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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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　伍立杨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干）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XX部司令K，因惧敌误国罪被处死刑以后，有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没有付邮的信……”（见《重庆客》1983年重庆出版社）小说涉及一个具有旧文人笔下的“韵”，新文人所谓“爱娇”的女角，是一个哀惋而恐惧的故事。作者将高级军官被枪毙事件写得很真切，在那时更见其典型意义。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2旅旅长），1942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18军参谋长），1943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4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较早前的万家岭战役时任74军军长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79师。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不知去向，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参见《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79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1939年初夏。
　　
　　（二）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1944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10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10军军长李玉堂和10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10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第156页）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对部队将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74军为王耀武所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58师廖龄奇；第4军欧震所辖：59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74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74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58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26军萧之楚（属27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58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97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1944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赵子立、王光伦的《长衡战役》是


“八一三”抗战与
　　有一个笑话：甲、乙二人商议合本做酒，甲对乙说：“你出米，我出水。”乙说：“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账？”甲说：“我决不昧良心，到酒熟时，只还我这些水就算了，其余的都是你的。”老蒋为人，对别人或有收敛；而对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种“甲方出水”心理，就像涌地之泉，想掩饰都难！这些事情叠加起来，也就影响了历史。
　　1937年9月1日，新一期《旅行杂志》又出版了。然而这一期的读者都发现，他们一向钟爱的《旅行杂志》精美的彩色封面变成了黑白色的，杂志的分量也明显单薄了。当然，这是我在2005年对当时读者的揣测，因为不久前我在潘家园看到并买下这本旧杂志时，就发现了它与我原来手中的《旅行杂志》不同。
　　1937年9月这一期的封面，编者选择了平绥铁路青龙桥的长城。巍峨的长城仿佛是抵御外辱的坚强意志。而上一期，也就是1937年8月号的封面，选取的是西湖仲夏景色，画面中的凉亭与盛开的荷花弥漫着一种舒适、惬意的仲夏氛在敬告读者的文章中，编辑解释了这期杂志发生变化的原因。文中这样写
　　在九月份稿件将次整理终了时，上海的战事，便已爆发。战事发动之次日——8月14日，黄浦江上空，有过激烈的空军战，炮声和枪声，震动了本志编辑室的窗，编者在这一刹那间，很能镇定，自忖此时宛然如在火线上工作。后来枪炮声格外密集，路上也异常骚动；而一般在黄浦滩观战的人，像潮涌一般的奔至四川路来，编者究竟不是一名战士，虽然方寸不乱，但是环境终于将我们逼走。出了本社大门时，目击中流弹者染着殷红的血，而行人紧张的神态，把这一条繁盛的街衢，顿时造成一个很恐怖的局面。编者在文中所谈的战事就是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1937年8月13日上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下午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舰疯狂炮击上海市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8月14日，中国军队向日本军队发动进攻，这天中国空军也初试锋芒。文中作者曾提到了激烈的空军战。旅行杂志社所在地在四川路420号距离外滩很近。在1938年出版的《沦陷前后的上海》中有一篇《上海三日纪》中提到，8月14日，四川路已人战时状态。
　　《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于上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量拥人，城市公共设施、管理职能的完善，加速了都市化的进程；以西方时尚消费为主体的消费文化逐渐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形成了所谓的“上海生活”。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行杂志》正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产物；1927年春，《旅行杂志》创刊，设编辑室于上海仁记路110号四楼，由庄铸九总负责，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编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
　　《旅行杂志》初为季刊，季末出版。从＇929年第3卷起，改为月刊，月初出版。《旅行杂志》秉承提倡旅游事业的信念，在刊物设计、包装、纸张等方面力求完美，突破了一般期刊的办刊理念和经营之道，“务实成为国内惟一完美杂志”，从而吸引了中产阶层的眼光，成为他们的必读刊物之一。1930年时，一本16开、100页的《旅行杂志》的售价为大洋3角，同期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每册只售大洋2角，而16开、24页的《生活》周刊的售价仅为3分5厘。由此可见，《旅行杂志》在当时是很奢侈读物了。
　　谈到奢侈，1937年第9期《旅行杂志》的“敬告读者”中有一段话比较有意思：
　　把本杂志过去的内容检讨一遍，我们的杂志，除了提倡切实的旅行文字之外，又极力注意到印刷和纸张的精美，每期有很多的图影，封面是用彩色印刷的，这样便花了很多的费用。在这非常时期，如果再讲究这些，我们便是浪费，便是不爱惜物力，更是太无心肝。我们知道，在欧洲大战时，德国为节省纸张计，把新闻印在面包上，看完了重要消息之后，将面包吞下肚去充饥，这种精神是大家值得取法的。
　　看到这里，我就一直想编辑为什么会用战时德国的例子。后来我想到了《旅行杂志》的后台老板，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恰恰在创办《旅行杂志》不久后，作为江浙财团的一员（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在经济上鼎力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中德军事合作也因此渐人高潮。而在这期间，陈光甫也深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所在的江浙财团财富的贪婪。
　　当年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想不到，十年后，他旗下的《旅行杂志》在193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