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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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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蔡锷:借尿遁来逃离北京    蔡锷     民国初年,袁世凯为实现称帝的野心,对在边地拥兵自重,护国第一军司令蔡锷     且与他理念不甚相合的云南都督蔡锷耿耿于怀,于是将他调至北京,就近监视。     蔡锷来到北京后,深知袁世凯对待政敌的冷酷手段,为求自保,他一面韬光养晦,浑浑噩噩过日子,一面对袁世凯称帝的行动不表任何反对意见,有时甚至虚于委蛇,加以附和。与此同时,他暗地与老师梁启超和云、贵都督保持联络,密谋大计。     为了降低袁世凯及其亲信对他的戒心,蔡锷开始出入风月场所。后来,他在云吉班认识了年仅十六岁的小凤仙。由于两人话语投机、感情融洽,蔡锷很快地将她视为知己,并把自己目前所遭遇的困境说了出来,希望小凤仙能帮他离开北京,回到云南。     小凤仙于是选了一个云吉班掌班庆祝生日的热闹日子,安排蔡锷在房中饮酒。为了让监视蔡锷的人不起疑,她特地拉开窗帘,并将蔡锷的衣帽挂起来。等到前往天津的火车要开走时,蔡锷便借口上厕所,也不拿衣帽,一溜烟从人群里消失,迅速前往车站搭车。     等监视者发现不对劲,蔡锷早已抵达天津,住进日本医院,脱离了袁世凯的监控。     蔡锷逝世后,北京报纸曾刊载他的红粉知己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其一曰: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其二曰: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蔡锷(1881—1916)     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谭嗣同、梁启超,继而赴日,就读于士官学校。返国后,于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官。武昌起事时被推为云南都督,1915年与唐继尧等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李烈钧:登报断绝父子关系    李烈钧     曾任广东军政府参谋总长的李烈钧,有一子名李槟城。因孩子自幼丧母,李烈钧特别溺爱与纵容他,自身奔走革命,也未能多予管教,以致李槟城长大后,变成不良少年。     1931年左右,李烈钧家居上海,顺便把儿子李槟城送进暨南大学就读,但李槟城夜夜流连于舞榭歌台,根本不把学业当一回事,最后竟被退学了。     当时李烈钧也抑郁无聊,夜晚常偕覃振前往永安公司夜总会跳舞解闷。有一天晚上,两人刚入座点了茶喝,覃振突然发现李槟城正与一舞女热舞,而那女子又恰巧是李烈钧平素交好者,于是赶紧告诉李烈钧。李烈钧见状愧怒交加,立刻将李槟城召来训斥,不料那逆子竟理直气壮地回嘴道:“你跳得,我跳不得?”李烈钧当场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过后没多久,某日李烈钧在家看书,突有房地产业者前来察看李宅情形,并丈量土地面积。李烈钧问他们在做什么,对方答称是此屋主人李槟城要出售房子,所以特来勘察。李烈钧闻言大怒,厉声表示自己才是此宅主人,并叫他们立刻离开。     此后,他对李槟城深恶痛绝,终于登报声明与其脱离父子关系。     1936年的圣诞节,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到南京,随即遭到软禁。几天后,国民政府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委派李烈钧为审判长,开庭审判张学良。     在审判的过程中,张学良义正辞严的态度与爱国救民的情操令李烈钧印象深刻,他深知张学良的挟持之举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抗日。然而,审判结束后,蒋介石并未依当初的承诺赦免张学良,而是用另一种形式,即表面赦免张学良十年有期徒刑,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际等于将他软禁起来,剥夺其人身自由。     由于李烈钧与张作霖父子颇有往来,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深表不满,私底下曾抱怨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     李烈钧(1882—1946)     字协和,江西宁武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入江西武备学堂,后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历任江西都督、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大元帅府总参谋长、江西省的附文席等职,为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张继:事先印好一迭情书    张继     老革命家、曾任国史馆馆长的张继,与夫人崔震华情爱甚笃。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与吴敬恒、李石曾等赴法国办《新世纪周刊》,住在巴黎郊区。其时崔震华每月都会寄好几封深情款款的信给他,但他接到信以后,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印一迭名信片,上有收信人姓名地址,内文则仅五个字:“你好吗?我好。”此后每接妻子来函,就寄出名信片一张。     《民报》发行人张继居正听说他的这项作法后,特作七绝一首咏说:     海天通道路漫漫,欲写相思下笔难。     印版文章先制就,凭君传语报平安。     张继与林森私交甚笃,常常互相拜访。某次他到上海,顺便探望林森,但对方恰巧不在家,只好留下一张纸条致意。次日,他收到一张林森所写的小笺,上头字句饶富趣味:“公临我不获,罪甚罪甚,返寓见留言,喜极喜极!覆草请速来,勿却勿却!入夜谋一醉,乐乎乐乎!”     张继读后觉得很有意思,随手提笔回复说:“来沪先造府,唐突唐突!坐了冷皮凳,不快不快!既约我小饮,算数算数!勿作再亡羊,至祷至祷!”     张继有一次应邀到清华大学演讲,失言被轰。     原来他在演讲中称赞清华校舍富丽堂皇,同时为清华未培养出第一流人才而婉惜。     不料他话语一落,马上有位学生站起来表示:“您所说的人才,若指的是党棍、官僚或特务,那清华的确没培养。但若谈专门人才,则清华毕业的有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专家竺可桢等,较之别的大学并不逊色。而且,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墓园,也是由清华毕业同学设计的。”     张继闻言面红耳赤,赶紧向在场的学生们郑重道歉。     张继(1882—1947)     原名溥,号溥泉,参加反清革命后,改名继,取“恒久”之意,河北沧县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赴日留学,后加入同盟会,任《民报》发行人兼主编。民国建立后,历任参议院议长、国民党宣传部长、驻日代表、监察委员等职。致力于反清宣传及司法、监察、史料编纂、文献整理等。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冯玉祥:飞机没有乌鸦拉屎准    冯玉祥     某天晚上,冯玉祥亲自查营,结果发现一位站岗的哨兵,抱着枪在睡觉。     冯玉祥回忆录冯玉祥见状十分生气,便把对方叫醒,准备打他一顿军棍。     开打前,冯玉祥先把他训了一顿,说“玉不琢,不成器”。训完后,他要那哨兵解释这句话的意思。睡眼惺忪的哨兵,在迷迷糊糊中,竟把那句话听成“遇不着,不生气”。于是胡乱解释说:“总司令遇不着我,就不生气了。”     冯玉祥闻言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军棍也免打了。中原大战开打前,吴敬恒(吴稚晖)发一通电报给冯玉祥,劝他屏息干戈,共同努力建设国家。冯玉祥读后回复了一封措辞尖锐、阴损至极的电文给他,当时还曾传诵一时。原文为:     南京吴稚晖先生: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数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岂不太不好看乎?     中原大战期间,中央军出动空军助战,西北军第四路军樊钟秀部见飞机俯冲炸射,惊恐万状。冯玉祥为安定军心,便将他们集合起来训话。     只见冯玉祥问众人:“空中飞机多还是乌鸦多?”     众人回答:“乌鸦多。”     冯玉祥点点头,再问:“然则乌鸦拉屎时掉到你们头上没有?”     众人异口同声答道:“没有。”     冯玉祥于是告诉他们:“所以说,飞机投弹时,能命中的机会就更少了,大家不必害怕。”     众人觉得总司令讲得有理,皆欢喜散去。次日全军开进时,适逢空军来轰炸,大家想到前一天冯玉祥所讲的话,都不躲避,结果弹落处伤亡惨重,总指挥樊钟秀也遭炸死。名相士彭涵锋见过冯玉祥后,对他有极深刻的观察与认识。他拿大家所熟悉的三国人物作比喻,说冯玉祥这个人是“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运只袁绍耳”!     冯玉祥(1882—1948)     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清末入淮军当兵,后投北洋军。民国建立后,一度在袁世凯麾下任职,后因反对其称帝而倒戈,继又讨伐阴谋复辟的张勋。1924年冯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并将清逊帝溥仪赶出故宫。其后他加入国民党,改所部为国民军。1928年起举兵反蒋。“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国共内战。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冯自由:因喜欢孔明而参加革命    冯自由     元老革命家冯自由,十四岁即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他在大作《革命逸史》一书中,自述其加盟革命的经过时表示:“当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余年甫十四耳。兴中会成立后约一星期,某日中山(孙文)、少白(陈少白)、士良(郑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南京政府剪辫子运动中山先生曰:‘好读哪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道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     提起清朝的装束,就会让人联想到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辫子。由于它是满洲人的独特发式,与汉人束发挽髻大不相同,因此在清初,“剃发留辫”就成为“降虏不降虏”的象征,许多民族意识浓厚的汉族官吏、文士,宁可断头,也不留辫。     到了清末,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脑后那根辫子,自然也成为“反清不反清”的象征了。那么,究竟是谁首先告别清朝,剪掉了中国的第一根辫子呢?     关于这点,冯自由表示,最先剪掉辫子的,是他的父亲冯镜如。当时冯镜如在日本的横滨开一家印刷厂“文经活版所”。甲午战争爆发后,许多旅日华侨返国避难,直到《马关条约》签订完成,才陆续回到日本。由于冯镜如担心回去后会被日本人轻视、欺负,所以干脆剪辫易服,自报为香港人,并请求英国领事保护他的印刷厂。     后来,冯自由加入兴中会,做了孙中山的秘书。据他回忆,孙中山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于横滨冯家割断辫子的。     冯自由(18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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