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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节

文革恋史-第9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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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你打羊角结。”

说完熟练的打了一个羊角结。

铁戈说:“伙计,你慢点,我还没有看清楚。”

于是刘武汉非常缓慢地打了一个羊角结,铁戈依样画葫芦,笨手笨脚半天也没打成,气得他把人丝扔到地上大骂道:“操他妈,老子不干了,这是老娘们干的活!”

刘武汉一看铁戈的犟劲上来了,知道劝也没用,只好离开。

铁戈走到对面的四工段,看见成飞正在兢兢业业地学打羊角结,问道:“成飞,学得怎么样了?”

“还能么样,这是逼张飞学绣花,我日他的老娘,哪个男人做这种事?”成飞骂道。

“哎呀,这个事要是搞长了,老子将来怕是要变成娘娘。”

“你莫嚇我,说得怕死人。伙计,反正进来了不学也要学,莫说变成娘娘,就是变成面首(男妓)也冇得法。”成飞又一门心思学打羊角结。

铁戈又回到十工段靠墙坐下,什么也不做,心里骂道:“打羊角结?去你妈的,那是女人做的事,老子才不学。”

这时刘武汉又走过来说:“铁戈,以后你跟着郭喜生学挡车,你现在就去帮他分经打蜡。”

于是又带着他来到那两台车后面拿起蜡饼在经线上向后打蜡。铁戈一看这事太简单了,也就照葫芦画瓢打起蜡来。

半夜十二点肖纬送夜餐来了,各组都有人用脸盆领夜餐,十组的刘武汉是干这个差事的。刘武汉把铁戈的大缸子拿来,打了满满一缸子面条给铁戈,然后带他到车间大门外蹲着吃起来。

这时刚过腊月二十八午夜零点,天空云层很厚,像个债主逼债似的阴沉着脸,小北风不紧不慢悠悠地刮着,铁戈两手捧着缸子取暖。

刘武汉“哧溜”吸了一口面条说:“快吃,等下就凉了。”

铁戈发现刘武汉碗里的面条不多,问道:“你的面条怎么就那一点?”

“分夜餐是我的事,我把自己的面条少分一点匀给你了。我们做的是女工的活,每天定量只有一斤一两。你是新来的,要适应这种女工的定量还要过一些日子,我们关的时间长,胃都饿得定了型,吃多了反而胀得受不了。“

“不会吧,我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你是块头大,消化能力强,这点面条怕是还不够你塞牙缝,我们就不一样。人哪,就是贱命,饿得胀不得。一年到头大鱼大肉就受不了,吃青菜萝卜反而过得蛮好。”

其实铁戈心里清楚,刘武汉无非是想让他多吃一点。

“为什么让你分面条?”

“我是分经工,没有具体的挡车任务。”

“什么是分经工?”

刘武汉解释道:“我们十工段有十六台车,八个挡车工一人看两台车。小组执行员叫顾会营,他是修机工,全工段的车坏了都是他修。我的具体工作是如果出了事故,比如轧梭了就由我来处理。要是有人上厕所,我也帮忙挡一下车,所以分夜餐就是分经工的工作之一,有的工段是修机工管这个事,不说这些了。铁戈,我说那个打羊角结的基本功还是要练,不然将来么样挡车?”

铁戈气咻咻地骂道:“我们红州有两句话,一句是‘鲫鱼不跳鲤鱼塘,男人不进女人行’。还有一句是‘男做女工,到老不中’。想我老铁堂堂七尺男儿,如今倒做起女人干的活,真他妈不爽!老子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会像女人一样学挡车织绸子。”

刘武汉劝道:“铁戈,牢都坐了,说那些没有用。监狱不比外面,不能由着自己的脾气来,那是要吃亏的。我跟你说,我们中队关了几个不一般的人。荆州地委的秘书长应该算是个共产党的高干吧?就关在我们中队。他原来是新四军五师的,整个监狱的干部没有一个资格比他老,他不照样劳改吗?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吧?他的嫡亲孙子也关在我们中队。”

“是哪两个?”铁戈有点好奇。

“他们两个都关在反省号子里。”

“为什么?”

“抗劳。就是不上班,抗拒劳动改造。”

“老子宁可坐反省号子,也不做这女人做的事!又不是没有坐过小号子。”

“苕货,你硬是个户鸡(武汉话:大脑有问题的炫)!坐小号子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监狱里两千多犯人,哪个没有坐过小号子?但是又有哪个非要找小号子坐,不坐不舒服?你昨天刚下队打了一场漂亮球,大家都高兴。易管教员一般是不表扬人的,昨天就表扬了你……”

“我不稀罕他的表扬。”铁戈硬邦邦地顶了一句。

“不是你稀不稀罕的问题,是因为你来了我们五队才打了一场翻身仗,他们都说要跟你学打球。你要是关了小号子,哪个来教球?还有,你晓得你是么样到五队来的?本来狱政科已经把你分到四队去了,这是定板的事。后来大脑壳叫易管教员亲自到狱政科去把你挖过来了,余友新、曹矮子、我,还有好多人都找过易管教员,就是为了把你挖过来。你倒好,上班第一天就抗劳。不说易管教员,把我们的面子都泼光了!”

看看铁戈不顶嘴,刘武汉心里有底了:“其实打羊角结简单得很,就跟用筷子一样简单。用筷子简单吧,但是洋人就用不好,这只能说洋人太苕了。你要是连打羊角结都学不好,你比洋人还苕。”

铁戈知道这是刘武汉在激自己,便说:“你不要激我,我也不是苕货。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太那个了,真是有点对不起你们的一片好心。其实我是心里有气,老子没有犯法把我搞到这里来坐牢,一想起来我这心里就塞了一个大坨子。”

“就你一个人心里有坨子?我们都一样!你刚来,我们中队荒唐案子多得很,说出来你都不相信中国会出这样的怪事。”

铁戈吃了一口面条问道:“刘武汉,你是为什么案子进来的?”

“我嘛,唉,我日他的娘,提起来话长。”

他把手中的空碗“咣噹”一下扔在地上,长长地叹了口气:“这都是我老头造的孽哟!我老头原来是黄埔二期的,后来升到中将。四九年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担任白崇禧的高级幕僚。白崇禧从武汉撤退时我父亲带着他的小老婆跑了,把我妈和我弟弟丢下不管,从此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伍零年镇反时我妈又被打成反属,连工作也找不到,只能到建筑工地去做小工。下了班还要到菜场捡菜叶子回来当菜吃,我和弟弟就是靠这些烂菜叶子养大的。家里太穷了,我们没有上过幼儿园。好在我妈妈原来也是大家闺秀,认得几个字。别人家的伢上幼儿园,我妈放了工晚上就在家里教我们念《三字经》、《百家姓》。我妈在读书的问题上对我们管教很严格,一心想我们成才,遇到我们在外打架她倒不怎么管。我从小受我妈的教育就是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饭吃,才能过好日子。所以我小时候读书真的蛮下功夫,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但学校就是不录取。”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别人告诉我弟弟,不然我哪里晓得。六四年共产党号召知青下放,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我。我一想这也算是一条出路,少一个人在家吃饭还能减轻我老娘的负担,为我弟弟读书创造一点条件,我一咬牙就到农村去了。”

“我们红州地区六四年下放的知青成分都不好,这是当时的政策。”

“整个武汉也一样,不是地富反坏,就是右派子女下放。我在农村表现得蛮积极,因为我从小学起也是受共产党的教育,拼命也要争取上进。所以我出工总是出满勤,我还是公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上面对我还是蛮信任的。我老娘从来不说我父亲的事,我们问起我父亲,她就说死了,现在看来大概是怕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我是四七年生的,我父亲长得什么样我都不晓得,有个鬼的影响?六六年八九月间,居委会、红卫兵破四旧时批斗我妈,我弟弟也被强行押到批斗会场,后来他才告诉我,不然我哪晓得我还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将父亲?我下放的公社不晓得我父亲的事,还让我参加了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那个时候年轻,也不晓得累,伙食又蛮好。宣传队年轻人多,一天走个几十里路,说说笑笑,唱唱跳跳就到了演出的地方,晚上演出完了还有点夜餐,条件好的大队就用鱼给我们下面吃,我到现在还怀念那段时光。六七年元月,有一天早上五点多钟我起床练功,就是这一天出了大事。头天晚上我们搞了一场文艺演出,幕布上用大头针别了一张毛主席像,我早上练功时发现毛主席像被风刮到地上,赶忙把像捡起来放到主席台上,又怕再被风吹到地上,就用四块砖压在像的四个角上,这一下要了我的命。他们说我跟共产党、毛主席有不共戴天之仇,用红砖镇压毛主席。二话不说,当时就把我扭送到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又到武汉去调查,一下子把我父亲的事抖出来了,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判了十五年,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冤枉?我心里的坨子比你还要大!”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仅凭这点小事就把一个人判了十五年,要不是进了监狱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天方夜谭。

他问道:“你没有上诉吗?”

“上诉了,上诉有个屁用?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到后来我也懒得上诉,反正我已经坐了十年牢,再过几年就刑满了。等我释放了,我累死累活也要赚点钱,让我老娘过几天好日子。”

铁戈关切地问:“你妈还好吧?”

刘武汉又叹了口气:“哪里好得起来哟!我判了以后,我老娘把眼睛都哭瞎了。她半年来接见一回,总是我弟弟牵着她,从武昌小东门到这里来要转好几次车,我总是叫她莫来,她又不肯,真是没有办法。”

“你出去了真要好好尽一点孝心,也不枉你老娘苦了一场。”铁戈说这话时心在颤抖。

但奇怪的是刘武汉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悲戚,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与自己毫不相干。他想,刘武汉也许早就心如枯井了。他又记起了老刘说的那句话:“人落枯井心自死。”

刘武汉拿起地上的碗说:“进车间吧,外面太冷。铁戈,打羊角结还是要学,不然你以后么样独立挡车?郭喜生还有两个月就要刑满了,他的那两台车将来就是你的。你呀你,莫看你长得高,人在矮屋檐,还要把头低,听我的话错不了。另外还告诉你,在劳改队千万不要和别人乱结交。我们中队球队和宣传队里面的几个人都还可以,但也不能太相信了。监狱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地方,关键是嘴巴要稳,莫乱说话。你要是乱说马上就有人向干部汇报。我们这个小组有三个人要注意,一是执行员顾会营,他是五七年汉阳学潮的头头之一,判了死缓,后来慢慢改成无期。六七年社会上搞武斗,他以为时机到了,又在监狱里组织反革命集团,说是要血洗武汉市,又被加到死缓。我们帮他算了一下刑期,从五七年被捕经过加刑减刑再加刑一直到刑满释放,他一共要坐三十八年牢。这个人老奸巨猾,阴狠歹毒,又喜欢打小报告。他是干部重点盯的对象,千万莫沾他的边。第二个叫陈帮平,外号叫破脑壳。这个人原来是国民党的兵,他脑壳上的伤就是解放军的弹片打的,所以他有点不清白,喜欢乱说,干部也讨厌他。第三个叫左万应,他是我们中队有名的两个庆父之一,另一个是一组的陈克飞,这两个人都是二百五。庆父你懂不懂?”

“我懂。”

“这个左庆父是沾也沾不得,惹也惹不得。沾了他的边你就甩不脱,惹了他你更是跑不脱。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敢当着你的面向干部报告,说一些你根本就没有的事,对这个人要敬鬼神而远之。球队有一个人也要提防,就是汤建国,这个家伙从碉堡上翻墙逃跑过一次,也是干部重点盯防的人。”

“怎么能从碉堡上越狱?”铁戈很疑惑地问道。

“汤建国被他老爸送回来了,当时就关了反省号子。后来他说碉堡上虽然有枪兵,但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上夜班时偷偷地从碉堡那里爬上围墙,再从墙上跳下去,枪兵竟没有发现。这狗日的命大,要是被发现了枪兵当时就可以打死他。十一组有两个人最坏,一个叫李家宾,一个叫包厚斌的。李家宾是一半人脸一半狗脸。你要是比他狠,他就是人脸,你要是比他软,他就变成狗脸。最坏最最坏的就是包厚斌,这个家伙是整个中队最坏的家伙。只要有人在一起聊天,他就在一边偷听,然后马上回号子写小报告,中队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如果干部说要把哪个犯人拉到楼梯后面去批斗,这就是打人的一个信号,因为干部不能亲自动手,这个时候包厚斌就出马了,把人往死里打,所以这个家伙你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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