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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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芝青同志的信，那是寄给宝珊同志的。信上对“三反”运动中的过左行动，作了诚恳的反省，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荒唐，竟捕风捉影，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不是深入调查研究，而是大搞逼供信，以致造成了这一冤案，使你和其他同志遭受了不白之冤，吃够了苦……我感到十分内疚”，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使这一冤案早日平反，并要他来找我，争取由《重庆日报》解决。
读了这封信，内心受到很大震动。粉碎“四人帮”以来，我曾直接采访和报道过许多冤假错案的处理，但还很少看到有关领导同志像芝青这样心地坦然，严格解剖自己，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过来！
报社同志对宝珊同志的处境十分同情，那时报纸正在大力宣传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很想为这位老同志的冤案平反助一臂之力，但苦于宝珊同志不是本单位职工，无权处理。当年《新华日报》停刊的时候，我们只接收了一座办公大楼，其他人事档案等也早已不知去向了。我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芝青后，老人很快来信了。他对《重庆日报》党委愿意接受这一案件，十分高兴。同时商定由报社党委和芝青同志分别向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写信，要求党组织把王宝珊案件交给《重庆日报》复查。省、市委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报社立即抽调专人，开展了调查研究，很快就把案情搞清楚了，原来，当年所谓贪污受贿几亿元（合现在人民币几千元）的大案，毫无证据，全是靠分析推理得来的。但复查结论报上去之后却如石沉大海，迟迟得不到批复，一个理由就是：目前只限于处理“文革”中和“反右”斗争扩大化中的冤假错案，“三五反”中的问题还排不上队。我们再三申诉理由，仍无下文。芝青同志在病中知道了也很焦急，1980年4月23日他从广东从化来信：“坦率地讲，你们在来信中叙述的种种，我是预料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凡历史上的一切错案假案冤案都要有错必纠，尽快纠正，并没有分什么是发生在路线完全正确或者虽然基本正确，还存在有‘左’或右的偏差或者如像‘文革’中极左路线下发生的。这个框框，那个程序，对受冤屈的人如草芥的冷冰冰的官僚主义真令人哭笑不得。”芝青同志在信中斥责了我们生活中种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之后，又说：“当然，发发牢骚，谈谈心，交交心可以，还得争取尽快解决问题，了结这个冤案。”于是，他又四处求援，通过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同志的关心，省里终于写出了批复意见，由四川省法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但经过几个月的公文旅行，最后却又回到了四川。
“兹悉北京最高法院将四川省委有关批示又退回去了，并且还批示，既是贪污集团案，平了集体的反，才能平个人的反，闻悉之后，令人百思难解。此系历史案件，而且当时了解或处理此案的人大都在，并且经过报社专案组查证核实，确系冤案，为什么不能给以平反昭雪？”1981年4月，又接芝青从北京来信。这时的王宝珊同志，由于住在重庆等待落实政策已多时，家里只留下爱人和三个小孩，还有一个是瘫痪病人，生活更加困难，虽然报社每月都给补助，也只够宝珊维持在重庆期间的最低生活。这时，又收到了芝青同志的信和转给宝珊的一笔钱：
真没想到，从查明实属冤案已经一年多了，何时才能解决问题，简直无影无踪了。你报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查明了宝珊同志的问题，而且承担了他在等待落实政策期间的个人临时生活费用，如果再提出什么要求，恐怕你们也为难了，因此只好劝他再等等，同时，我也给他寄一点钱去，作其家用补充，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还得尽快想法解决他的工作安排和生活问题，改变其坎坷的处境。
信的末尾，芝青同志更感慨地说：“我想以老战友的身份谈点心里话，‘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的运动，林彪、‘四人帮’对党和国家正常生活的破坏不谈了，就在人与人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的破坏上也实在太深了。无产阶级是最关怀人的，但有些共产党人却变得非常冷酷无情，什么都好像无动于衷似的。为什么xx那么多老战友，不能协助一下王宝珊这样一个被事实证明了还不赖的老同志呢？类似的事，我已不只遇到一次了，这是很值得想一想的。”
这是一位老同志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吁，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报社党委再次作了研究，决定对王宝珊同志的问题“救人救到底”，又派专人一路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一路到成都请省委尽快安排其工作和生活问题。
我们的同志到北京后，正遇芝青同志的病情加重，没有去打扰他，却得到了《人民日报》的纪希晨和傅真同志的帮助，很快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同志，直接听取了我们的复查意见。省里也答应尽快先给宝珊同志安排工作。
事情总算又有了眉目，希望在即。芝青同志的病刚刚好转，便又给我来信，对我们的同志到北京后他因病没有接待，一再表示歉意。同时还要我们：“帮助王宝珊找些学习资料，建议他趁这个时期好好学习一番，提高思想觉悟，从过去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迎接新的任务。”
经过两年的周折，一桩三十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了。经四川省委组织部批准，王宝珊被安排在开江县任二轻局副局长。离开山城那天，报社派人送他去上任，王宝珊同志当时心情很激动，一路上唱着歌，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征程。
1983年春天，我到北京开会，听说芝青同志的肺气肿病又发了，正在医院抢救，我急急赶到医院，只见病人的床前放满了氧气瓶、输液瓶……气氛十分严肃。芝青同志刚打过针，正在闭目休息。芝青的夫人宋月庭同志把我带到床前，轻轻地说：“你看看谁来了。”芝青同志一见是我，脸上浮起了笑容，深情地说：“几年不见，可把你盼来了！”接着，又谈起了王宝珊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还问到了许多老同志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受到伤害当时仍处在逆境中的同志的情况，表示十分同情，要我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同志。他说：“我们无产阶级是最关怀人，最讲人道主义的，可是……，”他还想再谈下去，护土已经来催促：“探视时间到了。”我只好告别芝青，依依不舍地离开病房。
谁知这一次，竟成了永别！
（本文摘自《学习的楷模——怀念常芝青同志》，经济日报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
作者简介：沈世鸣，女，1931年生，山西清徐人，中共党员，编审。1946年参加苹命工作，先后任《晋南日报》编辑、记者；《重庆日报》记者、编辑、副总编辑；重庆市出版局副局长、重庆出版社副总编、总编辑。1996年因病逝世。
理解父亲
■ 常远志
有人虽已去世，可仍然活着。父亲的人品，他诚心诚意所做的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一些人是永存心底的。这见诸于他们的所言所写。我逐渐明白，自己对于父亲，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父亲离去的日子愈久，他的音容反倒愈加鲜明地经常浮现在眼前；一些过去不以为然的小事，也愈让我看到其中的价值。
我一直以为，从童年到成人，很少享受到父爱。我们见面少，说话就更少。他一年到头值夜班，我早晨去上学时，他才睡下不久；及至放学，他又上班去了。父亲对我是严厉的，严厉到使我觉得，他对子女是不公平的。我甚至下过决心，不在他跟前说话。因为，似乎在父亲眼中，我开口便错，说的话都有毛病。然而，有一次却出乎我的意料。大概是上初一时，班主任家访，偶然遇到了父亲，用学生的话说，还是“告了状”。后来我听说，父亲对老师说我看闲书一事发表看法，说，看几本闲书，也没有什么坏处。这对我的精神简直是一次解放——大人们的意见并不都是一致的；老师也有不对之处，而父亲也有赞同我的地方！此后，还有一些事情，他的态度也让我感到，自己有某种自主选择的自由。
我对父亲的“学问”，常常抱着怀疑的态度。他几乎从未过问过我的学习。有时候，我也问过他一些政治名词，他却很少给过我明确的回答。当时，我总以为，不是我听不懂，而是他说不出。现在，我十分感激父亲，正是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早就有了寻根究底的“毛病”，使我渐渐懂得，能出口成章的人并非都是有真知灼见的人；世上并没有那种事事明白的人；而仅仅以所谓定义示人真理，其结果往往使人走向谬误。
我还要感激父亲的是，他给了我一种“平民精神”。父亲的“官儿”，可说是不大不小吧，可是，我从小在心灵深处，就以自己虽是干部子弟，却不以干部子弟为荣而自是。我看不惯那些坐小汽车上学的“公子”、“小姐”们。我常常愿意到大人是拉排子车、蹬三轮车的同学家玩。我觉得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比我聪明，比我知道的事儿多。记得有一次，有人说起父亲不该不送我们去干部子弟学校读书，父亲又严厉起来，说：“我就是不让他们上干部子弟学校。”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提起，父亲的孙儿还没坐过小汽车呢！谁知，父亲大动肝火，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是决不会让他坐的。”当时，我对老人急不择言的态度觉得有些好笑，但是后来，我愈来愈明白父亲的心。父亲恼怒的是封建遗毒所造成的社会上种种新的不平等。父亲不能容忍用这种不平等去污染孙儿纯洁的心灵。如是，孙儿几乎一次也没有坐过爷爷的小车。我感激父亲，他把平等精神留给了我和我的孩子。在孩子幼小的心中，爷爷虽然住在部长楼里，却是一位普通人。
父亲从未凭借他的身份帮过儿子什么忙，但为那些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他常常是不遗余力的。父亲待人的“规矩”是，视其是否需要帮助、应该帮助，而不论高下贫富亲疏远近。
我还要感激父亲的是，他给我一个榜样：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办报就是要多想读者，让他们喜欢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报人。
我和父亲接触最多、讲话最多的日子，是“文革”中帮父亲写过关检查的那几个月。“文革”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场“浩劫”，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负之责。因为一切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进行的；许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曾害人甚至误国。这就是“十年浩劫”的悲剧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这场悲剧重演的关键在于使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对于造成悲剧所应负之责。
我感到，父亲直到离开人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在去世的前两三天，父亲忽然变得异常清醒和激动。在夜深人静时，他对我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即使是四个现代化，恐怕也不是一代二代人就能实现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犯有很多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犯有严重的错误……”从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中，我看到了一个正直的、诚实的、至死追求真理的伟大的灵魂。
无可讳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是诚心诚意拥护的，他天真地希望，通过这场“革命”的烈火，真的能够“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使自己变得更纯粹，把中国推向前进。在父亲“垮台”前，我曾经“怨恨”过他。因为，他不曾像有的“高干”那样，给子女以指点，或者以自己的“权势”，使其更方便地“革命”，或者以自己的“灵通”，使其及早抽身。在父亲头脑中，确确实实没有那些“封妻荫子”的封建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同流合污。动乱初起，他不过真心“革命”了二三个月，便被打成了“反革命”！
无数的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无数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者，竟然还去承认、认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父亲至死都以此为深耻——一位当了二三十年报纸总编辑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竟然答应我——对他的政治思想和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刚刚涉世的青年为他写“检查”，关涉他的信仰、人格和政治生命的“检查”。
往事不堪回首。我必须说，对于父亲的“检查”，我是有责任的。记得开始时，我仅仅是替父亲抄他写的检查，后来，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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