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10年第11期-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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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和同样遭遇的同事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工资待遇及〃三金〃问题，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2010年元月开始，每月由草原站从土地出让金中发放工资1000元，扣除120元养老金保险后拿到手的有880元，医疗保险至今没有着落。可就是目前这点工资，也只能发放二三年，如果到时候没有了土地出让金，工资又将回到原来150元的起点。单位领导也明确表态：草原站属公益性事业单位，没有经济来源，如果财政不能解决，单位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你们的工资待遇。
这么多年来，虽然辛苦，我仍然坚守在草原站的岗位上，因为我相信工资待遇问题终究可以解决，更因为我热爱草原事业，我父亲是草原站1979年成立时的第一任领导，岳父是第三任领导，虽然两位老人已离开人世，但我仍要战斗在他们曾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们未竞的事业。
10多年逝去的青春，付出的感情，全都倾注在这草原上。离去，谈何容易？何况这真是意义重大的工作。今天写信给责刊编辑部，恳请替我们呼吁，也敬望上级领导体察民情，调查了解．关心一下我们这些在一线兢兢业业的技术人员，给予解决为盼。
梁其壮
2010年5月24日
一线农技人员的尴尬生存
《半月谈》 2010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209字
本刊记者 王军伟 王欲鸣 李松 李亚楠
甘肃省古浪县草原站职工梁其壮来信反映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省份少数人的特例。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内蒙古、广西、重庆、河南等地采访发现，伴随着乡镇机构改革，裁减人员，压缩经费，首当其冲的是无权无势的公益性服务部门。由此，在基层从事农、林、畜牧等工作的一线技术人员，普遍面临着窘迫而尴尬的生存困境。
负责数万畜禽防疫员，每月只挣两三百
记者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兽医站采访时，站长张俊正要去一户村民家给奶牛看病。他对记者说：〃我这个'站长'是上面口头封的，按上级精神，乡镇兽医站被定为事业单位，而现在在职职工却没有工资，只有少量补贴，更谈不上应该享受的医疗养老保险及社会保障。〃
张俊告诉记者，全镇29名防疫员都是包头市2004年聘用的。除他这个〃站长〃每月补贴300元外，其他人每月只有200元。〃这些钱还不够每月下乡的摩托车油钱，疫苗冷藏费、电话费、办公费以及招待费还得自己掏腰包。〃
挣得不多，可承担的任务却十分繁重。美岱召全镇有4000多头奶牛、3000多头猪、2万只羊、2。6万只鸡。防疫员每人每年光各种畜禽的防疫注射任务就达19次，包括禽流感、牛口蹄疫、新城疫、猪瘟、猪口蹄疫、猜蓝耳病、羊口蹄疫、羊痘等等：各种动物的抗体监测每年3次；消毒灭源常年进行，动物产地检疫时时报检；还有奶站的卫生消毒、饲料的取样、能繁母猪摸底以及后备奶牛和羊的统计、拍摄图片等工作。
张俊说，按理防疫员都可以收取防疫费，牛每头每次2元，猪每头每次1元，羊每只每次1元。可农民本身对防疫就有抵触情绪，实际连30％也收不上来。去年政策要求停征包括防疫费在内的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对农牧民是好事，可我们的工作就更难了。
更令防疫员头疼的是，防疫中难免出现的疫苗过敏反应死亡、落胎等问题无人负责，只能自己承担，搞得防疫员常常提心吊胆。
〃出了问题主要靠拖，就是踢皮球或者冷处理。防疫员把责任推给站长，站长推给兽医局，兽医局推给农牧业局，农牧业局推给政府，拖上两年，希望事情不了了之。〃张俊说，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有时候感到于心有愧，压力很大。
工资自筹，农技员自嘲〃吃软饭〃
在广西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记者见到该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黄昌福时，他刚从镇里的一个蔬菜基地监测农药残留回来，脚上还都是泥，办公室的其他7名工作人员也都下乡了。
〃蔬菜进入市场前，我们都要监测农药残留，农技站可以说是蔬菜进入市场的第一道门槛。除此之外，还要下乡指导稻瘟病、癌缩病等十几种作物病的防治，宣传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平时很少呆在办公室里面。〃黄昌福说。
尽管承担着繁杂而艰辛的工作，但钦南区农技员的工资却普遍不高，尤其是部分自筹工资人员，虽为在编农业技术干部，同样干着农作物品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农作物病虫预测与防治等工作，却得不到财政保障，生活难以为继。
陆武清1998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黄屋屯镇农技站工作，虽有编制，但属于工资自筹人员，十几年过去了，他每月的工资只有290元。
〃长期以来，我每月的工资只有200元，到了2007年才涨到290元，多出来的90元是区农业局给的补贴。老婆也没有正式工作，这么大年龄了，生活还要靠年迈的父母接济。〃陆武清说，我们干的活一样都不少，待遇却相差悬殊，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一名和陆武清一样，工资也属于自筹的农技人员告诉记者，在钦南区这样的农技员有几十名，他们多是在1998年、1999年毕业于广西各地农校，按国家当时的统招统配政策分配到钦南区各乡镇农业站工作。虽然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苦等，并向区领导反映这一情况，但至今只有少数人解决了问题。
黄屋屯镇农技站站长杨里厚是其中的幸运者。2009年，他的工资转成了财政拨款，不过回想从前，杨里厚仍然心酸不已。〃我从20多岁参加工作，一直到将近40岁，每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当时一家三口的生活可谓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只有靠老婆做点裁缝等手艺活来贴补家用。结婚10多年来，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实际上成了个'吃软饭'的。〃
收入徽薄，依靠〃增收项目〃苦苦支撑
在重庆市梁平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站长胡晓告诉记者，该县34个镇乡街道都设有农业服务中心，采取财政全额拨款维持运作，但农技人员只有工资，没有津补贴。相似工龄和职称的农技人员和公务员的待遇每月相差1600元左右。
重庆市武隆县鸭江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潘勇每月工资只有900多元，他说：〃我小孩今年4岁，媳妇也没有工作，一家人全靠我养活，家里平时吃的米和肉都不敢在镇上买，全是父母从农村老家带来的。〃
为了补贴收入，重庆不少乡镇农业服务中心都在搞〃技物配套〃等所谓的〃增收项目〃。农服中心人员在从事农技服务的同时，也搞起了农药、种子等农资产品的销售工作。
梁平县任贤镇农业服务中心从1990年开始就由农技人员集资，开了一家农资销售门市。任贤镇仅有的3名农技人员专门抽出一人搞农资销售。5月20日，记者看到，整个门市里除了门前摆放的两个玻璃柜台之外，别无他物，空空荡荡。柜台里农药、种子等商品包装袋三三两两地随意码放，蒙着厚厚的灰尘，似乎好长时间没人动过。
销售员刘冰告诉记者：〃现在生意清淡得很，有时候一天连一包种子都卖不出去，收入在30元以下的日子经常有。〃记者在农服中心农资店采访的2个多小时里，确实没见到一个顾客光顾。
任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正远说，自从政府把农资市场放开之后，镇里面就陆续开了30多家农资店，遇到赶场的日子，摆地摊卖种子、农药的小贩还有七八十人．农服中心自办的农资店经营受到很大冲击，这个〃副业〃也非常不景气，每年利润也就五六千元，每人只能分到1000多元，基本上是杯水车薪。
老兽医晚景凄凉，待遇不如农村五保户
记者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老兽医郝永福家时，这位1960年就是乡兽医站站长的老人，因患脑血栓瘫痪，坐在土炕上，伤心落泪。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临死之前能看到政府在政策上给他们这批边缘人一个〃说法〃。
将军尧镇今年74岁的刘志汉老人，作为老兽医代表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境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旗各乡镇组建兽医站时．他和其他40人陆续进入兽医站工作。几十年来大家一直在基层承担着畜禽疫病的防治、家畜改良、抗灾保畜、接羔保育等工作任务。上世纪80年代，乡镇畜牧兽医站已名存实亡，只能依靠防疫收点费用补贴生活。特别是2004年兽医体制改革时，由于年龄限制，全旗40多名老兽医大部分被排除在防疫员队伍之外，成为被遗弃的〃公家人〃。
土默特右旗农牧业局副局长刘元小承认老兽医们反映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因发展需要，1982年旗政府将乡镇兽医站定为〃基层事业单位〃，人员进行招聘录用。根据当时旗畜牧局相关文件，40多名老兽医在1983年整编时录入公社兽医站人员名额之中，一直参加防疫工作。但在2004年包头市招聘基层动物防疫员工作时，大部分人因年老或未参加考试而未被录用。
如今，这些老兽医无从办理退休手续，也不符合办理社保的政策。
刘志汉告诉记者，当时成为乡兽医站的人员后，他们40多人的户口就被转为城镇户口，吃供应粮，原来的土地被生产队收回。可现在既无供应粮可吃，又无土地可种，村里人都叫他们〃黑人〃：说是城市户口，却住在农村，也入不了社保；说是农民，却无土地，涉及到农村的合作医疗、低保等政策一样也享受不上。〃我们这批人连五保户都不如，五保户都有土地，每年领低保费850元，我们有什么？〃
〃功能弱化、队伍萎缩〃：农技服务供需矛盾凸显
《半月谈》 2010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119字
本刊记者 李松 李亚楠 王欲鸣 王军伟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中感受到，尽管众多基层农技人员虽身处困境仍坚持服务在〃三农〃最前线，但在其辛酸背影后．事关千村万户的基层农技队伍正在持续萎缩，农技服务体系功能正在不断弱化：而另一面，却是广大农村、农民对农业技术的强烈需求。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这种反差更为凸显。
副业变主业，农技人员成万金油
45岁的王建红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24年来一直在乡镇农技部门工作，但2005年乡镇农技站和林业站、水利站等5站合并为农业服务中心后，虽然依然是服务农业，但工作内容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技站的时候，工作比较单一，就是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小麦、玉米种什么品种，什么时候打药，怎么打等。〃王建红说，〃现在，工作就杂了，既要落实国家惠农政策，又要搞产业规划，还要搞新农村建设。〃
王建红仍经常往村里跑，却不是去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不到村里没法开展工作，不过，农业技术这块工作已经非常少了〃。
记者调查了解，工作任务庞杂、负担沉重，是摆在基层农技人员面前一个现实的课题。本来在农村基层从事农机、畜牧、林业等专业对农服务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现在已经俨然成为〃小农委〃，综合承担着上级政府的繁杂要求。
重庆市武隆县鸭江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潘勇给记者粗略算了一下，他这个6人小单位承担的工作职责包括农业执法、渔政管理、土地纠纷调解、农技推广、农村能源建设、柑橘非疫区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管理、社保登记、各项惠农直补对象名单登记、造册。。。。。。林林总总不下15项。中心3名专职农技人员也被〃打捆〃使用，负责上述工作，原来的本职工作反倒被排在了后面。要几个人干这么多工作，看似什么都在于，其实啥也没干好。
5月22日，记者来到鸭江镇，潘勇一整天都在调解双河园村村民土地占地纠纷，始终没有时间接受记者采访。他说，类似的土地纠纷，他每年都要处理20多起，平均一起就要花1天多时间，要走完调解、纠纷登记、情况汇报等各个环节，很牵扯精力。
重庆市梁平县任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正远告诉记者，3月份以来，自己就一直在办公室里填写各村社种粮直补的报表，搞录入、汇总、上报等，还要核实农民的补贴金额和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等，〃单是种粮直补一项就涉及上万村民．不花一个月基本弄不完，哪还有时间下乡搞农技工作〃？
鸭江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员田盛玉向记者坦言，自己现在能有1/5的时间专门在基层从事农技服务就不错了。
职能弱化，地位越来越边缘
虽然基层农技人员承担着大量涉农事务，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他们在政府中始终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地位逐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