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4-第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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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正看着，外面的大铁门被哐哐哐地捶响了，有人想进来。我急忙起身出去，开门的时候说：“这么晚了，轻点啊！”
　　“轻点？轻点你们谁醒得了？”门外，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门开后，灯光里，那个女孩拎着大包小包正准备进屋。
　　仍然是那双凉鞋，仍然是那身长裙，仍然是那种姿态，一切都跟那天相似，不一样的是因为在晚上，带了一种很柔很柔的香水气味。
　　见开门的是我，她很意外。她似乎对我还有些印象，想打招呼，大概又不知道怎么称呼我，愣了那么几秒，然后也不吭声，咬着下嘴唇忍住心里的笑，一阵风似的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目送她袅袅娜娜地上楼，听着她的脚步声在二楼停下，然后叮叮作响地掏钥匙打开我隔壁的房门，我这才知道，她竟然不仅和我同楼，而且与我隔壁。不相信吧？可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巧事！
　　关好门，我继续看我的片子。过了一会儿，只听得楼上砰的一响，她立刻尖叫了一声；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赶快站起来准备上楼去看看，却听到她在楼梯口朝下喊：“哎！请上来一下！”
　　我已到了楼梯下面，问：“没事吧，刚才？”
　　“没事！我的热得快炸了，烧不成开水。你有开水没有？热得快也行。”
　　“有开水。”我说，上楼去拿了开水瓶递给她。
　　“是今天的吧？”
　　“才烧不久。”我说。“我不需要了，你可以用完。”
　　“喜欢熬夜看电视？”我下楼的时候她追问了一句。
　　“片子好。”我说，
　　“什么片子？”
　　“《星空历险记》。”
　　“我也喜欢。第几集了？”
　　“十一。”
　　“哦！”她答应了一声，回了自己的房间。
　　过了十几分钟吧，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在下楼，就预先让出了自己坐着的好位置，转到了侧面的沙发上。
　　她端着两只茶杯，怕将杯子里的东西弄洒了，走得比较慢。走近了之后她很急促地说：“快点，好烫！”
　　我接过一杯，发现是麦片，于是问：“没吃啊？”
　　“没吃才喝吗？”她反问，在我让出的位置坐了下来。
　　我笑了，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看着我，一副穷追猛打的架势。
　　我又笑了，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不经饿，你如果没有吃，我那里还有点东西可以吃。”
　　“谢谢。”她显然对我所说的吃毫无兴趣，一边喝一边看荧光屏。“我吃这个是为了帮助睡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昨天。”
　　“习惯吗？”
　　“还可以。”
　　“好好干，这家公司不错！”
　　“是啊，国内少有。”
　　“嗯。你好像是姓×？”她报出了我的姓，应该是那次招聘会留下的残余记忆。
　　“是。”我点了头。
　　“现在具体做什么？”
　　“企划。”
　　“哦！那是个……嗯，你以后会明白的。”她讲了句半截话，不吭声了。
　　那是个什么？是非之地？出气筒？或者晋升的快车道？我在心里思忖，得不到答案。我知道每家公司、每个单位都有一类让人欲言又止、不得不说“那是个……”的部门。它们有的属于鸡肋，可有可无；有的过于敏感，容易惹上非议。那么在这家公司，企划部门是鸡肋还是敏感部门呢？是容易遭人排斥的部门还是方便往上走的直升机场？
　　她不揭穿，我当然不能追问，只好自己体会了。
　　次日我们差不多同时起床，一道出门。我骑的自行车很旧了，又和她不熟悉，当然不好意思邀请她坐自行车后座，就故意在院子里磨蹭；而她似乎也不想让我感到尴尬，快步出门，头也没有回。等我出来，她已经到了弄堂口，打开了一辆的士的车门。
　　凑巧得很，中午我们又一同坐电梯下楼去饭堂。吃饭的时候，一位从部队转业、在公司干了多年的高龄主管特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快吃完的时候那位主管突然对她说：“你怎么先吃好菜后吃差菜？应该先吃差的，后吃好的！”
　　“先吃好的后吃差的！”她说着，笑得格外开心。
　　“这是什么观念啊！”那位主管不以为然。
　　“你的观念就正确吗？”她马上反问。
　　“你评评理。”主管向我求助。
　　我说：“不用争，这叫代沟。”
　　他们觉得意外，但都信服，一齐笑了，不再说什么。
　　此后，只要在公司饭堂进餐，她几乎都会来找我闲聊。慢慢地，我们彼此开始熟悉，并且越来越亲切了。


　　十二

　　在企划科坐了三天班，我体会到了邻居女孩那天晚上欲言又止的言外之意。
　　这个机构名义上直属公司办公室主任管理。办公室的职权包括人事、后勤、保安、文化中心、企划。因为公司不可能安排人手天天做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产供销、人财物方面的日常计划工作各部门自有安排，所以，企划人员在公司有点游离于经营主体之外，是纯粹的参谋性质、人才储备性质、机动性质，除了月度运行分析这一项工作有持续性，其他事情往往突如其来，而且多数为跨部门和跨专业性质，因此，比较适合它的是一种有着通才背景并且具备统筹能力的人员。
　　我头几天的坐班，实际上等于混点，无所事事。这种状况我不能容忍，相信公司也不会长时间容忍，因为对一个想干事的人来说，无所事事就是耻辱；对一个管理严谨的公司来说，付了薪水却无事让员工去干是不必要的浪费。我需要尽快在公司里有个明确的定位。而定位明确是任何拥有专业背景的员工所渴望的。
　　第四天上午，主任来了电话，请我过去。
　　这是一位话语不多、表情更少的当地男士，身材中等，形体消瘦，年龄五十出头。他的短发已经灰白，交谈时语气低沉得有点轻微。我们都是短袖，唯独他一人总是长袖衬衫，而且袖口从来都是紧紧地扣着。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下牙床右边似乎镶着一颗银牙，说话时口内银光闪动，效果特别。他最大的嗜好为香烟，但办公楼内他从不吞云吐雾，因为公司规定，楼内抽一根烟罚款一百块；离开办公楼之后，香烟就几乎不离他的嘴唇。
　　他花了很多时间询问我的经历、家庭，个人爱好，最后才安排工作。虽然自始至终他没有流露过任何表情，但我能够感受得到，对于一个内地的年轻干部为了家庭摆脱困境而放弃大好的政治前途独自南下，他的心态是同情。这种态度让我感到奇怪与不安，于是告辞的时候很尊敬地问：“冒昧地请教一下，您以前是不是老师？”
　　他微微一笑，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看得出，很高兴。
　　后来我特意向小齐姑娘打听，才知道主任不仅教师出身，而且做过中学校长。
　　“那所中学是名校，有很多华侨子弟来的！”小齐姑娘说起中学的神态，相当自豪。我想那可能也是她的母校吧。
　　“既然如此，怎么会到公司里来呢？”我又问。
　　小齐姑娘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别的同事，就低声告诉我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他是镇政府派来的代表，监督公司的！”
　　镇政府派人监督公司？为什么？我还想问，但科长回来了，我到了嘴边的话赶紧咽了回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之后走了。
　　在路上我猜想，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镇政府在这家公司占有股份，而主任是公有股的产权代表。但这可能吗？我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但开始相信，公私合营的产权结构在当时的广东也可能普遍存在。它们的结果会是什么？我问自己，但一时找不到结论。
　　主任交办的工作是让我参与修订公司的管理制度汇编。此前有基础，现在的任务只是将不适应情况的条款去掉，把需要增补的条款加以明确。修订工作由主任牵头，每天上班之后，我们几位修订者就在主任召集下走进某个小会议室开十几分钟的碰头会，讨论当天的工作目标，由主任安排进度。从连续几次的接触来判断，主任责任心非常强，但对企业的经营完全不懂。既然如此，他的监督职责怎么落实？我无法说服自己，只有不往下面思考了。
　　在修订过程中，我因为一件额外的事情和主任进行过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用工制度。那时候，用工制度在广东其实并不特别重要。无论车间工人还是写字楼管理人员，需要就聘，不需要就炒，供应一直比较充足。中国的人口之多，就业压力之大，全球无出其右，产业后备军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大公司注意自身形象，遵守《劳动法》；小公司的情况复杂得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很普遍，劳资矛盾也相对集中。我所在的公司给予车间工人的待遇算比较好的了，有加班工资、夜班补助、工装、按时提供口罩手套胶靴等劳保用品、工人与管理人员和公司高层共同在一个食堂进餐、用同样的不锈钢集成餐盘、同样的伙食标准和食物、坐同样的快餐式桌椅、每个正餐保证一荤两素、米饭和咸汤随便打、不限量，并且每个正餐给予百分之四十的补贴，不许食堂赢利。这种待遇不仅代表经济上的实惠，更代表对人的尊重。对劳工们来说，能够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的确是一种幸运。
　　在讨论招聘制度的时候，科长说近期新车间工人来的多，走的也多，车间方面反映很难培养熟手，影响产品质量，得想个解决办法。我出于好意，说如果允许，我可以回乡，在那边招一批符合公司要求的年轻人来，保证他们不会随便跳槽走人。
　　“绝对不行！”主任说，语气斩钉截铁，让我吃惊。“是这样，”主任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马上解释，“要是都从一个地方招工人会很不好管理。有些小厂，做工的只几个，吃饭的一大帮，他们怎么做呢？都是厂内的老乡把饭打好带出来递给他们。企业不是赈灾所，这样吃下去承受不起。还有一点，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拉帮结派，在厂里恃强欺弱，出了问题工段长们不敢处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可能报复。”
　　我沉默了。我绝对相信主任讲的都是真话，也相信公司不能在一个地方招人过多的苦衷，而且我已经多次听到同事们讲，外来劳工是这块土地的一种心病。我提出那种想法的本意是既帮一下公司，又为我的家乡办点实事，但因为存在实际冲突，我只能放弃。


　　十三

　　公司总部所在之处是它的生产基地，包括三家分厂和一个刚刚组建的新车间。公司还有其他相关企业，比如包装制品厂、模具厂、印刷厂和一家驻深圳的广告公司，但它们都是不同的企业法人，只向公司提供配套产品与服务，日常管理公司不负责。作为生产基地，实物的消耗量自然非常大。公司的主体原料从北方购入和海外进口，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一进一出使运输成本增加很多，但暂时也没有办法解决，原因是广东便外不便内的地理位置。
　　我的新任务是为三家分厂和那个新车间制订经济成果考核方案。这项工作可以叫做制订内部经济责任制，工作流程我不陌生，不过开展起来有实际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人手不够。目前我还只能调动自己，而做这顶工作需要搜集大量原始数据，一个人做费时费工，很不经济。公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指示人事科去广州联系大学的管理学院，从那里寻求专家的临时帮助，我的职责最初是为专家提供必要的配合。
　　科长是本省人，在广州的一所大学毕业，自然对广州很熟。联系的结果一开始并不理想，因为有些专家觉得做这个课题不划算，机会成本高了点。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如果准备做一件事，同时又出现了做第二件事甚至第三件事的机会，那么把这几件事能够获得的收益与需要付出的成本进行比照，可以判断哪一件事投入产出比最小，比较成本最大，从而选取最划算的事情来做。换句话说，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学者们依靠做课题赚取比教授薪水多得多的外快，也许是广东首开风气之先，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与办学宗旨两个方面带来了冲击。宁静的校园不再拥有世外桃源般的超脱与清高，而固守清贫与适应市场这两种选择，也渐渐在师道尊严早已不再的教师队伍中引起深刻的变化。
　　最后科长终于在一家著名大学联系上了一位导师。导师同意接这个课题，但因为抽不出连贯的时间，不能亲手做，可以提供指导，同时委派两位研究生过来帮我的忙。
　　我对于广州的了解，就从这所大学开始的。
　　那天，按照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