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4-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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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舒服多了。看到大家都很忙，我就没有叫别人陪着，一个人开车上了路。没想到走到半路，胃又开始疼，而且越疼越厉害，浑身又开始冒汗。我坚持着，两手紧握方向盘，睁大眼睛直视前方。当我在东三环行驶了一段路后，终于坚持不住了，恍恍惚惚把车开到辅路上，停在了路边。
　　当时感觉疼得快要不行了，头也昏沉沉的、眼睛也看不清楚。我想，不能在这等死呀！趁脑子还清楚，我要呼救。我拿出手机，拨通了110，那时，脑子里只记得这个号。
　　“快来救我！我快不行了。”我迷迷糊糊对着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电话里传出声音，但我听不清楚。
　　“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我重复着说。
　　忽然我听清了电话里的声音：“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
　　“我，我在，我在……”我竟然说不出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使劲看窗外，眼睛好像不受大脑支配了，怎么也看不出外边的景象，分辨不出这是在什么地方……
　　“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电话里还在喊着。
　　我还是说不出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不能这样下去，要找一个能说出是什么地方的路段才行。我硬撑着又把车开上了路，速度很慢，晃晃悠悠，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着喇叭，从两边不断地向前面冲去，我什么也顾不上了，谁要撞我就撞吧。一边走一边看，直到看见安贞桥，我才认了出来。想停下来，但不好找地方。到安贞桥向右拐，再往前走，就快到奥体中心时，我想，到奥体中心大门标志比较明显。到路口一看，忘了并线，车还在直行线上，后边的车一个劲儿地按喇叭。“继续往前开吧，”我想着，车就上了安慧桥。这时，脑子里反应过来已经快到公司了。
　　我拼命坚持着，终于把车开到了我要去的那家公司院里，拨通电话：“快下来帮我，我不行了。”
　　很快，公司的顾总和一个小伙子下来了。我看见他们手里还提着暖水瓶，他们想得真周到。我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心里好感动，似乎清醒了许多，但还是疼痛难忍，大冷的天气，汗水却湿透了全身。
　　“赶快上医院，会开车吗？”顾总问那个小伙子。
　　“不会。”小伙子回答。
　　真不巧，公司的车出去办事还没回来，会开车的人都没在。一个小伙子跑着到外边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和顾总一起，把我送到了中日医院急诊室。
　　当时天已经较冷，我穿的两条裤子，里面的线裤和外边的裤子都湿透了。
　　大夫问：“你是不是掉到水里了？”
　　我说是出汗。大夫说：“马上做心电图。”
　　后来又检查、验血，最后输液。结果那晚上一直折腾到夜里12点多，才离开医院。其实到医院后已经不那么疼了。大夫让我住院治疗，但那时我怎么可能住院呢。
　　只要不疼，就跟好人一样，只是身体感到虚弱些。我们回到他们公司，由于我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感到有点饿，大家也都饿了，就泡了几袋方便面，我吃了一小碗，很香。一边吃，我和顾总一边讨论《申奥报告》的一些问题。三点左右，我开车回到家。睡了一觉，早上八点半又赶到新侨饭店上班，因为上午九点要开会研究有关奥运会的安保、交通和场馆问题。


　　4、吃4片颠茄没管用

　　还有一次，大约是12月的一天。那天由于工作太忙，大家都错过了到新侨饭店员工餐厅吃晚饭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我对大家说：“走，我请你们吃牛肉面去。”我们开车来到了位于红桥的大王牛肉面馆。那时我们经常去那里吃牛肉面，一是比较快而且实惠，六元钱一碗面，加几个小菜就搞定了（当时我们加班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吃饭也是自己花钱，因此，我经常自己掏钱请大家吃便餐）；另外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们一人要了一碗牛肉面，点了几个小菜。当我吃了还不到一半的时候，胃又疼了起来，而且越疼越厉害。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我假装镇静说：“我吃完了，先到车上休息一会儿，你们慢慢吃。”到车上后，很快又是疼得受不了了，身上的衣服又被汗水湿透了，抱着肚子在车里打滚。
　　其他人吃完饭到车上一看我这个样子，吓了一跳，都说赶快上医院吧。我说没事，疼一阵过去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还不见好转，我说：“李辉，你去花市药店给我买点颠茄药片吧，那个药止痛很快。”最近发了几次病，我随身带的颠茄药片没有了。
　　李辉是个很能干而且很踏实的小伙子，他跑着去花市药店，很快就回来了。我吃了两片，但奇怪的是这次吃颠茄没管用。我又吃了两片，还是不行。结果大家就直接把我送到同仁医院了。大夫听说我吃了四片颠茄，非常严厉地说：“千万不能再吃颠茄，容易误诊，弄不好要死人的。”那晚上基本跟上次去中日医院一样，检查、化验，没查出来什么问题，最后我也不疼了。大夫还是让我住院，但我还是没住。折腾了大半夜就回新侨了。
　　我特别感谢奥申委的同事和战友们在我发病时对我的照顾。
　　对于我在外边几次发病的情况，我爱人和儿子一直都不知道。
　　我不想让他们为我着急。


　　5、怀念战友

　　在我开始写此书时，听说老顾去世了。是2006年春节前，在一次请离退休老同志的宴会上，听文制中说他因病在上海老家去世。我非常难过，本来还想找时间同他一起坐坐，回忆一下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事情。
　　在奥申委成立时，我曾建议由老顾担任总体部部长，我可担任副部长。但老顾认真地说：“不，我老了，应该让你们年轻人担重担。我可以当顾问。”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一直担任总体部的顾问。我那时跟他开玩笑说：“老顾，老顾，你可要经常光顾啊。”
　　事实上，老顾每天都按时来奥申委上班，我们经常一起研究工作，一起加班加点，一起走过了两年半难忘的日日夜夜。工作之余，我们还向他学过打桥牌，但由于工作太忙，只学了两三次就停了。真后悔那时没有好好学习打桥牌，到现在我也不太会打。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他家去，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住在左家庄，是国家体委的宿舍，很小的两居室，也就是五六十平米。一看家里就是不常有人去的那种，虽然屋里比较干净，是上海人的特点，但总觉得屋里少点什么。后来才知道，老伴不在北京，常住上海，因不习惯北方的气候。老顾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可以回上海好好安度晚年，与老伴团聚。但申办奥运会是我们体育工作者难得碰上的机遇，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如果能亲眼看到申奥成功，别说生活苦点，就是少活几年，我也愿意。第一次申奥结束后，听说他回到上海了。
　　多年后，2001年下半年，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办公室门前，他瘦了很多，但还是那么精神，那么有风度，还是带着那特有的、稳重的微笑。我很高兴，在体育馆路上的一个小饭馆请他吃了一顿很简单的饭。他吃得很少，也没有喝酒，但我们聊了许多。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他说：“你们是功臣，申奥成功不容易呀！我真替你们高兴。”我说：“老顾，别这么说，你才是功臣，第一次参加申奥的人都是功臣，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他苦笑着说：“你这样说，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没忘记历史，这很难得。很多人是不尊重历史的。我干了一辈子，谦虚了一辈子，退休后才明白过来，我的缺点是太老实了。这次是专门来看你的，我们能相识，并有过一段共同申办奥运会的经历，是很难得的。这次能见到你，我很高兴。你还年轻，一定好好把握未来。”从老顾嘴里说出这番话，我有点意外，没有完全理解，甚至感到他可能是真的老了。那么一个好脾气、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总是那样谦虚谨慎、似乎完全与世无争的老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灰心的话？后来我听说，他那时已经身患重病，单位破产了，住房一直没有达标，退休工资也不多，回到上海与老伴也经常有矛盾。这次是专程从上海来看我。人们常说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为什么在拥有的时候不能珍惜呢？
　　我真后悔，没有在老顾来时好好的安排一下，让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更多感受一点人间的友情和温暖。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竟然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一直还想把参加过总体部工作的同志聚在一起热闹一番。可是现在，已经不可能到齐了，因为老顾已经走了，他带着那特有的微笑，永远地走了。


　　6、老朱，走好啊！

　　这是我在写这本书过程中的一篇日记。
　　2006年7月9日，星期日。昨天晚上没有写的太晚，12点就上床了，想好好睡一觉，因为上午约好要去打网球。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一夜没睡好，做噩梦，梦的内容都忘了，就是感到睡得很累。突然醒了，起来一看表，才3：30。其实这时正在进行德国世界杯争夺三四名的比赛，是由德国对葡萄牙。我想明天看决赛吧，今天不看了，继续睡。但躺下还是睡不着，我很少有这种情况，头昏昏沉沉的有些疼。到6点怎么也睡不着了，起来看书吧。到7点的时候，我看儿子还没起床，他今天要去单位值班，别迟到了，我就敲门把他叫了起来。儿子洗漱完问我，怎么起那么早？我说，头疼睡不着了。他说，今天气压低，要下雨。又说，正好你开车送我吧，就当到外边兜兜风。我说好吧。
　　儿子在国家人事部上班，在和平里，星期天早上不堵车，很快就回来了。我把车停在楼前，下车准备上楼时，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刘岩，在遛狗。刘岩现在身体好多了，虽然奥组委的工作也很忙，但与申奥期间相比，他已感觉很幸福了。以前从来不出来锻炼的他，自从养了一条可爱的小狗后，经常能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看见他出来遛狗，为了陪小狗自己也锻炼了。这对刘岩来讲真是大好事。
　　但刘岩却告诉了我一件令我非常悲痛的事：老朱（国华）去世了。
　　“啊？！”我很吃惊，“什么时候？”
　　“昨天举行的告别仪式。”
　　“怎么没人通知呢？”
　　“听说奥社解散后，他回到了青年出版社，跑跑业务，好像也没什么职务。心情也不太好，所以联系比较少。”
　　刘岩又接着说：“奥林匹克出版社解散也挺可惜的，这么好的一块牌子，一直就没有人重视，体育总局不用，也不让别人用。”
　　是啊，我想，奥林匹克出版社的归属问题不应该是很大问题。这么好的牌子为什么解散？已经10来年了为什么解决不了？不管归属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归属北京市，都应发挥更好的作用。为什么最后还是解散了？有关领导总是抓“大事”，难道这样的“小事”就没人抓吗？真可惜这块牌子。
　　老朱是奥林匹克出版社的副社长，他虽然不是奥申委的正式人员，但他是总编室的成员，他是为申奥做出贡献的人，他走了。他心情很不痛快地走了。他曾对奥社充满了希望，但他等来的却是奥社的解散。我知道他很不甘心，他曾想通过作为《申奥报告》的出版单位，使奥社为申奥做贡献，从而使奥社得到更好的发展。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万万没想到，就在我写老朱的时候，听说老朱2004年得了骨癌，截掉了一条腿，我一直想找时间去看他，还没来得及去看他，他却自己默默地走了。
　　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老朱，走好啊！


　　第八章　申奥“时间差”考察团奇遇

　　1、精心设计，“万无一失”

　　国际奥委会在2001年1月17日接到五个城市的《申奥报告》后，将其分送给每个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负责人等，特别是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他们用50天的时间对各申办城市的《申奥报告》仔细阅读、审核、对比，为到各申办城市考察做好准备。
　　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奥报告》后，北京奥申委也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备迎接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上来。这是申奥中的又一重要环节，考察团将根据《申奥报告》的内容进行实地考察。
　　由于这次申奥国际奥委会规定不能互访，所以，《申奥报告》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了解申办城市的唯一正式文件和依据，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也是唯一正式访问申办城市的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他们将对《申奥报告》中的内容进行全面考察，并且在对五个申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