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9年第03期-第2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孩子的。毕竟；在那个不富裕的年代里；红瓜子是奢侈品；待客用的；在小孩子多的家庭；一盘瓜子一摆上桌；几个孩子；你一把我一把；盘子就见了底；主人很难为情。就是自家洗籽瓜种得多的人家；瓜肉可以尽管吃；但选出的上好红瓜子；也是要卖钱的。
红瓜子的产量不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亩产三四十公斤。现在的瓜子比从前的籽粒大些；色泽鲜红；食味香浓些；据说；是进行了杂交。那籽仁色白嫩脆；食味芳香；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瓜肉一样能生津提神；且久食不厌；还是加工高档食品的好作料；像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都少不了它。在我们那代人；城乡有很多家庭的部分开支；就依赖这小小的红瓜子。
有两个夏天；我的学费钱也是靠这红瓜子挣来的。那是70年代初期；当时就听说；道州红瓜子很有名；要出口；在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节日祷告和祭祀祖先等典礼中；要摆上一盘红瓜子以示家境豪华；大吉大利。出口的红瓜子；都由县城的副食品公司集中收购。每年要出口几十上百吨的红瓜子；都要在短时间内用手工按标准挑选好；就需要一大批的人力。我就是跟着街坊中年纪稍长的邻居姐姐们一块去的；成了“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选瓜子大军的一员。在副食品公司的大空坪地里；三五成群；各自圈一块地盘；排队领来麻袋装的红瓜子；倒在竹编的席子上就可以开选了；这是不需要太多力气的活；需要的是耐心和细致。“选瓜子的标准很严格；籽粒的大小要均匀、饱满；颜色要红润；带白、偏黑的；歪头扁嘴的都不要；不准偷吃；会罚款……”以前来做过的邻居姐姐；给我们进行了几分钟的“岗前培训”；我就上岗了。我们一组是“儿童团”；都是小学生；七手八脚地忙乎着；当然比不上大人的手脚麻利和眼力犀利。眼前的红瓜子；堆得就像一座小山；一座火红的火焰山一般；但在我们小小的眼里；那是下期的学费还有难得的零花钱的火红希望。
低头弯腰；两手不停；久了；就受不住；干脆席地而坐。当我们的脸被太阳晒得和红瓜子一样红；汗水把衣背浸湿成一圈一圈的盐渍时；那座火焰山才从我们眼前消失；而一抬头；天上就已是晚霞满天了。头昏眼花的我；还以为红瓜子怎么跑到天上去了；还有这么高的火焰山啊；不睡觉也选不完呢！选一斤红瓜子；报酬是几分钱；我记不清楚了；也忘记了我一天可以选几斤；但那个学期的三元五角学费；起码要一粒粒地选几百斤瓜子才挣得回来。据说；有种新品种叫“信丰瓜子”；颗粒大；紫红色；千粒一百四十克重；那就是说；一斤就有三千多粒瓜子；挣这几分钱；我就要观察三千多粒瓜子；手指还要不停地在里面扒拉挑选。不记得是选了十天；还是半个月；我挣回了比一个学期的学费还要多的钱时；我的脸由“白瓜子”变成了“红瓜子”；最后差不多成了“黑瓜子”了。
道州人走到哪里都爱带些红瓜子；如果是到外地读书、工作、经商、成家；家人、同事、朋友；都是他们培训嗑瓜子的技术、培养嗑红瓜子兴趣的影响对象。每回一趟道州；父母亲戚都要打发我一大袋红瓜子；说；喜气；也图个好彩头、好运气；你没时间吃就送人。他们以为；我们道州人常不离口的红瓜子；别人也一定会吃、喜爱吃。但因此；我的身边也多出了一些热爱吃红瓜子的朋友；尤其是我现在的两个同事；在我的熏陶和培训下；嗑瓜子的技术虽然比不上我；但吃红瓜子的兴趣特浓；竟然有超过我这个“师傅”的势头；我带到办公室的几斤红瓜子；被他们几天就瓜分一空；而且还不过瘾；打听市场上哪有卖的；要去多买些带回家去吃。
据清代《道州志》记载；道州栽培红瓜子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而这志书；是光绪三年编修的；就是一1877年；距今近一百三十年；也就是说；我的道州祖宗；那时候；就都有一个标志；有一口“瓜子牙”；如果；在那方水土出土了一个古墓；要确定是否为道州人；那两个“瓜子牙”就是一个标本物证；肉身和发肤；早化为泥土；而牙齿却成为不朽的烙印；证明为“道州牌免检产品”；就像道县人自豪的“道州牌”皮鞋一样；式样虽古旧、笨拙一点；但很实在。
责任编辑何子英
我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大势 作者：古 耜 文章来源：长江文艺 《长江文艺》
如何描述并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状况；是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和评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相对于一些论者小心翼翼的肯定和喜忧参半的分析；我的感受里分明更多了一些欣慰与乐观。而这种欣慰与乐观的产生；并非因为我信奉“两种生产”的均衡论和一体论；从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文学繁荣之间；简单地、机械地、也是想当然地划上了等号；事实上；它完全来自于我对文学自身的理解与省察。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本质性的缺失；如某种程度的精神价值的迷乱；一定意义的审美理想的失范；较大范围的作品生产的快餐化、媚俗化、空洞化、粗鄙化等等；但是倘就宏观的、整体的、主流的大势而言；其丰硕的艺术实绩和巨大的历史进步依旧昭然可见；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文学从本质上不再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风向的附庸；而是毅然回到了艺术和审美自身；成为一种植根于生活的自由的生命创造和真诚的精神言说；一大批文学作品冲破了题材禁区与观念禁锢；开始向社会和人性的纵深处掘进与探照；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化内涵和艺术质感；被放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并获得了充分的展现；第二；广大作家的写作不再仅仅满足于布道和启蒙；而是在守护其精神价值的基础上；自觉注重其应有的休闲元素和娱乐功能；文学的读者意识与市场属性得以彰显和强化；第三；国际间的文学交流空前频繁和自由；世界性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全面的纵向观照和及时的横向引进；中国作家的文学视野和艺术资源日趋开阔与丰邃；鲁迅当年期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化理想；日趋变为现实；第四；文学创作繁复而火爆；不同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包括不同载体和类型的文学作品；争妍斗艳；竞相展示；审美个性受到尊重；艺术探索获得鼓励；流派或群体意义上的文学现象不断呈现；若干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层次；有的甚至具备了经典的品质和传世的可能性……应当看到；这样的实绩和进步；并非仅仅具有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对几千年中国文学史的颠覆与拨正、革新与发展。它们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具备了有可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相对完备的现代品格；并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起点。
当然；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所取得的艺术实绩和历史进步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和忽视这三十年间中国文学所出现的问题与缺失。然而；在正视、分析和评价这些问题与缺失时；有两个属于思想和评论方法层面的前提；又是我们必须确立的。首先；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社会；仅仅经历了最初的、也是短暂的“拨乱反正”；就时不我待地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社会基本形态的转换。这决定了从某种意义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三十年。由于这种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在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已经生成了必须倚重商品、市场、资本、竞争、信息、媒体等等的规律、经验乃至惯性；甚至预设了某些由此而来的隐患与弊端；也由于中国社会在封闭、禁锢和贫困、落后之中停滞得太长；耽误得太久；以致使国人的现代化诉求过于急切；过于功利；所以；它一旦实施于中国大地；一种由利益和欲望所驱动的；单向度的物质主义扩张和少节制的技术理性膨胀；就几乎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属于心灵之花的文学创作受到某种程度的挤压、扭曲和伤害；以致出现一些问题和缺失也就势在必然。换句话说；这些年来中国文学所出现的问题与缺失；大都具有社会变革和转型期常见的阶段性的精神眩晕与心灵失衡的性质；是一种文学形态由解构到重建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精神“阵痛”与艺术“痉挛”；因此；它既难以构成当下文学的基本风貌；也不能代表未来文学的主体向度；更无法遮蔽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第二；在我们感受到并热议着的中国文学的问题和缺失中；有不少原本是一种浑圆立体的存在。它们因为浓缩了多维多向、矛盾复杂的思想、社会和文学元素；所以常常是相反而又相成；对立而又统一；即：危机之中承载着生机；无理之内蕴含着合理；乍看回退的未必没有进步；貌似失望的反倒孕育希望。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和现象；单单做孤立的褒贬和封闭的轩轾是不行的——这样的褒贬和轩轾很容易导致形而上学或以偏概全——相反；我们只有努力跳出当下语境；坚持从一定的时间和心理距离之外；从大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辨证和准确的判断；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而这样的判断一旦得出；我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事业的估价；庶几会更趋欣慰与乐观；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以下不妨选几个人们每每言及；构成了理论焦点的例子略加辨析。
关于精神家园的迷失
前不久；从在上海举行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话题”研讨会上；传出了“传统文学丧失精神家园”；“当下作家犹如丧家之犬”的说法。①这令我不禁想起了十五年前同样是发起于上海的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当时；有学者和评论家针对普遍存在的作家审美想象力贫弱和读者审美鉴赏力退化的现象；发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对此；作家王蒙撰文予以商榷；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确立过欧洲式的人文精神；“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②尽管王蒙的观点曾引发过激烈争论；迄今也只是聊备一说；但在我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精神家园问题的一种参照。
如众所知；被当下国人屡屡谈及的精神家园；实际上是一个从西方移植来的概念；它的初始意义是一种宗教化的存在；其原型直指《圣经》里的伊甸乐园；而所谓寻找家园；就是被逐出伊甸乐园的人类为重返原始乐土所做的种种努力。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家园；同具有宗教背景的欧洲及俄罗斯作家气息相通；血脉相连；因而很容易成为他们灵魂的支撑和生命的归宿；但对于在整体上属于无神论者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来说；却是陌生的、隔膜的；甚至是始终缺席和基本无缘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精神家园做比较宽泛的理解；把它说成是一种理想化和对象化的心灵蓝图；然而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再经历着急剧的政治动荡和罕见的历史曲折；一种充斥着迷惘和焦虑的时代氛围使这样的精神家园同样无法真正进驻中国作家的心灵；化为自觉的生命信仰。由此可见；在中国作家的文学征程上；精神家园的空悬；几乎是历史的宿命。它与改革开放并无必然的联系；因而也不能成为我们诟病其文学态势的理由。
其实；丧失精神家园也好；没有精神家园也罢；都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反过来促使和激励人们去做精神家园的追寻和重建。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文人和作家虽不能说独步千秋；但也算得上渊源有自。如屈原那“天问”式的上下求索；李白那“寻仙”似的大地行吟；直至鲁迅那“过客”般的执著前行；都是生命主体向未知世界的拓展与近逼；都体现着一种为灵魂寻找憩园的努力。而告别十年浩劫；步入变革时代的中国作家；是继承了和赓续着这种精神向度的。近三十年来；文学从控诉“伤痕”到“反思”历史；从呼唤改革到直面问题；从社会批判到文化寻根；从崇尚主体到敬畏自然；从现代主义崛起到现实主义回归；从讴歌精英到关注底层；从“社会现代性”的突进到“文化现代性”的反弹；其潮起潮落；百态千姿；不一而足；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在探寻一个国家的理想前景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归程。这种探寻也许一时难有令众人满意的结果；甚至永远找不到一成不变的答案；但只要这种探寻存在；中国的文学就不会缺乏坚实的骨骼和沉稳的重量；就必然拥有内在的生命力与灵魂的感召性；我们也就不必为文学的当下与未来过于伤感和失望。
关于文学的去精英化
大众化或曰去精英化；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