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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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戈把烟蒂弹进澡堂说：“这首歌原来只写了三段，后来在传唱的过程中增加到七段，但流传最广的是第三段，我逃跑到我弟弟知青点听他唱过。后面那几段歌词不能唱，只能唱第一段。”
彭定安不解地问道：“这样好听的歌为什么不能唱？这歌词歌颂的是南京的风光嘛，又不犯法。”
铁戈解释道：“这歌的名字叫《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是南京下放知青，表达的是知青对下放生活强烈的不满情绪。听说任毅就因为这首歌被判了十年刑，所以后面的歌词不能唱。”
蔡庆渝听铁戈这样一解释恍然大悟道：“我说这歌怎么这么耳熟呢，我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时听过，人家把这首歌用一流的小乐队伴奏，是男声小合唱，效果还真不错。不过铁戈这嗓子清唱也是别有韵味，不比莫斯科电台差。”
彭定安鼓励道：“怕什么，把后面的歌词也唱出来，莫搞得不痛不痒的。”
铁戈笑骂道：“你个狗日的彭矮子，我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你还想搞得我加刑，你这不是成心害我吗？”
彭定安也笑道：“那倒也是，蔡庆渝收听敌台判了十五年。你要是唱反动歌曲政府再跟你加个五年刑，你们两个就扯平了。”
“老蔡，你收听敌台判了十五年，判得真不轻哪。你都听了哪些敌台？”
铁戈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外国的东西，更不说外国电台还播放下放知青歌曲，真是闻所未闻。
“我就听了美国之音、英国的BBC、日本的NHK、苏联的莫斯科之声。人家那电台的东西可好听了，说的都是大实话，我们不知道的事他们早就知道了，说出内容能吓你一大跳。那里面还有爵士乐，西方音乐，还有很多国内禁播的歌曲，好听得很。”
铁戈笑着说：“原来是这样啊，我这肚子里面就有不少禁唱的歌曲，还有不少知青歌曲，东南西北哪儿的歌都有。”
“吹牛吧？铁戈，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关进反省室的人都是些老反改造分子，冇得哪个会向干部汇报的。”彭定安既有点不信又有点请将不如激将的味道。
“哎哎哎，我说铁戈，你还是把这首歌唱完，免得我牵肠挂肚的。”蔡庆渝说。
“那好吧，我小声点唱。”
于是铁戈又唱道：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伴随着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
伴着月亮归，
沉重的修理地球，
是光荣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啊……
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
绣红了宇宙。
幸福的明天，
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当我吻别了你，
亲爱的姑娘。
揩干你的泪水，
洗掉心中悲伤。
啊……
心上的人儿告别你奔向远方，
离开了家乡，
爱情的星辰永放光芒。
寂寞的往情，
何处无知音。
昔日的友情，
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
啊……
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
怎能不伤心，
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蔡庆渝道：“好听，真好听。还有其他的歌吗？”
“我刚才唱的是《南京知青之歌》，算是南方的。再给你们唱一首北方的知青歌曲，叫《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的曲子是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主题歌的旋律，歌词是下放知青填的，你们听好了。”
铁戈放大音量唱道：
“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
马路上灯火辉煌。
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
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社会主义的大厦，
矗立在古老的沈阳，
那是我长年居住的地方，
自力更生重建家乡。
亲人啊朋友啊慈祥的母亲，
为你在平安的路上。
生活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
爱令我向往的地方。
有朝一日我重返沈阳，
回到我久别的故乡，
我和那亲人就欢聚一堂，
共度那美好的时光。“
“有味有味，唱得真好听！”彭定安由衷地赞叹道。
铁戈反问道：“唱得好不好无所谓，我们又不是搞革命歌曲大比赛。彭矮子我只问你这两首歌好在哪里？要说个所以然出来。”
彭定安支支吾吾了半天，就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铁戈分析道：“这两首歌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说自己的故乡好——南京和沈阳——什么都好，什么都令这些下放知青梦魂萦绕，就是没有半句赞美下放的地方，歌中反复吟唱的就是故乡好，故乡比哪儿都好。让你虽然知道歌词里充满着种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但就是抓不到任何错处。刚才蔡庆渝说莫斯科电台播放过《南京知青之歌》，我想这可能是作者被判刑的唯一原因。我不知道原词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知青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经常走样，搞得词不是原词，曲不是原曲。有的歌词有七八个版本，曲调有好几种唱法，最后搞得面目全非。这是因为知青歌曲并不像正规出版物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版本，而有一些传唱者又是五音不全的鸭公嗓子，跑调黄腔在所难免。如果某一个知青点第一个传唱者不幸就是这种嗓子，后面的学唱者全都会被传染，再加上有的歌词记不住就随意更改，所以后来歌词会变得面目全非。《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这首歌，词作者想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他把朝鲜电影里的曲子配上自己的词，搞得谁也不敢批判，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更多的知青歌曲发泄的是内心的不满情绪，比如《火车慢些走》和《小小油灯》就属于这一类歌曲。”
彭定安着急地催促：“莫说了，快点唱啊！”
铁戈笑道：“着什么急？我再抽根烟。”
彭定安赶紧上来帮忙划火点烟。
铁戈美滋滋地抽了一口然后悠然唱道：
“火车火车慢些走，
让我再看一看远走的朋友。
带泪的双手挥也挥不够，
火车一声长笛，
寂寞就上心头，
寂寞就上心头。
火车火车慢些走，
让我再看一看亲爱的朋友。
满腹的心里话总也说不够，
火车一声长笛，
我们就分了手，
我们就分了手。“
听了这首歌蔡庆渝赞叹道：“这歌词写得好，真他妈带劲。‘带泪的双手挥也挥不够’，没有这种送别经历的人绝对写不出来。你想想那情景，泪水一遍遍地流，双手一次次地揩，等到火车启动时双手都是泪，挥也挥不够。”
铁戈说：“我也很喜欢这两句，因为我送过我弟弟妹妹下放。刚开始时送人的和被送的还能忍住，等汽车一启动广场上就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报上不是说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吗？你这说的是哭天嚎地呀。”彭定安质疑道。
“唉，彭矮子你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一是看报，二是听新犯人讲社情。你都关了十二年多了，变成了世外之人，什么也不懂。那是报纸宣传，你拿个棒槌认了针（真）。”铁戈笑道。
“彭矮子狗屁不懂，不说这些了，你后面还有一首歌。”蔡庆渝说。
铁戈又唱道：
“小小油灯照泥墙，
我来到插队的地方。
一个窝头哇一碗菜汤，
睡的是农村的土炕。
双眼含泪盼爹娘，
生活是多么的凄凉。
每天晚上躺在炕上，
回想起可爱的故乡。
长夜难眠想姑娘，
你和我天各一方。
不知何时再能见面，
共诉说心中的梦想。
心上的哥哥在何方，
可知我无限的惆怅。
只盼早日再见情人，
共回到可爱的故乡。“
蔡庆渝评论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哥哥情人，有点俗。”
彭定安却有不同的看法：“俗？我看当个俗人也不错。我在这里当了十几年的和尚，想还俗还还不成。”
铁戈一听大笑道：“妙喻！把坐牢当出家，只可惜少了青灯黄卷，暮鼓晨钟。”
“铁戈，别扯远了，谈什么和尚尼姑？还有没有这方面的歌曲？要是有再唱几首。坐了这么些年的牢难得有这种享受。”蔡庆渝又催促道。
蔡庆渝坐牢已经六七年了，知青歌曲在社会上几乎唱烂了，但对生活在监狱里的人来说，却依然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就像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对反右的事也感到好奇一样。
列位看官，作词谱曲本是音乐家们的事，在普通人的眼里那是非常神秘高雅的事，似乎遥不可及。如今中国却出现了一批下里巴人，居然也敢闯进这阳春白雪般圣洁的音乐殿堂作词作曲，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十分弱小卑微，与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也没有那种令人作呕的做作出来的铿锵激昂。可就是这些如泣如诉、哀怨缠绵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下放知青的心弦。这些歌曲没有丝毫的说教和矫情，有的只是个人感情的宣泄，并且是以一种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的姿态展示她迷人的魅力。她摒弃了文革期间八股式的表现手法，给人们以久违了的清新之感，这恰恰是那些科班出身的人难以创作或不敢创作的，因为他们早已被文革时期所谓的“三突出”、“高大全”那种八股式的概念所束缚，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而那些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城市青年、在校初高中学生又是散布在中国广大国土上的听众和传播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前无古人。这些歌曲一经产生就广为传唱，显示了她极强的生命力。不光是知青，像铁戈这种未曾下放的青年工人，在进厂之前就已经接触过知青歌曲。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知青歌曲，每一个传唱者都觉得是在吐露自己的心曲，极易产生共鸣，无怪乎蔡庆渝和彭定安都很喜欢。当然现在几乎再也没人唱知青歌曲了，但有人赞美知青歌曲时这样说道：“啊，蓦地，你划破夜天，倏然而去像一柄闪亮的剑，短暂，却那么动人心弦，一瞬，却黯淡了多少无限！”知青歌曲的确如同一柄闪亮的利剑直刺黑暗的现实，它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知青内心的不满、惆怅和怨愤。知青歌曲短暂的历史的确如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它不作秀不炫耀不雕琢，清水芙蓉自然天成，低吟浅唱抒发情怀，独来独往自生自灭，但它在中国歌坛却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铁戈提起系在脚镣上的绳子，重新整理了一下压在脚踝上的铁镣，问道：“还想听呀？”
“当然想听，你肚子里还有没有哇？”蔡庆渝问道。
“当然有哇，多的是。我这肚子里别的没有，歌曲倒还有不少。”
“要有你就快点唱，莫搞得人牵肠挂肚的。”彭定安也急不可耐了。
“我给你们唱《山西知青思乡曲》和《七十五天》。”
说罢唱道：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那农民当，
离别了我那可爱的北京和家乡。
亲友含泪来相送，
声声嘱咐我记心上。
父母啊，
您别难过莫悲伤，
您的教养我永远记心上，
待到明年春节时，
重返家乡来探望。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那锄头扛，
离别了我那亲爱的战友痛断肠。
紧紧相抱心潮涌，
泪水相流就落肩上。
战友啊，
你别流泪莫失望，
广阔天地你我就向前闯，
待到明年秋收后，
定返家乡来探望。“
蔡庆渝问道：“铁戈，你唱这首歌怎么还带着哭腔啊？太投入了吧？”
铁戈一会儿把自己铐上，一会儿又把铐子打开：“不是太投入，是曲子写成这样了，本来就很悲伤。我们厂有个北京人，他叫林铁锤，他老爸是个副部级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所以他六九年初就下放了，那时他只有十五岁。我们厂的林书记曾经是他爸爸的警卫员，七零年把他安排到到我们厂当工人。他尝过下放的艰苦，唱起这首歌带着哭腔，我就是模仿他这个味。这首歌一开头就点明了知青要离开故乡北京下放到山西当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以外有谁是真心愿意下放的？六三年中央提出要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四年在农村全面推行社教和四清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六亿多农民都教育好了，现在反过来要来教育大中专和高中学生，这不是扯淡吗？当时除了极个别的理想主义者以外没人愿意到农村去。可是报刊杂志大肆宣传‘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甚至把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的话拿出来，说什么‘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最高指示虽然古老但是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