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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开花的身体:服装文明-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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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年代的女人们对沃斯如痴如狂,那些暴发户的女人们不仅令他的店铺频频爆棚,同时也确立了他作为世界服装史上第一个女装设计师的地位。到了1870年前后,沃斯至少已经雇佣了1200多个女裁缝,每周生产出上百件的衣裙,年净利润高达四万英镑。对于一个曾经睡在柜台下面的小伙计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1885年,“法国高级女装协会”成立,而这个协会的前身就是沃斯组织的巴黎首家高级女装设计师的权威机构——时装联合会。这个组织的成立,使沃斯的服装理想得以最大化实现,并迅速带动起高级时装业的发展,为巴黎成为日后的“世界时装之都”奠定了基础。

  也许今天的人们会说,“这个布料店的小伙计,他的设计并没有摆脱宫廷裁缝的匠气”。但如果能回到当时的年代,我们将重新发现他的前卫意义,比如他将皇后的裙长缩短了25厘米,这在今天看来,不亚于让英国女王穿上超短裙。

  2、巴斯尔的翘臀欲望

  正当法国高级时装和“新艺术”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普法之战不幸爆发。随着法国的战败和接踵而来的巴黎公社起义,贵族阶层深受打击,巴黎的时装业也进入了一个低迷的阶段。沃斯的时装店一度关闭,勉强流行的时装在色彩的搭配上也显得和时局一样混乱。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叫做“巴斯尔”的箍裙在怀旧的气氛里再度回潮。

  巴斯尔是一种使后臀看上去高高隆起的围腰式撑架,呈半月型固定在女人的后腰上。所以那个时期的女人,应该是欧洲历史上屁股翘得最高的女人,不仅如此,她们还喜欢在那上面装饰蝴蝶结和花边褶,并将裙裾拖得很长,使自己看上去像一个自命不凡的软体虫。有的裙裾甚至长达2米左右。

由于臀部的夸张,人们对乳房的要求也“高”了起来。有记载表明,那时的女人已经开始使用橡胶乳房,贝侯在《外表的运作》一书中这样写道:“橡胶制乳房与一个放在腰后的轻型弹簧连接可使其跳动,如有一双手臂伸过来抚摩触及弹簧,便会马上引起跳动的效果直到手放开为止。宽阔完整的垫臀凸显出腰部的纤细。……穿上这套紧身衣经常会有奇遇,而不仅仅是约会。”

  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对手感的要求与现在大不相同,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一触之下的真实感受,却会对一个弹跳的屁股如痴如醉……还是让我们想像一下他们切入“正题”时所要完成的程序吧:首先,他们得脱去外衣,然后是衬裙,然后还是衬裙,衬裙,还是衬裙……终于看到皮肤了!不,那是橡胶的胸衣,装着弹簧的腰垫,然后是紧身胸衣——不能急,抽带只能一节一节地松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像游戏打到了最后一关,夺标竞赛中干掉了最后一个对手。这种依靠服装所取得的前戏效果,恐怕是其它性手段所无法比拟的,难怪写下了《恶之花》的波德莱尔会说“所有美和高贵的事物都是由理智与计算而来的”。相形之下,那种直奔主题的勾当就显得寡淡和无趣得多了。

  修拉的名画《大碗岛上的星期天》,表现的正是那个时期人们的着装风尚和生活情趣。那些女人们穿着使臀部高高隆起的曳地长裙,一手打着遮不住太阳的小阳伞,一手抓住折扇或情人的手,沉静在午后的树荫里。而男人则戴着窄边的礼帽,穿着和今天的西服很接近的“三件套”,前襟扣着拘谨的双排扣。这种双排扣的服装最早据说起源于海员制服,其特点是可以根据海风的风向,随时变换搭门的方向,可以左扣,也可以右扣。后来的西装则不知因为什么,只能向右扣了。配合这样的上衣,裤子一般用条纹棉布或格子呢料制作,款形在臀部和大腿部放宽,在小腿收窄,裤脚流行翻边。这种翻边裤脚据说起源于18世纪末的一个雨天,那天爱德华七世在伦敦市的一座竞技场看赛马,忽然天降大雨,这位君王弯腰将裤脚卷了起来……。

  另一方面,他的妻子阿莱克桑多拉也在为巴斯尔的流行推波助澜,这位丹麦公主最喜欢的裙子,据说就是那种带弹簧的翘臀撑裙。

  3、高贵的假领子

  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应该还能记得父辈的一种着装习惯:他们在穿上外衣之前,往往要贴身戴上一个洗得很白、浆得很硬的假领子,这种领子的延伸部分一直到肩膀,由两根带子分别穿过腋下,这样就被固定住了。这种穿假领子的习俗在过去的公共澡堂十分常见,人多的时候可谓蔚为壮观,大家七手八脚,有的穿有的脱,讲究的人还会套上假的袖子,并将袖口扣得十分整齐。然后他们穿上低领毛衣或外套,喜欢显摆的人还会将雪白的领子翻在外面。这种流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装束让后来的人们笑掉了大牙,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种代表了土气与寒酸的什物,曾经也是欧美人的时髦标志。

事情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样子说起,那时的美国人干了一件粗野但了不起的事,他们将欧洲人一直作为内衣的衬衫,拿去当了外衣。于是,衬衫作为自由和民主意识的先行标志,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并且款式上也做了进一步改进。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领子上,当时十分有名的箭牌领和纽扣领衬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箭牌领源于男式衬衫上一种经过上浆处理的可拆卸领子,这种领子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就已经流行过。那时的人们喜欢戴一种打皱的领子,形状有点像齿轮,高高地竖在脖子上,上端直抵住下巴,外缘几乎与肩同宽,夸张的时候弄得吃饭都成问题。为此人们不得不改变吃饭的方式,甚至发明了专门的餐具。后来人们终于受不了,于是在保留褶皱的基础上上进行了改变。变通的结果是将领子的上端打开并放倒,像扇子一样披在肩膀上,也有人称之为“扫帚领”。

  到了18世纪,男人们开始喜欢起一种波状的胸饰。这种胸饰一般由花边或其他的轻薄织物做成,褶边成波浪状,可以固定在衣服上,也可以脱卸。这种花哨的胸饰取代了此前的领巾大肆流行一段时间之后,男人们又被一种宽大的硬套领所吸引。这种领子的形状很像当时的军装领,由细棉布、亚麻布或丝绸等加衬制成,套上脖子后在颈后打结固定。再后来流行起黑色的蝴蝶领结,这应该是领带的前身……。纵观男装的变化,我们将发现他们在领子上花费的心思并不比女人在脸上化得少,那真是一个美妙的年代,“花样男子”的如意岁月,他们打着华丽的领饰戴着高高的礼帽,周旋在政治和女人之间,从不担心精致的修饰会招致情人的反感。那时的人们似乎更相信男人之所以为男人,是因为他们解风情,懂女人,有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而不仅仅是“穿得像个男人”。

  1820年,美国的设计师设计出了类似于现代男式衬衫领的可拆卸领子,箭牌领由此得以确立。后来的40年里假领子风靡美国,专门生产假领子的工厂也应运而生,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后来创立了箭牌商标的梅萨斯·莫琳和布兰奇特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兴趣开始转移,假领子的需求量下降。一度高高在上的假领子不得不与衬衣重新联姻。

  4、与时髦无缘的男人

  女人可以追求时髦而男人却不能!这样的感叹即便在时装业极其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十分常见。究其原因恐怕要追究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观念,这些观念将男女区分开来,并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任务。毫无疑问,女人在这一过程中担任了被观看的角色,也就是说,她们承担了追求时髦的任务。这样一来,男人们在服装方面的实惠就受到了影响。

事实上在西方,自18世纪起男人的服装就不像女人那样受到重视,他们在这方面的选择范围非常小,无非是衬衫、裤子、内衣等基本构件,款形上也没有太多变化。所以,当他们想改变一下形象,往往就只有在领带、袜子或者毛衣上玩些花样。有人甚至认为,胡子的修剪方法也是他们改变形象的手段之一:

  “胡子很有规律的变化,表明了这些风格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当时的历史事件。安全剃须刀的改进和当时发生的战争似乎对这些风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金·吉列的专利安全剃须刀从1905年开始销售直线上升。可是在这以前的30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留胡子,而这种现象的发展此后也没有加剧。吉列先生并没有开创什么修饰风格,而只是成功地利用了一种存在现象,为自己创造了名声和财富。”

  男装产品的单调使男人们在服装上趋向统一。这使得正统的男人们不是抵制时装,就是与主流时装相认同。比如那些穿西服打领带的中产阶级,看他们穿衣服的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从人群中认出来,在这一点上,不妨引用一下保罗·福赛尔先生在《格调》一书中的研究成果:

  “以男式领结为例——系得整齐端正、不偏不斜,效果就是中产阶级品位;如果它向旁边歪斜,似乎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者不太在行,效果就是中上阶层;甚或,领结系得足够笨拙,你无疑属于上层阶级。社交场合最糟糕的表现莫过于:当你应该显得不修边幅时却很整洁,或者当你看上去应该邋里邋遢时,你却一身笔挺。……上层和下层男士着装效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上层男士更习惯于穿西式套装或至少是西上装。据爱丽森·卢莉说,套装‘不但是懒散的人显得优雅妥帖,还能使体力劳动者显得难看’(当然包括运动员体型,或肌肉过分发达的类型:阿诺德·史瓦辛格身穿套装是活脱脱就是个丑角)因此,套装——最好是‘深色套装’——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与贫民阶级分庭抗礼的最佳武器。”

  而另一些人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我行我素的同性恋者、流行歌星、嬉皮士们,由于他们往往通过对主流文化的反动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主张,所以在服装上的选择更加自由和放松。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或许正是男性时装的真正推动者,对他们来说,极力表现符合自己生存状况的形象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这种修饰并彰显男性性征的欲望,在20世纪的欧洲被部分地表现出来,这使得那种“无修饰的”男性神话变得多少有些尴尬和矛盾。

  在欧洲工业化的过程中,男人们醉心于职业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一方面,他们有意识地回避服饰的平民感,一方面又希望能从正经豪华的服饰中解脱出来。当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交困中疲于奔命的时候,女人们却被赋予了装点自己和打扮他人的机会。

回顾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宫廷社会,我们会发现当时的男性时装非常兴盛。尽管在此之前的好几个世纪中,人们对服装的消费热情已经十分高涨,但只有宫廷社会才将这种消费变成了艺术,以至于奢侈的路易十四被人称为“消费国王”。这位说出过“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之类名言的国王,不仅自己沉迷与豪华的服装、装饰、宫殿、家具和酒筵,而且将他的大臣们也带上了“消费”的不归路。一些贵族为了维持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不得不倾家荡产来讨得国王的欢心,因此对国王欠下巨债。有资料表明:“宫廷通过这种花费赢得了贵族对宫廷的依赖。由于宫廷是王权所在之处,这些贵族麋集在国王周围,但结果却发现他们自己的奢侈进一步强化了王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中豪华刻板的习惯被追求时髦的中产阶级和年轻的贵族所抛弃,他们开始无视宫廷的着装规定而穿得随意起来。然而路易十四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义的结束,相反,更多的人开始体会到体面的穿着带来的好处,尤其是一些暴发起来的资产阶级,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模仿贵族的消费方式,成为新生的贵族。

  到了18世纪,套装成为男人的基本服装,尽管这时的上衣仍配有极富装饰性的裙子,裤子也还是保留了马裤的样式,但贵族的影响力开始趋于式微。这样的套装与宫廷社会所流行的繁复上装、华丽的马裤和长筒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事实上反映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潮流,这种由工人服装演变而来的套装最终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标准男式服装,并在18世纪晚期趋于统一。

  到了19世纪晚期,男人的服装变得更加简化,但这种简化并不意味着男式时装以及服装规则的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微妙和隐秘了,这种微妙体现在一些男人开始将他们的热情投入到诸如领结之类的小零件上去。新一轮消费主义的出现宣告更多时装样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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