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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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物的这种性质而言，人类并非例外。其增殖力是无限的，如果这种增殖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则人类的实际增殖会是非常迅速的。这种增殖力从未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不过在最有利于生存的环境中，即在勤劳而文明的社会所殖民的富饶地区，人口已一连几代人，不超过20年就增加一倍（不算新来的移居者）。人类的增殖力比这还要大。在气候适宜、盛行早婚、卫生状况良好、夭折人数很少、生活资料充裕的地方，只要看一下普通家庭有多少子女，就会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假设，在良好的卫生条件下，每代人仅比上一代人增加一倍，那这只能说是对增殖力非常低的估计。
二、三十年以前，上述命题仍然需要给予相当多的强调和解释，但有利于它们的证据是如此充分和无可争辩，以致它们成功地反驳了所有的反对意见，现在可以看作是自明的了，不过，总有人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实，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短命理论，企图把人类的增殖力解释成为适应社会要求的天意安排，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增殖规律。正确理解这一问题的障碍并非来自这些理论，而是由于对在大多数时候和地方人口的实际增长远远落后于增殖力的原因认识不清。
第三节 人口的增长实际上受哪些抑制因素的限制
然而，这些原因一点也不神秘。是什么阻止了野兔在地球上繁殖过多？不是缺乏生育能力，而是另有原因，即天敌众多和食物不足；不够吃并且会被吃掉。人类一般说来不会遭受天敌的威胁，与其相当的是战争和疾病。人类的繁殖如果象其他动物那样听凭盲目本能的驱使，便会象其他动物的繁殖那样受到限制；出生人数将达到人类体质所允许的最高限额，人口只有靠死亡来减少。但是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对后果的预见的影响，受到优于动物本能的冲动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会象猪那样繁殖，并且能够，虽然程度各不相同，靠深思熟虑或社会影响来抑制生育，以免生下来的孩子夭折或陷于贫困。随着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程度不断提高，抑制人口的因素愈来愈多地是对贫困的畏惧，而不是贫困本身。即令没有饿死的问题，很多人也会因为担心失去体面的生活而抑制生育。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人中还没有发现比上述两者更强的动机，足以抑制人口增长的倾向。中等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旦不再受外界的控制，就会尽早结婚，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会多生子女，限度仅仅是他们能过符合其出身的生活，或惯常过的那种生活。中等阶级当中的许多人还受改善生活境况的欲望的抑制，但这种欲望在劳动阶级中却很少出现或很少起作用。劳动者只要能养家糊口，生活不低于自己小时的生活水平，则哪怕是他们当中的深谋远虑者也会心满意足。他们常常连这也不想，只是听天由命，靠政府或民间的施舍度日。
在非常落后的社会状态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目前亚洲的许多地区，人口确实是靠饥饿来抑制的。正常年景不会出现饿殍，荒年则饿殍遍野。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灾荒要比现在的欧洲频繁和剧烈得多。在荒年，饥馑和随之而来的疠疫，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而随后连续几年的好年景会使人口再度膨胀，遇到荒年又大批饿死，令人惨不忍睹。在较进步的社会状态下，即令在最贫穷的人当中，几乎也没有人仅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不是超量死亡，而是节制生育。生育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节制。在一些国家，它是深思熟虑的或自觉的自我约束的结果。劳动人民往往有其所习惯的生活；他们会察觉到，如果家庭人口过多，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会降低，或无法使他们的子女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他们不会选择这种前途。就我所知，自觉地大规模节制生育时间最长的国家，是挪威和瑞士的部分地区。关于这两个国家，碰巧有非常可靠的资料，马尔萨斯先生细心地收集了许多资料，而从那时以来又得到了很多补充资料。在这两个国家，人口增长都很缓慢；抑制人口增长的，不是人口的大量死亡，而是出生人数较少。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对于人口而言都非常低，平均寿命是欧洲最长的。人口中孩子所占的比例较低，壮年人所占的比例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高。低出生率使人民生活优裕，直接有助于延年益寿。毫无疑问，低出生率不仅有助于消除贫困的主要根源，而且也有助于消除疾病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特别令人尊敬的国家，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在另一些情形下，人民自己不深谋远虑，而是由国家为人民深谋远虑；在男女双方能表明他们有相当不错的收入以前，国家不允许结婚。在这种法律下（我在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这种法律），据说人民生活得不错，私生子也不象所预料的那么多。而且在一些地方，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与其说是个人的明智，还不如说是某种普遍的、甚或偶然的习惯。在英国农村，上个世纪人口的增长非常有效地被难于找到住房所抑制。按照当时的习惯，未婚的劳动者可以在雇主那里寄居和搭伙，已婚的劳动者则必须有房子，同时英国的济贫法规定，教区必须供养其失业的贫民，这使得地主们不愿意促成婚事。上世纪末，战争和制造业对人力的巨大需求，致使人们把促进人口增长看成是爱国行为，大约与此同时，租地农场主长期受益于高涨的谷价，日益想过富人的生活，想让下等人住得远些，加上可以滥用济贫法获利的动机，他们逐步把劳动者赶入了农舍，地主们现在也不再拒绝允许盖房子了。在有些国家，流传很久的风俗是，一个姑娘在没有为自己纺织出足够的嫁妆（要够她结婚后一生所需）前不得结婚，据说这一风俗极大地抑制了人口增长。目前在英国，在经济情况不好的年份，工业区内结婚的人数便会减少，这可以看作是深谋远虑抑制了人口增殖。
但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人口的增长速度较慢，只要抑制动机一减弱，增长率很快就会提高。劳动阶级生活境况的改善，只是使他们暂时过得宽裕一些，这很快就会被人口的增加所抵消。他们在生活境况得到改善后，往往会立即多生育子女，从而使其子孙的生活境况又趋于恶化，等于没有改善。除非普遍提高他们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或至少提高他们所习惯的舒适生活水平，使他们知道怎样更好地利用较优裕的生活境况，否则他们的生活境况是得不到永久性改善的，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也仅仅是使人口增加，而不是使人民更幸福。所谓劳动阶级所习惯的生活水平，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水平（假如有的话）：高于它，劳动者便会增多，低于它，劳动者则不会增多。劳动者在知识水平、文化教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每一提高，都有助于提高他们所习惯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在西欧各先进国家，这一水平在逐步而缓慢地提高。在英国，口粮和就业人数从未象过去40年增加得那么快，但从1821年以来，每次人口普查都表明，人口增长率低于前一时期的水平；法国工农业产量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而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则表明，出生率在不断下降。
不过，我们将在别处讨论人口与劳动阶级状况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此我们仅仅把人口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能不指出，人口的自然增长力是无限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无限的增长力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得到运用。在简要指出这一点后，我们将进而讨论其他生产要素。
第十一章 论资本增加规律
第一节 节约的手段和动机取决于什么
生产要素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从上一章 中已经看出，生产增加所受到的阻碍并非来自这些要素中的第一个。劳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不会阻碍生产的增加。人口具有按几何比率均匀而迅速地增加的能力。如果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必要条件，产量自然就会按与人口相同的比率增加，不会有任何限度，直至人口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停止增加为止。
但生产还有其他要素，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资本。在得到当前劳动的产品以前，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的人口决不会超过过去劳动的产品所能供养的数目。在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上，生产性劳动者决不会超过这样一部分过去劳动产品所能供养的数目，这部分过去劳动产品是由其所有者为了进行再生产而从享用中节省出来的，被称之为资本。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考察资本增加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资本增加的速度取决于哪些因素以及资本增加必然会受到哪些限制。
因为所有资本都是节约的产物，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节制当前消费的产物，所以资本的增加必然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一是能够节省的资金的数量，二是节省意向的强度。
可以节省的资金，是劳动产品向所有生产人员（其中包括补给原料的人员和维修保养固定资本的人员）供应完生活必需品后所剩下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下，节省都不会超过这一余额。尽管节省可以达到这一程度，实际上却从未达到过。这一余额用来向生产者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享乐品，用来供养所有非生产人员，并用来增加资本。它是国家真正的净产量。净产品这个词常常在狭义上使用，只用于指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按照这一用法，净产品仅仅是偿付生产费用后资本家得到的报酬。但这一词义过于狭窄。雇主的资本形成劳动者的收入。如果用这一收入购买生活必需品后尚有节余，劳动者便可将节余用于享乐或储蓄。要想谈论工业净产品，就应把这一余额包括在净产品之内。只有把这一余额包括进去了，净产品才可衡量出国家的实力，衡量出国家可节省多少产品用于兴办公益事业，或供私人挥霍；这部分产品国家可以随意处置，可用于达到任何目的，或满足政府或个人的任何愿望；既可用于满足现在的需要，也可以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节省下来。
这笔资金，这种净产品，这种超出生产者物质需要的多余部分，是决定节省量的一个因素。供养劳动者后所剩下的劳动产品愈多，能够节省下来的劳动产品也就愈多。这部分劳动产品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节省的数量。人们有节省的动机，部分是因为有可能从节省的产品中得到收入，因为用于生产的资本不仅能再生产出自身，还会使其增加。资本利润愈高，积累资本的动机也就愈强烈。事实上，诱使人进行储蓄的，不是提供储蓄手段的全部资金，不是一国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全部净产品，而只是其中一部分，即形成资本家报酬的那一部分，这部分净产品被称为资本利润。不过，即令尚未读到后面的解释，读者也很容易看出，当劳动和资本的总生产力很大时，资本家的收益也会很高，而且通常在这两者之间会有某种比例关系，虽然这种比例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第二节 造成积累欲望的实际强度参差不一的原因
但储蓄倾向并非完全取决于外界的诱因，也就是说，并非完全取决于得自储蓄的利润额。同样的金钱诱因，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会引起迥然不同的储蓄倾向。实际的积累欲望不仅会因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强度不一，而且还会因整个社会和文明状态的不同而强度不一。同所有其他道德品质一样，人类的储蓄倾向也因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显示出巨大差异。
对于一些论题，若进行充分的考察，势将超出本书分配给它们的篇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向读者推荐另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这些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在人口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的著名《人口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同样自信地提及另一本著作，即约翰·雷博士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尽管该书不及《人口论》有名。在我所知道的书中，该书从原理和历史两方面最为清晰地论述了决定资本积累的原因。
所有的积累都要为将来利益而牺牲目前的利益。但是作这种牺牲的合算程度在不同情况下差别很大，作这种牺牲的自愿程度差别更大。
在权衡将来和现在的利害得失时，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首要因素；而这种不确定性在程度上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凡是能增加我们自己或别人享受储蓄的可能性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