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4-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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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迎着柔和的东风轻灵地招展。基座被一块绿茵茵的草坪环绕，喷泉与草坪之后就是大楼的八级台阶，铺着红色塑料迎宾地毯。台阶尽头，由不锈钢板分节装饰的两根硕大的门柱，稳稳地支撑着大门和厅堂。
　　走到离厚重的玻璃大门一米左右的地方，门扇自动向两边滑去。这种远红外自动控制门我在大城市里的一些特级超市见过，并不陌生，但在企业里见到却是头一回。更令我意外的是大厅里豪华气派的装修。盘龙栖凤的中柱、灰色软包墙壁、进口大理石地坪和我不认识的材料所做的吊顶，处处体现奢华。这是企业么？这不增加大笔成本么？如果在内地，在国营与集体单位，这样的作风恐怕早就被口水给淹死，被非议所枪毙了！哪一个企业领导人敢？
　　大厅里的电梯门外默默地站着一位姑娘，见了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请问面试在几楼？”我询问。
　　“我带你去。”姑娘说，摁了一下墙面的电梯按钮。
　　姑娘身材略高，体型丰满，仪态端庄，笑容比言语要多，可能是公司特意安排在大厅里迎候应聘人员的。我不喜欢初次相见时人与人之间的沉默，于是问：“您贵姓？”
　　昨天，同学已经嘱咐我，在广东，你绝对不能称一位年轻的姑娘“小姐”，因为这个原本尊贵的称呼像许多美好的传统词汇被生活所篡改了一样，早已变味，现在是妓女的代名词。如果不是熟悉的姑娘，可以叫她“姐姐”；熟悉了，可以喊她“倩妹”，也就是美女。没有同学的引导，我肯定出洋相，无心地得罪这位本不应该得罪的姑娘。
　　“我姓齐。”姑娘说，还是那么温和。
　　我被带到二楼，在一间会议室里坐下。已经有好几位应聘人士先到了，各自安静地坐着，面前都有一杯热腾腾的茶水。
　　齐姑娘准备给我倒茶，我走过去，客气地说：“谢谢你，我自己来吧！”
　　“不用，这是我的工作。”她马上拒绝。
　　我怔住了。在内地，来客之后端茶倒水总是下属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下属稍带的杂务，客人主动代劳既是一种礼节，也是对端茶倒水的女性的尊重。但在这里，代劳的举动显然不受欢迎。后来我才明白，一位雇员想代替另一位雇员的分内工作，即使一片好心，也会被别人看做是对自己能力的轻视，很愚蠢。
　　齐姑娘把茶水放在我的面前，对我笑了笑，轻快地走了。
　　这是一种发酵过的红茶，酱色而清亮，有一种茉莉花香，可能经过了熏制。
　　会议室内的人陆陆续续被单独叫到隔壁房间，终于轮到了我，我将余茶喝完，跟随一位身穿西装的小伙子走进了那间小会议室。
　　室内铺着软软的暗灰色地毯，长条形会议桌旁，一位中年男士端坐着，等我到了不远的地方，就用右手往对面示意了一下，客气地说：“请坐。”
　　坐下之前，我恭敬地问候道：“李老师，您好！”
　　老师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待我坐下之后问：“你怎么知道我姓李？”
　　“昨天笔试的时候我见过您一面，当时有人这样称呼您。”我解释。
　　“哦！”老师笑了，开始像做案件笔录一样询问我的基本情况，查看我准备好的各项个人资料，并且时不时提出问题，弥补资料的不足。
　　我至今能够记得的，是这样两次答问：
　　“谈谈你对企划的看法？”
　　对我来说，计划的概念非常清楚，因为我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已经工作多年。企划与国家计划有实质的差别，就是哪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也必须有自己详尽的计划工作；市场由价值规律调节，不一定有计划，但面对市场的企业必须有计划。
　　“企划就是企业计划。”我回答。我觉得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准备和我进行理论上的讨论，而是在考察我的操作能力，我应该单刀直入，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企划的核心是确定目标，没有目标谈不上企划。企划的第二步是制订可行的方案，比如新产品开发企划案，新市场启动企划案，它们目标不同，实施的办法不同。企划的第三个要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有合适的人执行。企划不能不考虑执行的问题，让不具备相应执行能力的人或者团队去落实，再好的企划也不能保证可以成功。”
　　“你怎样看待你的薪水？”这是老师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为了获得一份好薪水而来的，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相当矛盾。要高了怕企业不干，我会落聘；要低了自己明显吃亏。我觉得还是自己吃点亏为好，因为我需要工作，我相信只要公司正派，只要自己干得好，薪水应该可以涨起来。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实话实说，并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不知道这边的行情，只能用内地的标准来看报酬。我的要价是我内地工资的三倍多，不知道可不可以。以后我会努力地干，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公司会给我适当的回报。”
　　“如果你的薪水在所有人里最低呢？”老师又说。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不知道老师真有所指还是在对我进行考验，略一思索，然后回答：“我不会因为薪水太低跳槽，我主要考虑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当然，如果公司有意压低我一个人的薪水，那就表明它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相信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我的脸色已相当凝重。我当时还不明白高薪是高级人才最直接的标志，也不知道此次应聘我的要价最低，而对自己的低估会为日后的升迁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我当时觉得，一个人的能力一旦不被公司承认，离被炒鱿鱼也就不远。失业，对尚无积累的我才来讲是残酷的，我一定要回避那种境遇。
　　面试结果现场并不宣布，从公司出来，站在宽阔的开发区大道上，尽管阳光温暖，微风吹拂，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我来了，我应聘了，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雇工，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成为南国白领，但我知道什么是人才市场，懂得什么是人才流动，明白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下一步怎么办？
　　考虑再三，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滞留。一来我带的钱不多，经不起寻找工作的折腾；二来已经向三家企业做了自荐，到底什么结果还不清楚，继续求聘除了增加成本，没有别的意义。
　　与初出校园的年轻朋友完全不同的是，当时我在内地有一份工作，处于可进可退的状态，不至于因为没有及时就业而苦恼。我决定立即返回。给同学打电话讲明了情况，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桥头挤进了北上广州的巴士。
　　车窗外的南国风物依旧那么美好，但已经不再新奇；离别不过三天，遥远的家乡肯定依然如故；我心中的期望，你会出现么？你到底在哪里？


　　六

　　等待是漫长的。那段时间，只要回局里，我总会先进局办公室，有意无意地扫视一下挂在墙上的蓝色信函袋，看看有没有远方来信。信函袋由一整块布料缝制而成，用铁钉攀紧了挂在墙上，一位局领导一格，下面贴着写有领导姓名的白色字条。当时，这种分发领导信函与公文的做法在机关单位非常流行，现在早已看不到了。
　　五月二十五日，我所期盼的公函终于出现在视野里。记得将它取下的时候，办公室内的几位同事本来闲谈着的，却突然安静了，没有人讲一句话。他们默默地看着我，神色凝重。
　　显然，这封信函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与我一样敏感。
　　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甚至没有坐下，站在办公桌边就把信封撕开了。

　　××同志：
　　你已被我公司聘用，请带齐身份证、计划生育证明、个人一寸免冠照片四张，在六月四日以前赴公司报到。
　　致礼！
　　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

　　来函的日期上面，加盖着一枚大红公章，名称是“广东××集团人事科”。
　　成了！可以去朝思暮想的广东了！激动与兴奋的情绪立刻洋溢在我的心中。
　　但喜悦是短暂的，不一会儿我就冷静了下来。
　　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竟然把我称作同志？不是说，在开放已久的广东，“同志”这个称谓已经不流行了么？我的思绪首先这样流动着。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文字。
　　在我的内心里，我其实更希望进入那家投资公司，因为它在中山市区，生活环境有可能好一些，又带政府背景，观念上和情感上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适应起来可能比较容易。虽然那两天的求职经历告诉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已经是一种幸运，我没有理由放弃，但一想到我今后的岁月就要与一个还不清楚来历的企业紧紧相连，我的心中又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惆怅。
　　这家公司能够加冠省级行政区划名称，看来还是有些实力的。当时的中国商界与全社会，对于企业冠名有一种狂热式的幼稚，都希望自己公司的名称能够前缀的行政区划越大越好，就像马季先生在《宇宙牌香烟》中讽刺的那样。这种心理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时代公司行政化的遗迹，以为所攀的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名声也就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是国人对于品牌和品牌知名度的觉醒，虽然这种觉醒还处在初始阶段，但毕竟有了品牌意识，有了市场知名度的追求，而这一点倒是历史的进步。同意聘用我的这家公司难道也有行政级别？我这样设想，但暂时不可能得到答案。
　　第三个问题，我有十天的时间做离开的准备，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现有的人事关系？
　　首先得局长同意。那几天他病了，我一直来不及去医院看望，当天下午买了些礼物，我走进了他的病房。待我问过病情并且讲明了打算之后，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也许外面更适合你发展。停薪留职的申请写好了吗？”
　　如果当时没有停薪留职政策，我的决定也许完全不同。可历史从来不算如果，只看事实。当时的事实是，国内能够满足国际资本需求的人才总量有限，内地各类人才面临自由流动的机会时态度又相对谨慎，因此，国家认可了地方自创的停薪留职政策，允许内地人才脚踏两条船。这种政策避免了许多矛盾，为资本，也为当时与我处境相似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我们年轻，有文凭，有职称现在看来，当时遍及全国的职称评定工作显然正是为人才流动、也是为资本的需要所做的准备。我们在内地接受教育，积累经验，同时也因为各种原因遭遇了生存压力，产生了强烈的出走冲动。如果没有机遇，如果没有冲动，谁都不会启程。
　　过了顶头上司这一关，别的就好办了。我向一直栽培我的一位市领导电话辞行，领导的话至今言犹在耳：“内地也需要人才啊！”我知道他是真心挽留；我这样考虑过：等我在南方解决了自己的脱贫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一定回来。
　　但天意难测，当我按照自己的规划如期回返，我所尊敬的领导却已身陷囹圄。我们一同在艰难中起步，一道在清贫里奋斗多年，有很深的情谊。他的不幸结局曾使我在无人的时候泪如涌泉，心似刀割，以致直到今天还难以轻松面对，不敢跟他相见。
　　我向一位亲如手足的高中同学辞别，一个月前我留给妻子的那一千元钱就是向他借的。他担任着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对我的决定颇感意外。
　　“一个局里再困难，会困难到几位领导头上？”他问。
　　我说：“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钱，间接目的则是想边干边学，了解那边怎样办企业，所以去的时间不会很长。还记得当年俄国彼得大帝隐姓埋名在德国当学徒的故事吧？我想我在某一点上和他相似……”
　　同学没有再说什么。我返回多年之后，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晚上，他独自来家里看我，是辞行：“我今天晚上走，去广东……”
　　那时候他的痛苦就写在脸上。我知道此时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安慰，只能陪同他在雨夜里，在街灯下，共用一把雨伞默默步行。
　　停薪留职合同由局里批准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市经委和干部管理部门市委组织部分管领导签字，加盖了印鉴，正式的手续就算办完了。我选择在晚上独自清点自己的办公室。该存档的公文，该移交的公务，该上缴的办公室钥匙，该拿回去的个人物品与资料，一一分开。
　　整理完毕，我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回想这么多年在机关里的工作与人际交往，心潮难平。
　　就要脱离这一切了，我真的依依难舍，我甚至不敢断定自己的出走是不是正确。
　　就局本身来讲，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无疑会长久，在这里工作就是为社会尽力，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