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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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 我们今天反观梅兰芳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个人的天资与努力之外，注重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从而使“梅派”艺术饱含浓厚的文化底蕴，也是重要因素。梅兰芳成名后渴望突破渴望创新，但他心里却一直有个疙瘩，那就是梨园界沿袭下来的惯例、陋习紧箍着如他一样向往创新的演员的手脚，他渴望改变，却又发觉在文化上他是欠缺的。也正是因为惯例和陋习，他和其他梨园界的孩子一样自小学戏，而学戏的方式便是逐字逐句一板一眼地跟随着师傅，师傅唱一句，跟着唱一句，至于唱词的内容以及背后所蕴含着的文化，师傅不懂自然也就不会教。这样的教学模式一代代传下来，梨园艺人文化底蕴不足便就不奇怪了。 梅兰芳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一直想要有所创新，也不乏悟性和灵性，却深感文化不足而造成的力不从心。与其他艺人傍靠“大官”或“商人”为捧自己不同，梅兰芳更多的结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在18岁左右，结识了一批文化人士，除了齐如山，还有京师大译学馆的学生如张庾楼、张孟嘉、沈耕梅、陶益生、言简斋，以及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冯幼伟、吴震修、李释戡、黄秋岳等，都由他的观众转而成为他的朋友。 人们都知道梅兰芳在北京的书斋名为“缀玉轩”，抗战时移居上海，上海的书斋名为“梅花诗屋”。其实“缀玉轩”一开始并不是书斋名，而是早年由他的支持者所组成的一个团体的名字，这个组织俗称“智囊团”，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智囊团”这个说法，外人也称其为“梅党”。除了以上如齐如山等人是梅党成员外，后来又有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姚茫父等加入，使缀玉轩充盈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也使梅兰芳不再像他的父辈那样局限于狭小的戏曲小天地里。他们不仅为梅兰芳在演剧方面出谋划策，梅兰芳更从他们身上吸取文化素养。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涉猎农科、哲学、文学和政法，又熟通中外戏剧的胡适，梅兰芳自然也是渴望与之相交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被称为“戏子”的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甚至不如娼妓。尽管辛亥革命后，社会逐渐进步与开明，但与戏子交往仍会招致非议。就如齐如山，纵然他很想在艺术上扶助梅兰芳，但碍于环境和可能的流言，不得不有所顾忌而终不敢登梅门，只靠通信维系两人的友情长达两年之久。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胡适却坦然与梅兰芳过往，这固然有坦荡荡之君子风范，也与他热衷交友的名士性格有关。 我们不知道胡、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何种情形之下，是其中一人主动上门拜访，还是有中间人牵线？我们也不知道在1925年之前，他们见过几次面，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与戏剧有关。 在1925年他俩见面后，胡适到英国伦敦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受聘中国公学校长，再返回北京时，时间已是1928年。这也是胡适所说“三年不见”的原因。但是，“不见”并不意味着彼此毫无联系。 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在美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营利性团体，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着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残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坏了喉咙的猫叫。 “华美协进社”邀梅赴美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演出一台既有艺术魅力，也有教育意义的中国戏剧，改变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 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演出顾虑更大。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又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作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自然是胡适。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送梅登船 胡适对梅兰芳的帮助不仅仅限于传达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民众的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的格局布景，更重要的是在戏剧本身。因此，梅兰芳对于演出筹备工作，包括剧目的选择、说明书的撰写等等，都非常仰仗胡适。这从曾任胡适秘书和助手的胡颂平以日记形式编撰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可见一斑。 1961年4月23日（星期日） 晚饭时，先生谈起齐如山送来的一本《戏考》，里面有好几出戏。只有《四进士》可以一看；其余《二进宫》等，连文字都不通，情节又没有意义。《四进士》可以把它复印下来。胡颂平问：“齐如山先生怎么不把它修正一下？”先生说：“齐如山是捧梅兰芳的人，他不是研究戏剧的。”后来又谈起“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装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 梅兰芳赴美演出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929年深秋，可谓尽善尽美。为便于让美国人理解剧情，梅兰芳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他用英文笔译《太真外传》的说明书。在第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适之先生左右，前日晤聆大教钦感无量，澜新排之《太真外传》不久即将出演，剧中情节拟用英日文字分加紧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兹奉上简单说明，拜求先生设法饬译，早日赐下，以便付刊。” 或许胡适太忙碌，一时耽搁了。不久，他又收到了梅兰芳的第二封信：“适之先生赐鉴，前奉一出恳译太真外传场面度蒙重察。现在此戏已定于廿九日起演唱，此项说明书印刷一切约须四日，为时已迫，不得已敬求设法将译稿即赐掷下，但得剧名译定以后即易于著手不敢琐渎也。” 两封信之后，胡适是否如约将《太真外传》翻译成了英文，在胡适日记中没有显现。由于客观原因，梅兰芳在解放后所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也未提及。 1929年冬，梅兰芳自上海登船赴美。那天，到码头送行的，除了上海各界名流外，更有胡适。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胡适在那天的日记里，对此却并未有所记载。直到1930年2月的一天，他的日记里出现了关于送梅兰芳行一事，却也不是他亲笔所追记，而是他将一封登在《中国晚报》上的“致胡适之一封信”作为剪报粘贴在当天的日记中。这封署名“自在”的公开信不过六百言，主题是就胡适去为梅兰芳送行感到无限痛惜。 1930年2月12日（剪报） ……不过我在最近闻着你的一件行动，就把我十多年来钦敬崇拜的心理，降到零点以下，好像这宗事不是你胡适之所应该做的事了。什么事呢？就是善于男扮女性来唱戏的梅兰芳出洋，你竟亲自送行，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梅兰芳的艺术怎样，我是素来不屑看那些男性扮女性做戏的……我真估不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先生，竟无聊至此，亲送男扮妇装的戏子出洋！……实在替你十分的可惜，并且替中国的学者可怜。难道是你现在真要开倒车不成？适之先生，愿你不要这样腐化罢。亡羊补牢未为晚。望你勇于觉悟，恢复你原有的精神。 综观胡适日记，经常有将剪报粘贴在当天日记中的情形出现。对于剪报中所说，胡适又往往不加任何评论，甚至连轻描淡写地议论两句似乎都懒得去做。他如此行为，仅仅是将其作为档案保存，还是不屑置评，又或者是引以为戒？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剪报的内容，多少是能够激起他心底涟漪的，否则他大可置之不理。那么，当他将这份剪报小心粘贴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时，他会有何反应？愤怒？惭愧？一笑了之？ 其实就胡适当时的名流地位，他不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非议，何况他对当时歧视戏子的社会环境也并非一无所知。曾经有激进人士将旧剧斥为野蛮戏剧，将梅兰芳的扮相斥为“不像人的人”，将梅兰芳在舞台上说的话，斥为“不像话的话”。就连鲁迅，也曾形容梅兰芳的歌声“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见《厦门通信〈一〉》）。然而，胡适却于1928年在一次关于“社会职业”的演讲中，明确说“社会上无论何种职业，不但三十六行，就是三万六千行，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此他强调：“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即谭鑫培）是需要的！电影明星黎明晖也是需要的！”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梅博士拜谢胡博士” 也许是因为胡适曾经专修哲学，崇尚“存在即合理”；又或许他在美国生活良久而深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对人对事极其包容，所以，他并没有因遭非议而中断与梅兰芳的交往。当梅兰芳归国时，胡适仍然亲赴码头迎接。 对于胡适的理解、关怀与尊重，梅兰芳自然心存感激。他在赴美途经日本时（即1930年1月20日），曾致信给胡适，表达谢意：“适之先生，在上海，许多事情蒙您指教，心上非常感激！濒行，又劳您亲自到船上来送，更加使我惭感俱深！海上很平稳，今天午后三时，安抵神户了，当即换乘火车赴东京，大约二十三，由横滨上船直放美洲了。晓得您一定关怀，所以略此奉闻，并谢谢您的厚意！”当他结束在美国长达半年之久的演出并裹挟着巨大声誉返回上海后，他立即就往胡宅拜访。 这个时期的胡适正逢坎坷。他因连续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批评政府、提倡言论自由和独立人权的文章而遭声讨，更接到了国民党教育部发出的“训令”。同时，《新月》杂志遭查封，罗隆基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闭门谢客，蜗居在上海的居所。 1930年7月25日，梅兰芳登门拜访时，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正在胡家给胡公子思杜做家庭教师，他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中特别撰文“梅博士拜谢胡博士”，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7月的一天，下午2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跑入我房间来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了下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已挤在客厅后房窥望。思杜立即要厨子把他高高托起来张望。我也站在人堆里去望。只见梅兰芳毕恭毕敬，胡适笑容满面，宾主正在乐融融地交谈着。……梅兰芳的到来，给这个亲朋断绝的蜗居家庭带来了一阵欢乐。 欢乐是当然的。对于胡思杜及其家人来说，他们能在自己家里近距离目睹卸了装的梅兰芳梅大师真容，自然有些喜出望外；对于梅兰芳而言，他赴美之前，冒着破产的危险带去的是一颗战战兢兢的心，而回来时却收获了无限荣誉，心中自然是喜悦的。而胡适，除了有一样的欣喜之外，还应该有如释重负的欣慰感。梅兰芳的成功，似乎是对他关怀与尊重的回报。对于不久前的非议，也可能因此如烟消散。于是，他是轻松的、愉悦的。 梅兰芳访美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纠正了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偏见，更因为梅兰芳先后两次荣获博士荣誉学位而在客观上提升了戏曲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从此，中国梅兰芳的名字印刻在了美国土地上。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反映。 1930年8月24日 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说：“还有一个，梅兰芳。” 其实，梅兰芳之所以一回国就亲自登门拜谢胡适，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成功不限于梅派艺术本身，之前充分详备而有针对性的筹备以及后期的宣传造势，都是助其成功的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