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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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
铁戈也不空手回去，把铁夫口袋里的烟拿出来说了声：“老爸，我走了。”
不到十分钟邵平就回来了：“咱接着喝。老铁呀，我看你好像有话要说，咋吞吞吐吐呢？”
“老邵哇，有些话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只是一种感觉，我可是得了实信。就在今年年初五我找了中院的汪院长，他也是南下的为人挺正直，他说铁戈那帮人是强行判决的，就是说没罪也要整出罪来。七六年八月中旬我和我老伴到他的厂里去了一次，谈了一个通宵，他硬说他没有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厂里故意整他，他无罪可认。我的儿子我知道，这小子从来不说假话。反革命集团这么大的事他敢撒谎？那天我问汪院长，他半天不肯说。我说：‘汪院长，你也是南下的老干部老党员，你就不能实事求是说句真话？’逼得他没有办法，他说：‘老铁呀，这么说吧，你儿子真没说假话，他本来就没有参加这个并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你叫他认个啥罪？他们这个案子太冤了。你原来找我谈这个事我不能说得太明白，我原以为省高院都不能定性的案子红州判不了，谁知真给判了，你叫我还能说什么？’老邵哇，刚才孩子在这里我不能说，假如把实情告诉他，他还能在这里边呆下去吗？那不成天要和干部闹？我也是有三十年党龄的人了，党性咱还有。这事咱们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能让铁戈知道实情。这孩子太倔，知道实情反而害了他。自打听了汪院长的话我这心里就堵得慌啊，明明知道孩子无罪还得眼睁睁地看着他坐牢，又不能跟他说实话。我参加革命也有三十多年了，从东北打到湖北，儿子却被革命吃掉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唉！”铁夫十分无奈。
邵平也长长地吁了口气：“我说呢，当年咱们流血流汗打下的江山，晚辈起来推翻它，这怎么可能呢？你儿子要真是反革命，看我咋整他！”
“那是，枪毙他我都不可惜！可我儿子没犯法，就这样判了我死不甘心。我想到北京找个人把案子翻过来。”
“谁呀？”邵平问。
“于一，咱们辽东军区兵工部的老部长，他现在是兵器工业部部长。”
“他管兵器，不管政法，找他有啥用？”
“咱辽东军区的老政委陈云在中央，于一是他的老部下，大概能说得上话。”
“老铁呀，你这是病急乱投医。即使于部长能把话递上去，陈云能为这个小案子说话吗？你不在政法系统不知道里面的内情，像铁戈这样的集团案和个人案件有冤情的多得很，我那个中队就关了不少。你别看四人帮打到了，可还是跟文革一样极左。”
铁夫和邵平又干了一盅：“老邵哇，这个月十九号中央那个普及大寨县座谈会提出要继续肯定大寨、昔阳那一套‘左’的做法，强调农村要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样搞就是没有四人帮的极左嘛。今年八月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可是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同时又指出这‘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就是说以后不定啥时候还要搞文化大革命，你说这不是还要瞎折腾吗？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把中国人民害得不轻，以后再也不能搞了！”
“老铁，再搞文化大革命只有傻B才参加，我是受够了！”邵平气呼呼地说。
“你咋就受够了呢？”
邵平的老伴把他参加批林批孔，后来关进学习班的事一五一十都抖落出来。
铁夫说：“老邵你就知足吧，你才关了几天学习班？出来还当你的干部。我儿子关了一年多的学习班又判了十年刑，我就不明白中国为啥要这么穷折腾？”
有分教：
临江血雨漫天飘，辽沈战火卷地潮。
剑指江南饮马日，擎杯犹自忆同袍。
正是：喜相逢战友开怀畅饮，谈文革犹自心有余悸。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4。…第九十四回 百无聊奈学打麻将
第九十四回
百无聊奈学打麻将
暗探告密惨遭暴打
话说第二天邵平又带着铁夫来看铁戈。这次铁夫没有强迫铁戈认罪，只是说在生产上一定要好好干，在监狱里也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争取减刑。这让铁戈心里很舒服，高高兴兴的回去上班。
湖北的冬天总是淫雨霏霏，球也打不成，书也没有看的，这段时间铁戈只能靠默写背诵古诗词混日子。
一个星期天他实在是闲极无聊，跑到楼梯后看大脑壳他们打牌。这是一种他从来都没见过的牌，别人告诉他这叫麻将，他饶有兴趣的观战，却什么也不懂。
监狱里的犯人真的极聪明又能干，他们把一种跟扑克一样厚的纸板裁成撮牌大小的形状，画上图案，然后刷上清漆，这就成了一副上好的纸麻将。
大脑壳、曹矮子、牛瞎子、余友新四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厮杀，围观的人有七八个。因为正在赌烟，观战的人没有一个说话的。只有等到一盘打完，围观的众人这才来一个司马懿过后方知似的指点江山，说某某人刚才怎么怎么打错牌了，某某人应该留什么牌，打什么牌，说得一套一套的。
铁戈却不明白他们到底说什么，只好东问西问，惹得周围的人肆无忌惮地嘲笑他，这就大大地刺痛了铁戈的自尊心。他就是那种较真的个性，你要说他不行，他偏要干出点名堂给你瞧瞧。当年学打篮球就因为别人的嘲笑才促使他下决心学打球，如今又有人笑话他不懂麻将，他决心学会打麻将，让这些人看看老铁的脑袋绝不比别人笨。
列位看官，在监狱里赌博必须有十分雄厚的实力。这里从不赌钱，因为只要有人向干部报告说某某人私藏人民币，那就要倒大霉了，轻则关小号子，重则脚镣手铐。说某人有实力就是说这个人身上有烟，香烟就是赌本，这在监狱里绝对是诱人的东西，是仅次于现金的东西，没有烟哪儿凉快请你上哪儿玩去，只有身上总带着烟的人才有资格打麻将。一般上场之前都要亮本，就是要亮出带了多少烟，一包烟以下的人也请你挂挂眼科，因为赌本太少只能在旁边观战不能上场。每个人都想多赢一些别人的烟，这里全都是现货交易，概不赊欠。因为烟这种东西不光是要有钱，而且还必须要有路子弄进来，二者缺一不可。有钱不见得有烟，有烟肯定是既有钱又有路子的人。铁戈属于既有钱又有路子的人，但他缺的是打麻将的技术。
看到铁戈也前来观战，刘武汉便在一旁给他讲解牌型的变化，如何组织牌，如何算翻。直说得口沫横飞，铁戈却是油盐不进，怎么也搞不懂。
因为这些纸麻将是朱峰做的，铁戈干脆找他要了一副来研究，刘武汉则自告奋勇的做教师爷。
俩人在上铺坐下，一开始刘武汉摆出各种牌型，告诉他什么是三门有、五门全、缺一门、步步高、姊妹花、碰碰和、老少配、老少碰、一般高、十三乱、全带幺、断幺、独幺、嵌档、平和，接着又讲了什么是不求人、门前清、凑一色、清一色、将一色、绿一色，最后告诉铁戈要想赢牌必须打大和，大和的招数有孔雀东南飞、西北有高楼、待月西厢下、独钓寒江雪，这些都是满贯的牌，只要赢了香烟可以大把的进。经过反复研究、领悟，铁戈很快就进入角色。为了更快的掌握打麻将的技巧，他索性叫了几个人一起打，他需要在实战中学习。当然这几个人打麻将纯属混点（武汉话：消磨时间）并不赌烟。铁戈不管干什么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从他开始学打麻将起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邀上几个人打，先搞清楚如何算番，什么牌多少番，怎样根据牌型决定打大牌还是屁和，起的牌变了又该怎么调整。只几天功夫他学会了打麻将，初步知道了怎么算番，一个月以后他就打得很可以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又到楼梯后观战，并且还能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说的还蛮像那回事。正好余友新的烟输完了，铁戈便顶了上去。
牛瞎子以轻蔑的眼神瞟了他一眼，问道：“想输几多烟？正好我的烟快完了你就送货上门，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铁戈笑道：“我这个人是汉阳来的贱三爷，从小就生得贱，有一点东西总想跟别人共产。我还有一条烟，输完了我就舒服。所谓舒服舒服，输完了我才服，你们要是有板眼把我的烟都赢去那才叫本事。”
大脑壳哈哈一笑：“要得！看来铁戈不是怂唐（武汉话：孬种），今天我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前三盘铁戈的牌不好，输了将近一包烟。众人都嘲笑他，叫他“宋德宝”（送得饱的谐音），他却并不着急，还是嘻嘻哈哈的和别人开玩笑说：“打麻将一靠手气，二靠技术，三靠底气。没有赌本底气不足，人就难免心浮气躁，那就会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今天不上班，打他个十六圈，好好过一把足瘾！”
铁戈带了四包烟，此时如同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里豪赌的阿拉伯王子一样挥金如土，毫不在意，漫不经心地洗着牌，嘴里兀自说道：“法国人说过一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老子是好汉不赢头三圈，着什么急？坐牢别的没有，时间有的是。哎各位，听说全国要恢复高考了，你们怎样看这件事？”
大脑壳说：“是好事，天大的好事！一个国家没有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这个国家以后么样办？总不能要那些文盲去建设社会主义吧。”
曹矮子也说：“从来冇看到哪个国家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的，也就是中国有这种鬼事，把一些四五十岁的工人搞去上大学。这四五十岁的人要是有板眼，文革前不早就上了大学，还能等到现在？”
韦少山也笑道：“我有一个表哥四十多岁了，原来是厂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也被推荐上大学。他跟我大哥说，读书真不是个味，一进教室他就打瞌睡。我哥笑话他，不是冇得味，是你自己完全搞不清白。我表哥说他一上课就开始抽烟，那些老教授刚开始还批评两句，哪晓得抽烟的人多了，教授到后来也懒得说了。”
铁戈骂道：“要说上大学，那要靠各人的真本事。文革期间搞什么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哪有什么推荐，靠走后门上大学的倒是真不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有几个能上大学？平心而论，也不是所有被推荐上大学的都是马大哈，也有一些是有本事的，可惜太少了。搞推荐上大学最坏的地方是开后门之风盛行，把寒门庶子上大学的路全都堵死了。”
列位看官，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到九月三十日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一百零八天，最后形成了一个纪要，纪要的核心就是“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十七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二个“基本估计”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说十七年来教育战线基本上是一条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纪要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圈定，于是“两个基本估计”就成了对中国教育战线的最权威的指示，全国教育战线的教师一个个噤若寒蝉，呆若木鸡，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但偌大一个国家没有大学是不可能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一九七一年高校开始招生，当时有一个“十六字招生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实际上最后变成了四字方针，只留下了“领导批准。”学校既没有复审权，基层推荐只是一句空话。
由于干部子女也都下放或参军，所以他们也可以以工农兵的身份“被推荐”上大学，这些人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只要你老子娘有权，什么事都办得成，上大学那都是小菜一碟，于是乎这些人上大学也就成了过江之鲫轻而易举地进了大学。因此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此后那些上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又提出了一句口号：“工农兵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把老师教授这些“臭老九”当成改造对象，这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