说是：“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推动下，各单位铺天盖地地都贴满了大字报，形势非常紧张，再亲近的人也不敢多交谈了，正所谓‘道路以目’。一次在看大字报时偶遇到陈校长，他只以充满疑虑与迷茫的神情低声地对我说了一句：‘这究竟是怎么了？’便消失在人群中，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样回答他，安慰他。而像我这样久经沙场的被改造对象倒是有清醒的思想准备，看这架势，更要‘夹着尾巴做人’，好好接受改造了。”事实也正是这样，他于是过着“抄家”，“挂起来”，“挨批”，“抄大字报”的“准牛鬼蛇神”的生活——如果那也叫生活的话。1971年6月，老师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二十四史》，他负责《清史稿》的一部分。老师的诗词没有准确的编年，1971年所作《沁园春·自叙》，大概是到了中华书局之后，心情比较放松些的时候写的吧？全文如下：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末三句一作“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这首诗见于作者《古诗四十首》之三三，是历经磨难而觉醒的心声。庄严与嘲戏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言有限而意无穷。看似检讨，而正气在身；反将迫使自己如此谋生度日的种种事故揭露无遗。非不世之才和大手笔是创作不出这样高明的自白来的。
开头三句是总纲。“往日全非”，正是历次政治运动迫使被斗争对象必须承认的原罪：过去一切全错，只有坦白争取从宽处理，承认“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夹着尾巴做人”。然而，人有尾巴吗？把人视同狗彘，其人心可知也。紧接着的一句“百事无聊”，好似天衣无缝的逻辑推演，却有转折，是内心的自主评价，情绪浓厚，意蕴深沉。“百事”是什么？六十年代后生人，恐怕恍如隔世，莫名其妙了。那个岁月啊，新中国新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不再有自然身份，不是“自然人”，都是“单位人”，凡所从事都是“组织”分配。人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事当然也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了。最“个人”的恋爱结婚，也必须向“组织”报告、申请，经过审查、批准，才能够办理的。普通人中，“男女”若有“关系”，虽名曰“生活问题”，实乃“流氓作风”；貌似“委婉”，其心“诡秘”。而解放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在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批电影《武训传》”广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反右”，“拔白旗”，“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起初，多数知识分子欢迎解放，欢呼新中国的成立，充满理想主义，也真诚地参加“思想改造”。然而，运动层出不穷，日益严酷，步步紧逼，到“文化大革命”而登峰造极。“群众专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于是物极必反，知识分子空前觉醒了。反思过去，“百事无聊”矣。既“百事无聊”，自然“往日全非”；是个人的平生，难道仅仅是个人的吗？
作者一岁丧父，四十六岁被“补划”为“右派”，五十六岁“文化大革命”爆发，成了“准牛鬼蛇神”，一个人的遭遇，“孤露”和“坎坷”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矣。写《自叙》时作者已然六十出头，年迈花甲，趋于古稀，足以称“老”了；哀叹“老冉冉其将至兮”的屈原，其时不过四十出头，可见，说是“渐老”，是葆有年轻的心态的。可是阅历已经令人“幻想俱抛”。《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新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熟悉的名篇。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又被升格为“最高指示”，时时传檄全国，“斗争”人的与被“斗争”的，更是各怀心思，烂熟于心。虽说，幻想是不切实际的理想；理想何尝不就是还没有实现的幻想呢？“往日全非”么？“全非”之后丢掉了幻想，也可谓修成正果了。这丢掉的“幻想”，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醒悟了“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谈什么“主人翁”，说什么“为人民服务”！“乞食”而已矣。每次运动的结果，不过是“给出路”，也就是“给饭吃”。一个“给”字，不就是“嗟，来食！”的白话翻译么？可要明白这一层含义决非容易的事。太史公何等人物，他“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可终于明白，“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老九不能走”，所谓“老九”，不就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中的末等么？曾经有多少人像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聪明人和奴才啊？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待遇，知道有所选择，是很难很难的。
上阕是庄严的，下阕却是嘲戏了。请看老师在别一情景下吐露的真情：“教书复著书，日日翻簿录。一义千反复，半宇百推敲”，可见多么辛苦，多么认真，多么严谨；哪里是什么“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老师写了两个结尾。自书的条幅所取的一如排印本的正文；但排印本保留了“一作‘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我常常推敲，哪一个是元初的创作呢？我深信是保留的“一作”。“文化大革命”的功绩之一是“烧书”。郭沫若副委员长在烧书兴起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一生的著作都该烧掉。这是有幸烧在其中的人难以忘怀的“百事”之一；《自叙》“检点平生”，又涉及著述，采取这个“今典”可谓唾手可得，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然而，老师不是表示自己的著述应该入于“该烧”之列，“主动”请求“烧掉”；而是“敬待摧烧”。是恭候“革命小将”和“革命骁将”上门来“焚书”，是被动的等待无可抗拒的革命行动。又该然而了，然而，老师是一个行圆智方，“双眉弥勒开”的“脸微圆，皮欠厚”的智者，他生性忠厚，极少表现“多目金刚怒”的情状；他的言说温文尔雅，一涉讥刺，多转化为“嘲戏”。于是而有另作的结尾。是耶，非耶？
语云：“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老师恕我，老师恕我。
二OO五年四月十日星期日
附记：今年春节，正月正，照例去给老师拜年。节前，老师已经住院治疗，并未愈可，却执意回家团圆，无论各方如何劝阻，不改初衷。此前，我发表了“启功老师的心声”四则读老师诗词的札记，少华兄曾摘要报告老师。老师说：我们都是“胡说”。老师经常用“胡说”来“嘲戏”自己的言说，盖老师系满族，也即胡人也。因之，我心中有喜气存焉。这回老师的健康大不佳。少华兄和我等到下午四点多，估计“老爷子”（少华兄是钟敬文老师的公子。敬文老师祝启功老师八十寿辰诗，有句云“合从释氏问因缘，卅载京门讲席连”。启功老师“次韵奉答”曰“揽胜尚矜堪撰杖，同心可喜入吟笺”。其交谊之深厚可知。有此世谊，少华兄与启功老师非常熟稔，故有此称谓也）该醒来了，我俩便到他家后面的小红楼六号去给老师拜年。不意老师还没有睡醒。数十年在侧服事老师的章景怀先生招呼我俩在客厅落座谈话。不久，舻工告知；老师醒了。景怀先生即让我俩进老师卧室。老师打着吊针，见我们进来，即向右转身，正卧，伸出手来握手。我紧紧抱着，躬身问候老师。老师非常激动，几至眼睛潮润，口齿虽略含胡，意思尚称明白。为保证老师休息，我们赶紧退出。谁知当晚病情突变，六时许即入院急救。
老师康健时，曾谈起自己的诗词，指点我欧阳修有诗句说：“移书虽激切，拙语非欺诳”，显然有自况之意。长久以来，我很想写出读老师诗词的心得。老师卧病到四月，依然不起。老师转入监护室允许探视后，几个周末三点到四点探视的短短时间里，我去探视，老师面容安详，神情平稳，左手打吊针，右手握一串念珠，间或有数念珠的微小动作。但双眉微闭，不事答问。每次从医院回家，都很想写点文字，希望老师康复后，得再当面请益，教我何处为“胡说”，何处非胡说。万万没有想到，6月30日凌晨，老师驾鹤西归。天丧斯文，我失良师。重读片片札记，深深懊悔没有听从少华兄的建议，早日写出，以便能够得到老师的评阅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痛哉！痛哉！！老师有诗曰：“已去难追，未来难找”，如之何？如之何？？2005年7月16日，星期六，早晨，拟投稿发表，聊寄哀思于万一，重读一过，是为记。
读
启功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学宏词”的教授，点校过《清史稿》，与也是毕业于北师大的王重民等名学者一起编校过《敦煌变文集》，他又是满清皇族后裔，曾以一人之力给《红楼梦》作注释。启先生的谈学衡艺的著述，以及回忆陈垣、齐白石老先生等的散文，文字清雅简洁，句句不落空，很耐读。俞平伯先生允推启功先生的识见和功底，还说过“注《红楼梦》非启元白（引者按：启功，字元白）不可”的话（见邓绍基《读启功先生的学术著作》，载北师大中文系编《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中华书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这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叶恭绰老先生在闲谈中对启功等人作的评语（参见黄苗子《夕阳红隔万重山——启功杂说》，载黄苗子著《画坛师友录》，三联书店2000年6月出版）。
传闻，启功对故宫内的藏品，对故宫，对清史，是如数家珍。今读《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口述，赵仁硅等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确知这是事实。
启先生学问中很多部分得自亲历亲验亲见亲闻，而不全来自书本。启先生在这部口述历史里说道：
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所以启先生说：
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司马迁写《史记》，有的材料就是得自民间而非书本（著名的如《项羽本纪》《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篇章都有例可征）。也是这个缘故，我也很喜欢读一些记录“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譬如启先生这部口述历史书里记录的有关乾隆皇帝为什么对太后非常“孝敬”，乾隆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亲王之间的关系，慈禧和光绪为何会同日而死的“内幕”等等，启先生娓娓道来其中的故实，一一点破其中的关节，这里面就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我们从书上得来的知识，增广我们的见闻。这都记在《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里，用不着一一转述其详了。
但我读《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也还有一点儿不满足。有的事，相同的一件，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记录，而记录整理者未能作出解说。譬如点校《清史稿》。启先生熟稔满清典章制度、清人称谓等等，所以他在这部口述历史里很自信地说道：
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