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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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最高指示虽然古老但是太可怕了，里面分明有若不上山下乡你就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意思，这不是要人的命吗？所以下放知青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得强装笑脸去下放。只有这些歌曲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才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呀！所以唱这样的歌没法不悲伤。比如这一句‘广阔天地你我就向前闯’，唱起来没有慷慨激昂，只有无奈和感伤。《七十五天》这首歌是把《异乡寒夜曲》的曲子改动了一下再填上新词。这首歌的作者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进牢房，在第七十五天时写出了歌词。至于这个人到底坐了多长时间牢，判没判刑没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词作者在歌词写成的时候还在牢房里。我听说这首歌又叫《武汉之歌》或《怀念武汉》，因为有一种版本的歌词里有‘什么时候才能听到江汉关的钟声响’。不知道是武汉知青写的词还是改的词，反正这是唯一反映坐牢的知青歌曲。”
彭定安说：“听听知青坐牢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也好有个比较。”
铁戈唱道：
“离别了亲人我来到这间牢房
已经是七十五天，
看了一看眼前只是一片痛苦和凄凉。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妈妈，
孩儿都一样，
日盼夜又想。
离别了挚友我来到这件牢房
已经是七十五天，
望了一望眼前只是一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一样，
日盼夜又想。
离别了姑娘我来到这间牢房
已经是七十五天，
瞧了一瞧眼前只是摆着窝头和菜汤。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姑娘，
可与我一样，
日盼夜又想。“
蔡庆渝听罢说道：“《异乡寒夜曲》我原来听过，和你唱的有些不一样。这首歌听起来像《异乡寒夜曲》，但实际上又不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铁戈同意蔡庆渝的看法：“词作者肯定是按《异乡寒夜曲》的谱子来填词。《异乡寒夜曲》是三段，写的是思念故乡、妈妈和恋人。《七十五天》也是三段，写的是思念妈妈、朋友和恋人。而且从句式结构上来看几乎差不多。但《异乡寒夜曲》只有很少人听过，而且又不是像唱片那样的标准版本，所以免不了以讹传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个武汉知青唱的，第二次是我们厂一个志愿军某部的文书唱的。这个人是解放前的高中生，会弹风琴歌也唱得好。后来他还把歌词和曲子抄下来给我。但我把那个武汉知青唱的和那个志愿军文书唱的一比较就发现有很多地方曲调不一样，这就证明我的推断是对的。文革期间什么都禁，《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那么多好听的歌都不准唱，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好东西老百姓不知道。”
彭定安却不以为然：“这有么关系？我是不会唱歌，我要是会唱，共产党越不准唱我越要唱。”
铁戈说：“看来你跟共产党有仇。”
“岂止是仇，是血海深仇。”彭定安咬牙切齿地说。
“为什么呢？”这是铁戈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直接了当的说。
彭定安说：“我是真正的反革命集团的一号头头，我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对于这一点我从不隐瞒，中队干部也晓得。”
“你是出身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要这样做？”铁戈问。
彭定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要说出身呢我家是上中农，也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解放前我家有几亩薄田，所以我祖父才送我父亲上学念书。解放后我父亲就在县城的中学教书，我老娘操持家务，日子过得还可以。哪晓得五七年反右，老毛叫知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结果七整八整，把我父亲整成了右派，开除公职不说还送去劳改。我老娘是个家庭妇女，我父亲一坐牢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断了，学校把我们住的三间房子也收回去，我们全家只好到我乡下祖父家里住。祖父祖母只有我父亲这个独子，指望他长大了光宗耀祖，哪晓得儿子进了劳改队，真是又急又气，不几个月双双去世。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后在劳改队也自杀了，我老娘当时就疯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完了。那一年我刚刚十岁，一个妹妹八岁，弟弟才五岁。我带着他们东家讨一口，西家要一点，到湖里挖藕、抓鱼、摸虾，我要把他们拉扯大。冇想到六零年妹妹和弟弟都饿死了，我一家祖孙三代七口人只剩下我一个。六零年我饿得实在是受不了，就到公社去偷东西吃，偷了几个麦麸饼子，还冇吃完就被抓了，民兵先是把我捆起来一顿狠打，然后把我送到派出所，过了半个月就把我送到沙洋劳教，六五年我从沙洋一出来就组织了反革命集团，我发誓要为我父亲和所有的右派报仇。不到半年我又被捕了，判了二十年送到这里劳改。”
“六五年你有多大？”
“十八岁。”
“怪不得你这样冲动，原来你还没有完全懂事。”铁戈说：“七四年我二十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我当时认为我已经长大成熟了，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我太幼稚了，什么也不懂。六七年我看了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不理解也不相信。他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当时我想我现在过得不是还可以吗，怎么可能是一个悲剧？直到办学习班时我才明白生活真的就是一个悲剧，从你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个悲剧。反右运动时我只有三岁，不知道反右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右派们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蔡庆渝的案子我觉得太奇怪了。你说老蔡收听敌台那只是他个人的事，他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嘛。如果说有罪的话，那也应该是这几个国家的电台有罪，你法院有本事去把那些电台台长抓了判刑。现在可倒好，制造罪恶的反动电台你无法可治，收听电台的倒成了罪犯，你说荒唐不荒唐？”
有分教：
一曲哀歌一浩叹，听来字字诉凄然。
声声血泪声声怨，岁岁青春岁岁寒。
正是：荒唐岁月荒诞事，铁幕时代铁窗寒。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9。…第九十九回 县太爷坚持血统论
第九十九回
县太爷坚持血统论
邵指导强行放铁戈
书接上回。
话说铁戈这一番话又引得蔡庆渝怒火万丈：“我操！我也是这样和法院辩论的。我说你们应该把美国总统、英国和日本首相还有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勃列日涅夫抓起来，因为是他们国家的电台搞反华宣传。你们抓不到他们只能抓中国的老百姓，算什么能耐？还有，收音机是犯罪工具，你们还应该把那些做收音机的厂家都关闭才对，没有收音机我听他妈什么？再说我就是听听外国的电台什么反革命活动也没干，凭什么认定我犯罪？凭什么判我的刑？所以我是一不认罪二不劳动三不改造，干部就只能关我的禁闭。”
彭定安笑道：“就是就是，我和老蔡都是禁闭室里的常客，一关就是半年一年。”
“哎，老蔡，上面不准收听外国电台，只要有收音机的人都可以收听敌台，上面管得过来吗？”铁戈问。
“笑话，全国那么多收音机他们能管得了吗？他们就是怕老百姓知道了事实真相思想起变化。可是人的思想你管得了吗？这种做法愚蠢得很，简直是愚不可及！”
铁戈不解地问道：“既然上面管不过来，你又是一个人收听敌台的，那你为什么还是被抓了呢？”
蔡庆渝叹了一口气说：“都他妈怪我这该死的嘴巴不严，我把听到的东西跟别人讲了。”
铁戈笑道：“老蔡呀，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怎么能够乱说？就这嘴巴给自己招来十几年的牢狱之灾，你以为现在真的是言论自由啊？我看你那嘴巴要缝起来，不然的话以后还要惹祸。”
蔡庆渝不服道：“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要不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不帮你的那些朋友翻案，你也不会判刑。”
铁戈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大哥不说二哥，都他妈一个德性。”
彭定安又说：“论牢龄目前这个号子里我最长，有十二个年头了。就我看的话，劳改劳改，劳的人多，改的人少，有几个像我这样正宗的反革命能改造得过来的？你们这样的人本来是从内心拥护共产党的，但是法院认定你是反革命，抓你判你，要你认罪服法，劳动改造。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认罪吧无罪可认，改造吧无从改起，不认罪就要关你的禁闭，戴手铐上重镣，你说怄气不怄气。”
铁戈轻蔑地一笑道：“我才懒得怄气。到这里快一年了，还没有好好休息一下，现在我正好趁关禁闭的机会睡他几天懒觉。反正一天有九两囚粮饿不死，既不参加冬训又不挨批斗，每天还有烟抽，比他妈学习班、看守所强得多。相比较而言这也算是一种幸福，哥们儿，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呀！”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禁闭室里的人从来不受中队作息时间限制，也没有政治学习，你想睡就睡想起就起，号子里的灯永远不熄。但是别人都要睡觉，铁戈只好入乡随俗提前睡觉。
他爬到下铺，把手铐扔在枕头边，然后和彭定安吃力地把脚镣提到铺上。
彭定安说：“这脚镣在地上拖得很脏，找件旧衣裳把它包起来，不然垫的盖的都搞脏了。”
铁戈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件囚服把脚镣包起来，脱掉棉衣，又习惯性的解开皮带，自己却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戴着脚镣裤子是脱不下来的，只好重新系好皮带，嘴里骂道：“我操，还要穿着棉裤睡觉。”
第一次戴着脚镣睡觉还真不习惯，因为这玩意儿是铁做的，尽管包上了不少布，但脚镣还是不断地把脚上的热量吸走，脚板和脚踝冷得难受，只觉得阵阵寒气浸彻骨髓。元月是一年当中最冷的一个月，要想入睡首先要用体温把脚镣捂热，否则根本无法睡着。而且这副脚镣再加上两个铸铁做的桃盘在被子里堆成一大团，两条褪只能叉开平躺着睡。可是一个人睡觉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姿势，但因为脚下有一大堆沉重的铁器又不能向左右两侧变换睡姿，更不可能蜷缩起两腿，只能始终保持一个平躺的姿势。平躺着睡又来了问题，脚后跟的跟腱被脚镣硌得生疼，他又坐起来用棉衣把腿肚子垫起来，让脚跟悬空，这样才好受一些。谁知越睡不着越有事，半夜他要起来小便，揭开包着脚镣的衣服，把脚镣弄得哗哗响，小便完了重新上床，又用衣服把脚镣包起来。这一夜他躺下爬起来，爬起来躺下，不停地折腾，一晚上大概只睡了两个多小时，这才知道戴脚镣的滋味远比不得抽烟那样惬意。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彭定安问：“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还好。”
“还好？我听见你在下铺像抽反筋一样，把脚镣搞得哗哗响，你哄鬼哟！”彭定安笑道。
“这总比渣滓洞、白公馆的老虎凳强得多，最多有点不适应，等过几天习惯了就好了。老铁我既然戴上了镣，受得了受不了都要咬牙挺住，再说这世界上几十亿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体验到戴镣关禁闭的生活，等我以后有了孩子，我一定要跟他讲讲戴脚镣睡觉是怎么回事。”
彭定安闻言大笑道：“当和尚的人还想生伢，你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
铁戈反驳道：“伙计，话不能这样说。我已经有一年的牢龄了，再过九年就可以还俗。等我出去的时候也就三十二三岁，找个把老婆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城里的姑娘找不到，找个乡下的小媳妇应该不成问题，再不行找个三队还俗的尼姑肯定是手到擒来，总不能让我们反革命绝了种，你说是不是？”
列位看官，这省模范监狱的女犯大队，一中队有一半是女反革命，另一半是杀人犯，二中队是经济犯，三中队的女犯人犯的全都是流氓罪，那里面有些人容貌姣好，是男犯们经常开玩笑的对象。
“我怕你是昏了头，三队那些女流氓、烂货你也敢要？我跟你说，原来男犯女犯是混合上班的，那里面好多人是谋杀亲夫的案子，你就不怕某一天晚上把自己的小命断送了？”
彭定安把铁戈的笑话当真了。
铁戈反讽起彭定安：“彭矮子，我们红州有句老话：‘生苕甜，熟苕粉，夹生苕冇得整。’你硬是个苕货，怎么不会算账？一个女人结婚时起码有二十岁，三队的那些女犯们不可能刚结婚就杀老公吧？再怎么样也要等几年，多的不说就算三年才杀人，这样应该有二十三岁了。从死缓改判为二十年再到释放一共要过二十七年，二十三年加二十七年起码有五十岁，这还是按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