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曼。　　　　　据林徽因说徐志摩生前说过要将康桥日记交由她收藏。如果说这是徐志摩为《康桥日记》作的法律意义上的处分的话，林徽因就负有举证之责。但目前看来，这种说法也只是林徽因自己所说，并不具法律效力。　　　　　凌叔华说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由她保管，的确有事实证明。因为“八宝箱”确实在凌叔华的手上。也就是说，徐志摩已经将财产转移。但是，“保管”不意味着物的所有权的转移，而只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的占有。当此条件丧失，占有也就成为不合法。　　　　　因而，徐志摩生前的这些行为都不意味着剥夺了陆小曼的继承权。　　　　　也许凌叔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她在1982年与1983年几次给陈从周的信中，都强调她曾经嘱咐胡适要将“八宝箱”里的东西交给陆小曼，但都被胡适拒绝。在1982年的信中，她说：“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在1983年的信中，她又说：“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如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　　　　　按照胡适规劝凌叔华交出日记时所列举的理由，“八宝箱”中徐志摩的遗物应当公开以便于大家研究，比如或编“徐志摩全集”，或作“徐志摩传”。但事实是，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后给胡适的信中，却说“……以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史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　　　　　一句话，她不想将徐志摩的日记公开。这也就难怪几年后，陆小曼想编《志摩全集》却难以为继。梁实秋曾在《谈徐志摩》一文中提到《全集》难产的原因时说：“听说，志摩有一大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他所说的“另外一位”可能指“凌叔华”。但是，凌叔华手里真的还有“一大堆”吗？难道除了胡适所认为的那“截去的四页”，还有别的吗？又无从知晓。　　　　　对林徽因对待这批志摩日记的处理态度，未见胡适有何看法。显然，林徽因当初在徐志摩尸骨未寒之时就迫切地向凌叔华追要康桥日记，很大程度上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当年与徐志摩的一段情。不过，她对此表示否认。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实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远是‘我’，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　　　　　然而，事实是，她“收藏”了徐志摩的这些日记，并且始终未让它们再见天日。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她的行为不免自私。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听说可能在林徽因死后，由她的家人销毁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对死者徐志摩的不负责任。　　　　　“八宝箱”风波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卞之琳称之为“一笔糊涂账”。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1）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热河失守劝张辞职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同时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　　　　　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为声援“热河保卫战”，平津沪各界社会名流、各团体联合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由张伯苓任主席，胡适也是其中一员。看胡适那一段时期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后援会”，了解战况，可见他对战事何等关切。　　　　　1933年3月2日　　　　　到东北热河后援会。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帐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胡适日记里提到的“汤玉麟”是热河驻军司令，属张学良部。大敌当前，汤玉麟无心征战，却忙于大量敛财，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汤军暴政虐民和腐败，作为直属上级，张学良自然难辞其咎，但他似乎又无可奈何。所以，胡适才会“建议”张学良杀或免了汤，以收复民心。在这里，胡适只将眼光放在汤玉麟的身上，却忽视了张学良才是最应负责的。丁在君所说人民将“账”记在张学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汤部的劣行，可管窥张学良东北军的无能，也就不难解释东北军在热河保卫战中溃不成军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适又到“后援会”，得知凌源也失守了。此时，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　　　　　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和，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1933年3月3日　　　　　到后援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凌源丢了，《大公报》说赤峰也丢了。但高仁绂不信赤峰已失，他说昨晚尚得孙殿英来电。　　　　　晚上心极愤慨，拟一电与蒋介石，约在君与翁咏霓聚谈，商改后用密码发出：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3月4日，热河失守。此时，胡适不免也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连续几天，他都在日记里记录他的“极恶心绪”。　　　　　1933年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2）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　　　　　在君写了一篇《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　　　　　1933年3月6日　　　　　终日写《全国震惊以后》长文，凡六千余字。　　　　　东三省及热河先后沦陷，张学良很自然地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怨恨、政敌的仇视都让张学良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屈辱。尽管胡适在日记里也透露出对张学良的失望，但他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他将《全国震惊以后》以及丁在君的《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一并交给张学良的同时，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如果以渎职论，张学良理应辞职。但是，胡适劝张辞职，却不是赎罪心理，而是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还算有名誉的下场。这样的“劝辞”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可看出他对张学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许张学良无法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早萌辞意，胡适的“劝辞”不过是帮助他下了决心。他在看完胡适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请求辞职，以报国人。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这样记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　　　　　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　　　　　会谈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蒋介石同意张学良辞职，并安排他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他国以逃开国内的反张声浪。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在等着张学良开口说辞职了。在关键时刻只有将“替罪羊”抛出去才能保住自己，这样的结局于他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他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对张学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属无奈云云。　　　　　胡适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六点，我与在君、梦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点始见他。他明说蒋介石先生要他辞职，他就辞了。已决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