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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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抗议修正优待清室条件 如果胡适被皇帝召见后的“感动”不足以说明他其实是有君主思想的话，那么，在1924年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后，胡适所表现出来的对“优待清室条件”修正决议的愤慨与抗议，就很难解释其动机了。 当胡适听说“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自行选择住居”等修正决议之后，几乎未作他想就致信新组阁的“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表示抗议： ……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办法，由国家宣布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对于胡适要求妥善保存“清宫故物”，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那些毕竟属于文物，理应保存。但是，对于他将“驱逐溥仪小朝廷”视为“欺人之弱，乘人之丧”的“强暴行为”，这就很难让人与之共鸣了。于是，自他的这封信在《晨报》上全文登载后，他的此番“抗议”立即遭来抗议声一片，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朋友，几乎无一人支持他。 由于庄士敦首先表达了对胡适“抗议”的支持，他向胡适表示祝贺的同时，赞赏胡适“说出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反对信中说：“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 相对于周作人语气的委婉，北京大学的李书华、李宗侗反对胡适的态度要激烈得多。他们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直言胡适的“抗议”是错误的，同时表达了对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的遗憾。 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胡适也感觉到了压力。不过，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他一再强调他其实是一直“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是，他的这个表白更显出他是矛盾的：既然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那么又为何要抗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他又说他只是“反对暴力”，但正如周作人所说：“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从另一个方面说，革封建的遗留物的命，难道还需要温文尔雅吗？其实从根上找原因，似乎是君主思想在作祟，不过，胡适从来也没有（当然他也不会）承认他有君主思想。 在溥仪被逐出清宫、北京政府筹建“故宫博物院”时，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上面写着：“今日因有课，不能入宫，请恕罪。”这个“请恕罪”三字可谓意味深长。 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适和徐志摩、罗尔纲等一起游景山。站在景山山顶，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一路上笑而论道的胡适突然沉下脸来，低声道：“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时隔七年，胡适终于认错了。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为梅兰芳送行遭非议 依常理思维，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与被新文化运动视作“旧剧”而力图全盘否定的中国戏曲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同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似乎也应当与京剧的代言人梅兰芳不可并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诚如鲁迅，他一度就因被外人将他与梅兰芳并为一谈而愤懑异常。 然而，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事实完全相反。尽管在对待传统戏曲“旧”的问题上，胡适与其他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并无二致，都主张戏曲必须改革，但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不容置疑的激烈相比，胡适的态度却是和风细雨的。同时，与当时社会上普遍视戏曲演员为“戏子”而倍加歧视不同，胡适与梅兰芳却交谊深厚。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旧剧：改良还是废除 综观胡适日记，“梅兰芳”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928年。 1928年12月16日 梅兰芳来谈，三年不见他，稍见老了。 由此可知，在三年前的1925年，胡适与梅兰芳就曾见过面。当时，梅兰芳的名声如日中天。不仅在国人眼中，他是旦行翘楚、伶界大王，也因为他曾于1919年和1924年两度访日而声名远播海外，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中国艺术的化身。20年代中期，梅兰芳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几乎成了外交场所。他接待过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瑞典大使及夫人，他还与瑞典王储夫妇“赠石订交”。据不完全统计，他在那些年里接待过国内外包括文艺界、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多达六七千。胡适是其中之一，也就成为可能。更有人大胆揣测，教育家、胡适的老师杜威博士在华讲学期间，正是由胡适陪同赴梅宅拜访梅兰芳的。 我们不能就此推断，胡适与梅兰芳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三年前的1925年，因为胡适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然而正因如此，有人根据梅兰芳的挚友齐如山于胡适去世后所撰《挽胡适之先生》中的一段话“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认为胡、梅二人最早相识于民国初年。 为梅兰芳送行遭非议事实上，胡适20岁时，即1910年夏就赴美留学，直到1917年6月归国。由此，胡、梅二人也就不大可能如齐如山所言在“民国初年”就相识相见。如果说，胡适自回国初始即与梅兰芳开始交往，那胡、梅二人最早见面，也当在1917年6月之后。 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陈独秀最早提出旧剧是需要改良的。他早在1909年便发表了《论戏曲》，指出“要说戏曲有些不好的地方，应当改良，我是大以为然”。也就是说，这时的陈独秀，对于所谓“旧剧”的态度，是改良而非全盘否定。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的态度大为转变，大有将旧剧统统棒杀之势。 与此相对，胡适对旧剧的态度却是温和的。他在他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一文中说：“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在，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故叫做‘遗形物’……在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他仍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西洋的戏剧在古代也曾经有过许多幼稚的阶段，如和歌、面具、过门、背躬、武场……等等。但这种‘遗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渐渐地都淘汰完了。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问世。中国人的守旧性最大，保存的‘遗形物’最多。” 显而易见，胡适对旧剧的态度是废去“遗形物”，也即对旧剧进行改良，而非废除旧剧本身。 那么，这个时期的梅兰芳，又在做些什么呢？ 梅兰芳是个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这从他在辛亥革命后率先剪掉“脑后这根讨厌的东西”就可见一斑。同样成长于正在逐渐进化和开明的社会中，却只有梅兰芳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追求。早在1905年他只有11岁时，就对刚刚兴起的反映真人真事的时装新戏颇感兴趣。尽管他当时对“新”戏好奇大于感悟，但改良京剧的种子已经悄然扎根于心底。 1913年，梅兰芳应邀去上海演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京城，而正是这次演出，成为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他不仅将声名从皇城根传播到了上海滩，更因为深受上海京剧改良运动的刺激，从此致力于京剧改良，开始了他创新改革的艺术人生。 在上海演出期间，梅兰芳发现上海不仅仅是舞台包括灯光、布景、舞美等都比北京现代化得多，更有大量传统京戏以外的“新戏”，既有纯对白的话剧，更有改良了的京剧。这些改良了的京剧突破了传统表现模式，采用话剧的写实布景与灯光，服装和造型方面也多根据真实生活设计。梅兰芳感悟到时代的发展伴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传统京剧舞台上的老旧故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社会变革引发的混乱，让许多人愤懑且迷惘，他们更愿意通过演员的表演以宣泄自己的情绪。因而，这些新戏颇受欢迎。 有传统京剧的基本功作基础，又有日渐远播的名声，更有社会环境的烘托，梅兰芳意识到心底改良京剧的种子已经发芽。从上海返回北京后，他立即着手开始他舞台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排演新戏。从1913年至1918年，他连续排演了14部新戏，既有老戏服装的新戏，也有古装新戏，更有时装新戏。正当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激辩是消灭旧剧，还是改良旧剧时，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并为大众所追捧。 不论胡适回国后是否立即就与梅兰芳见过面，我们不难揣测，主张戏剧改良的胡适欣喜地看到了梅兰芳已经将戏剧改良付诸实践。当胡适的高足傅斯年撰文《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对梅兰芳新剧大加肯定之后，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傅斯年君……把我想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非常痛快”。 对传统戏剧的共同态度，或许便是胡、梅二人交谊的思想基础。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 我们今天反观梅兰芳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个人的天资与努力之外，注重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从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