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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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悼伤闶亲詈玫牧恕！　　　　∫辉仑ノ迦眨ㄕ飧鋈掌谒朴写怼�—引者注），我答他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止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此信没有留稿）　　　　　胡适说“此信没有留稿”，信稿却被张爱玲留了下来。原稿虽然在张爱玲搬家中遗失，但幸好她已先请朋友代抄了一份（自然说明她很看重胡适的人和信），后来更引进了她的文章，胡适的信就由此得以永存了。　　　　　《秧歌》之所以得到胡适如此高的评价，除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品的题材巧；二是张爱玲的信写得妙。　　　　　此时的胡适，与共产党的中国大陆非常对立。事由1948年中共将胡适宣布为“战犯”开始；1949年5月11日，大陆著名学者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胡适从治学方法直至政治立场、方向都予以批评，对他“转向人民，翻然觉悟”。胡适于次年元月9日撰文回应姿态强硬。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大陆又开展了对胡适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几乎与胡适收到张爱玲作品和信的同时，大陆又一次开展了同样规模的批胡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把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人民写得很可怜，自易得到胡适的欣赏。几年来，他一直很注意由他的亲友学生传来的大陆人包括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讯息，他将他们的信也粘贴在他的日记里。　　　　　张爱玲的信，给胡适的感觉对方是他的老读者；《醒》、《海》二书珍珠蒙尘，被世人冷落（所以他力荐二书），而她却“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而显然又是最初受了他的指引，不免引为知音。　　　　　胡适在回信中除了夸奖《秧歌》外，也提到了作品中的细节，提出了一些疑问，表明他的确读得相当仔细。　　　　　张爱玲接信，大喜过望，便又写了一封信去，除了表达受宠若惊（“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认同胡适的建议（“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解释他的疑问（“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士兵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花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又透露了英译《海上花列传》和《醒世姻缘传》的心愿，同时对翻译这两部作品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这自信又表现得十分巧妙——她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又用了一个“补钉”：“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这样一来，话就滴水不漏了，胡适哪怕再要说几句鼓励、告诫或指点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　　　　1955年的10月，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她到美国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张爱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进胡适住的公寓楼，迈入胡家房门，见了首次见面的胡适夫妇，听了初闻其声的胡太太的安徽国语，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识，亲切如旧。她面对胡适夫妇，自然想起曾经读到的对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旧式婚姻的那些评论，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张爱玲在13年后发表的《忆胡适之》（香港《明报》，1968）一文中，在记述这一次“访胡”之后，有两段共近六百的拉杂文字，从“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到“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虽然未加说明，但看上去，倒的确很像那天张爱玲与胡适夫妇闲聊的内容。　　　　　对于这天张爱玲的拜访，胡适的日记里没有留下内容。不过，过了没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适回访张爱玲。11月份的日记，他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onMissEileenChang＇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自此对张爱玲由爱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亲近。　　　　　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适讲起大陆，说了一句“纯粹是军事征服”。其实国民党又何尝不“纯粹是军事征服”，只不过结果是征而不服、兵败大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反而显得言出负气。而且胡适对《秧歌》的理解与张爱玲的本意也存在差异，胡适觉得《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按照千人千哈姆莱特的读者定律，胡适这样看也属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进而加了一句：“——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这就“此话差矣”了，应了他写在后面的自谦：“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张爱玲“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解放后在大陆的短短几年，也感到新社会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但是“像一切潮流一样”，她“永远是在外面的”，关键是作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作家，她无意将作品变作控诉的工具。可是除了她，似乎谁都不这样看，不只海峡两边都不约而同地将《秧歌》视作反共作品。胡适当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他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判断。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有语：“你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故事本身”是在“饿”的后面的世情人性。　　　　　胡适读到这里，应当汗颜。而张爱玲这样写，也不怕使胡适难堪！当然她不可能有一点点故意对胡适不敬。相反，正因尊敬在前，只顾老实作答，百密一疏也就难免了。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用胡适居住的“白色水泥方块房子”，胡适穿着长袍子，炎樱向人打听胡适回来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以及胡适给“ForeignAffairs”（《外交》）杂志写稿都不得不由人删改等等来表现一代风流的胡适当时的“没落”处境，曲折表露她“苍凉”的同情，甚至不平。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感恩节的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年的感恩节是11月24日。张爱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烤鸭，过后又逛街，“非常快乐”。只是乐极生悲，着凉呕吐，更遗憾的是因此而无法应胡适之约去“吃中国馆子”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见了最后一面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时无处栖身，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几乎成了“贫民”的代名词。它收容的人中有许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们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入得美国，当时的处境也确与一般难民无异。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出版后，虽然获得评论家肯定，一般读者却并不欢迎，只印了一版，还销路不畅，张爱玲的收入大受影响，于是赶紧想下一步棋，有心将《金锁记》的故事拓展，写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红的眼泪》。　　　　　张爱玲听说美国有一些基金会，可为文艺家提供短期免费食宿及创作的场所，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那当然是理想的去处，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绍下，向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提出了为期三个月的申请。　　　　　不知胡适在感恩节后有没有再请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就在这冬季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是“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的，纽英伦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张爱玲即此指她动身往麦克道威尔去。显然她说的“二月”是指农历。因为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是公历3月2日写信回复，同意她的申请，而她是3月中旬才从女子宿舍启程的。　　　　　就在张爱玲抵达麦克道威尔之前，一位美国老作家也悄然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费迪南·赖雅。赖雅曾两次中风，身体精力不济，来此是想通过休养为写作积蓄能量。张爱玲到达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天，即3月13日，他们见了面；第二天两人交谈了几分钟；3月下旬，他们已经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4月1日，他们在大厅中坐在一起享受复活节正餐；几天后，她将《秧歌》拿给他看，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他俩单独来往的次数增多；5月12日晚，他们便做了成人的游戏，还被赖雅记进了日记。此时距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月还差一天。　　　　　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发展，是如当年与胡兰成一般神速。赖雅其实与胡兰成有几分相似：年长如父，聪明有趣，阅历丰富，善于表达，善解人意，长于文墨；是又有她所看重的胡兰成的优点而无她受不了的胡兰成的缺点。　　　　　就因为张爱玲自小缺少父爱，使得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父亲角色的补偿需要。她早年的小说《茉莉香片》的主旨便是寻找真正的父亲，但那还只是她心灵渴求的反映。胡兰成的出现，使原本以为是难以企及的冥思忽然变作了可以追求的现实，她便“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她在与胡兰成感情出现危机前对记者说：“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时的她还未料到男人的这个年龄却又是危险的年龄——大得还不够。此番看上大她30岁的赖雅，或有吸取教训的意思，当然即便有也是下意识里的。赖雅青壮年时，也是一位风流健儿。前妻是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朋友，可到了张爱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如同那个在香港请炎樱看电影的潘那矶先生——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了过去，是个落伍的人了。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为妻也就再不用为他的专心与否操心，而他的智慧还在，风趣还在，其他的优点还在，当然好了。　　　　　使人惊讶的是，赖雅竟然与胡适同庚，同为1891年生人！单看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一般只会感到她对他的特别尊敬与他对她的非常关爱，及至看到张爱玲转身即与赖雅婚恋，这才使人蓦然惊觉张爱玲与胡适交往时，她的内心正何等的寂寞与脆弱。而她与胡适这一对才子才女，其实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这时倘若回过头来再读《忆胡适之》，就会感到他们除了彼此的慈与慕之外，隐隐约约的也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摇曳，尤其是写她与胡适见的最后一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悲风”并非来自时代的深渊，而是来自张爱玲的心底。她心中的那等悲凉又从何而来？不免使人想起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话：“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　　　　　姑姑当年见了胡适报上照片之后那样的笑貌口吻，不仅一直留在张爱玲的印象中，此时也会在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中起到某种发酵作用。而胡适对张爱玲与赖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