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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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不提审？提了七八次了。”
“都问了些什么？”
“主要问的都是文革期间的事，比如六•；二三武斗，六•；二七反攻是谁策划的？有哪些人参加？问得最多的就是冯营长是谁打死的？武斗是谁组织指挥的？反正问的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呢只有一条，一口咬定不知道。我只说龙头山那一仗是我指挥的，但冯营长是谁打死的，那么多条枪同时开火，子弹又不长眼睛，只有天知道是谁干的。问来问去就是这些话，我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三个字——不知道。”
“豺狼”插嘴道：“封拐子，就算知道是谁打的也不能说。是别人打的你说了就是出卖朋友，是你打的你交代了更是自找麻烦，这样人命关天的事决不能乱说。”
封老大笑道：“哟嗬，你还是个好角色！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打的。”
封老大很聪明，他知道在号子里要谨慎，稍露口风马上就有人向所长汇报，争取立功减刑。其实封老大击毙冯营长的事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从不说这事，连铁戈这么好的朋友他都守口如瓶，正是这种谨慎救了他一命。
铁戈骂道：“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灾难，阶级斗争斗来斗去倒把我这个革命后代打成了反革命，这叫他妈什么阶级斗争？”
封老大却说：“我信奉阶级斗争学说，因为阶级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理论，阶级都是客观存在的。有阶级就一定会有阶级斗争，我想这些观点你是不会反对的。问题是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那些八竿子也打不到的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比方说那些地主富农如果有罪恶可以整一下，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像黄世仁那样的恶霸地主就非整不可。但地主富农的子女有什么罪，为什么也要跟着一起挨整受罪？如果他们有什么罪的话，那就是不该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和这个国家，可谁又是自愿来到人间的呢？他们生在剥削家庭这就有罪了，那这个罪只能是血统罪。如此一来问题就来了，中央那些老干部里边就有很多成分不好的人，他们不也是天然就有罪吗？照此推理下去，他们本身就是罪人，还怎么领导老百姓干革命？还有什么资格当领导？他们不也理所当然应该被打倒吗？他们的子女不也同样应该挨整吗？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凭什么你能整我，而我就必须服服帖帖地逆来顺受？我承认有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到那样激烈。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又能有多少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所以说阶级斗争不能这样搞得人人自危。现在可倒好，连你这样苦大仇深的革命后代也成了阶级敌人，这不是瞎扯淡吗？现在看来那个狗屁的《五一六通知》是个必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臭名昭著的文件。如果当时有人把这次运动和五七年反右联系起来，那他就是先知。如果有人把这次运动和苏联的肃反联系起来，那他就是上帝。如果有人把这次运动和希特勒纳粹的罪行联系起来，那他简直就是上帝他爹了。事实证明，全中国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不同的残酷的运动。如果硬要与以前的政治运动相比的话，在中共历史上只有原来在江西打‘AB团’和延安的抢救运动稍有一比，其共同点都是栽赃问罪，无限上纲，冤杀无辜，残害忠良。但后者与前者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前者统治的范围是全国，而后者管辖的地方只有苏区的几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涉及到的也只是中共党内军内的人，并不涉及老百姓。就破坏的烈度和范围而言，后者都难以望前者项背之万一。就世界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与老毛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比。但斯大林的肃反并没有使工厂停止生产，农民停止劳动，学生停止上课。而文化大革命则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于崩溃，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搞？”
铁戈担忧的问道：“我也信奉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列宁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也承认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问题是那些整我们的官老爷和我们本是同一阶级的，既然都是同一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搞得你死我活？比他妈日本人整中国人还残酷？我总在想如果老马在世他会这样搞吗？还他妈说什么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如果还像这样斗下去，用不着美帝苏修来打我们，自己先就斗垮了。算了，不谈这些理论，谈起来老子的头都是大的。喂，你进来了你们家怎么办？”
封老大轻松一笑：“兄弟，你知道这几年我赚了多少钱？过去有句老话叫做财不露白。反正你也不是外人，实话告诉你，自从六九年秋天我干起建筑这一行，这六七年里不算固定资产我赚了大概有几万块钱……”
铁戈轻声叫道：“伙计，你真成了资本家呀！”
封老大摇摇头淡淡一笑：“什么资本家，不过是自己把成分改了一下，由赤贫变成上中农，有饭吃而已。”
铁戈哈哈大笑道：“你还上中农呢，整个一个资产阶级。你进来以后你的建筑公司怎么办？会不会垮呀？”
正说着黄方突然出现在门口厉声喝道：“谁在笑？都他妈给我站起来！”
铁戈笑道：“哟，黄班长当班哪，是我在笑，与他们不相干，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黄方笑道：“狗日的，我当班你也敢笑？”
铁戈肆无忌惮地笑道：“正因为是你当班我才笑。”
黄方不解道：“为什么？”
“咱们不是哥们吗？要是咱们认识得更早一点说不定你就不是班长了，一块进来尝尝坐牢的滋味。”铁戈调侃道。
黄方也调侃道：“放屁！好事没有我，坐牢倒他妈想起我来了。小声点，一会儿我就交班了。”说完摇摇晃晃地走了。
“豺狼”看见铁戈和黄方相互调侃大吃一惊：“老铁，你跟这个阎王也熟？我他妈真服你了，才来几天就敢跟他开玩笑，你和黄方是不是早就认识？”
“我从来就不认识他，大前天在白湖中学批斗时才认识的。”
“豺狼”把舌头一伸说道：“才认识两天你就敢跟他称兄道弟，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刚才他那一吼把我吓了一大跳，他要是恨你，等一下放风时闯进号子还不把你打个半死。”
铁戈无所谓地说道：“没事，你们放风回来保证我身上的毫毛一根不少。封拐子，你那建筑公司会不会垮？”
“那倒不会，我老婆和我兄弟现在都是行家。七二年春节你把龙晓茜介绍给我，五一我们就结了婚。”
“伙计，你这速度比希特勒的闪击战都快呀！春节相亲，五一结婚，也不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太快了点？”铁戈笑道。
“我和晓茜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学，早就了解了。而且都到了当婚当嫁的年纪，再等下去我怕夜长梦多，晓茜也想早点离开农村，所以我们就把婚事办了，结婚以后晓茜就成了我的得力助手。早两年看见你们出了事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把公司交给晓茜和封老二管理，让他们早点接手，我早就防着这一天了。龙晓茜管财务和采购，我弟弟搞管理，我带着龙晓茜专门在外边拉关系找门路接工程。我那一帮‘知青革司’的老部下分管各个工种，把每个工地硬是管理得有条有理。后来晓茜又让我把手下的工人发动起来，让他们去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本地的、外地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找，不管是城里的厂房宿舍还是农村的私房我都一样做，这样一来我的活就多得做不完。凡是给我提供了消息并把工程接到手的我就给他发奖金，连他的亲戚和朋友都有好处。当然不是人家要这个好处，但我必须知恩图报。所以我的工程多，一般都有三个工地同时施工。从六九年起到去年为止我添置了不少家当，比如说龙门吊我就有三台，混凝土搅拌机、卡车、工程机械几乎都有。我还有一台北京吉普，红州私人有小车的只有我一人。我的公司还安装了一部电话机，现在联系活路方便多了。结婚第二年我就得了个胖儿子，现在又有一个小丫头。我老娘负责看孩子，大儿子封顺已经上幼儿园了，小丫头刚刚一岁多。现在我总算是可以高枕无忧，就算把我判了我那一家人也是不愁吃喝，多的不敢说起码管十年不成问题。再说他们还要继续往下干，总不会死了王屠户就吃带毛肉。”
“好！拐子真有远见，你的心眼多得像马蜂窝，这就叫未雨绸缪，你们家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哎，我晓茜姐现在怎么样了？”
“哈哈，这都要感谢你这个大媒人，这老婆我真是找对了。人长得漂亮不说，管起家来也是一把好手。最让我满意的还是婆媳关系好，她们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从来没红过脸。你说如果万一他们吵起来，我是向着我老娘还是向着我媳妇？向着老娘吧媳妇有意见；向着媳妇吧人家又会说我是娶了媳妇卖了儿，街坊邻居是要道论的。还好，这样的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后来龙晓茜又帮我弟弟找了个媳妇，那弟媳妇也不错。我没有让她到工地去干活，就在家帮我老娘料理家务，也好让我老娘休息休息，享点清福。我每个月也给她发几十块钱的工资，等于请了个保姆。我和晓茜、封老二回家就能吃上现成的热饭热菜，再来上二两小酒，那小日子过得真舒服。”封老大回味似的眯起眼睛。
“我爸说他们参军以后想的就是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后农民的最高理想。我就不明白他们的思想怎么这样狭隘？怎么就不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等着我们中国人民去解放呢……”铁戈还是过去的思想观点。
“你还在唱高调，连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又身陷大牢，还他妈奢谈拯救世界上那三分之二的穷人！我没有能力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但我却可以帮助我身边那些和我一样吃过苦受过罪的下放知青，我那些弟兄们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封老大不以为然的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不要以为这是小农思想，农民都现实得很，他们过穷日子过怕了。比方说文革一来古学范、王石泰、肖国雄、沈冲、姜军这些人都是奉旨造反，而我和‘知青革司’那些人却是被逼造反。造反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我不造反就只能让别人骑在我头上拉屎。我一味忍让也是挨整，我揭竿造反也是挨整，倒不如先过几天老子自己说了算的日子，也不枉来人世间走了一回。果不其然，我当了司令以后说话有人听了，也有号召力了，还结识了不少朋友，你和辛建又帮我搞起了建筑公司。不管别人说我是地下黑包工队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反正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盖起了明三暗六的三层楼房，比辛建家的房子还气派。我所有的固定资产有好几万，还存了几万块钱，在红州城里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有钱人，连地委书记都比不上我。你信不信？他们法院就算判我十年徒刑我的建筑公司绝对垮不了，我全家的日子照样过得滋润得很。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说：‘苦难是生活最好的老师。’达尔文也曾经说过：‘能够得以幸存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大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慧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我从小就想做一个好学生，当一个听话的小乖乖，但我的出身决定了我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是一个贱民，只能像印度最低等的种姓那样卑贱的活着。直到六四年残酷的现实打碎我的大学梦，我在六六年红色恐怖中打人抄家时彻底警醒，我还没来到这个人世间就是个罪人，我一生下地就要救赎我的原罪，这他妈让我上哪儿说理去？说到底是苦难这个最好的老师教会我应该怎样活下去，我学会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当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起来造反，当造反派普遍受压时我就远离政治去赚钱。后来的反复旧、批林批孔反潮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一概都不参加。你搞你的大批判，我赚我的人民币，现在我在红州城里也算混成有头有脸的人了。《国际歌》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话我最信服。我看见天上下雨下雪下冰雹，就是没有下过钱。报纸上不是说过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骗子的谎言吗？美国有个专门说谎的‘鲍灵顿俱乐部’，每年要从几万名会员提供的谎言中挑选出一个‘世界冠军’。最佳谎言愈夸张愈好，因为夸张是幽默的一个重要内容。会员不受国籍、性别和年龄限制，唯独有一种人被拒之门外，那就是政客——因为政客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