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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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中国，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对1515年处于明朝中叶的中国来说，有15万人口的巴黎至多就是个小集镇，毕竟中国的繁华已经在《清明上河图》中表露无疑了，但令人沮丧的是，那种摩肩接踵、挥汗成雨、嘘气成云的繁华正渐渐离中国远去，郑和七次下西洋也不过是在炫耀帝国的繁荣，而不是进一步扩张帝国。当时中国在出现大的纺织作坊，中国在忙于修长城、防倭寇，庞大的帝国已经在衰落中了。
断头台、雅各宾派、拿破仑的骄傲法国
1515…1815年被划分为法兰西的第二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国内在不停地作战，一个线条是几乎无休无止的极端宗教主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教派之间毫无人性的大屠杀不断发生。另一个线条是流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狄德罗、卢梭等伟大的思想家，也出现了凡尔塞宫这样的建筑，凯旋门在1815年还是个在建工程。但原谅我再亵渎一下法国，对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真不懂得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血与火之间，资产阶级开始不妥协、不退让地出现了，也许西哀士教士所发问的话，能概括这个阶段：“所有一切，在它目前为止的政治秩序中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在要求成为什么？有所作为。”
在1515…1648年期间，法国因宗教而分崩离析，红衣主教和国王的关系日益密切。当时法语版的圣经出版了，在原来天主教之外，出现了路德派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1541年，加尔文的法文版《基督教原理》出版，教派之间的纷争导致由天主教或国王发动的各种大屠杀不断出现。关于世俗政权和宗教，我们常常说，让恺撒的归恺撒，让国王的归国王。而在这一段极端宗教的氛围下，红衣主教和国王日益勾结。尽管当时法国出现了像笛卡尔这样的科学家，但总体上而言，我觉得《法兰西千年史》中最不值得阅读的就是这一段，我不是无神论者，但却对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学说深怀惧意，而一旦政教合一，无论这种宗教或类宗教以何种神圣和终极关怀的形式出现，我总怀疑这种神圣就是邪教。糟糕的是，这本小书这一部分选择的几乎全部都是黑白素描，也许是作者有意要突出这一历史的窒息感吧！在此后的60年间，法国忙于建造凡尔赛宫，这个工程花了21年的时间方才建成，当然，秉承法国人一向的酸涩心态，这本书还特地强调，诸如蒸汽机、有轨机车之类的东西，向来是法国人发明的，只是法国人依据其谦逊的传统才使得这些发明成为英国人的传奇。这令人想起差不多就是同时期或稍晚，中国的圆明园也开始初具规模，到法英联军火烧此园之前，圆明园已是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的洋洋大观了，园内珍藏了不少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我想说一下的是，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人，据说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价值三四万法郎。当然也还需要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对圆明园坚持不懈的“石劫”、“木劫”、“土劫”，才能造就今日面目全非的圆明园。就法国人对其卢浮和凡尔赛宫历史的骄傲，以及中国人对从阿房宫直到圆明园的戏虐性的虚无来看，实在是我们更胜一筹，至少在南京，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汽笛是鸣响了，钟声也敲起来了，但南京城中依然是车水马龙，喧哗升平，绝大多数人喜气洋洋，历史在嘻笑中幻化为一缕随风而去的轻烟。
然后国王、流民和第三等级的较量开始了，各种伴随流血和屠杀的较量都被冠名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先是巴黎市民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的路易十六问：“这是造反吗？”回答是：“不，陛下，这是革命。”
然后是激进的雅格宾派革命和他们的断头台，无数皇室成员和贵族、温和派、罪犯、革命者、最后是罗伯斯庇尔本人，被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是马拉被人杀死在他的浴盆里，在中学接受美术史教育时，马拉之死的油画简直有墓志铭一样的肃穆效果。马拉被通缉后在巴黎的地下洞穴中生活了好几年，崇敬他的人写道：“经过了暗无天日的洞穴生活之后，这个面色棕黄的怪人，看上去像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而诅咒他的人则说：“马拉是个彻头彻尾的仇视人类的人”，“人民之友”。马拉是被一个温和的吉伦特派女子科尔黛所暗杀的，在恐怖的雅各宾派垮台后，法国各地的马拉胸像被扔进了臭水沟。火的时代，在这个血与火的过程中，有一个叫拿破仑的小个子让法国人至今引为骄傲，我的无知让我始终不能了解为此人骄傲的理由。
接下来是暴民杀贵族，革命党杀贵族，然后是市民杀保皇派，然后是各种莫名其妙的革命和屠杀。《马赛曲》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这首歌的原名叫做《献给吕内克元帅的军歌》，这个元帅是什么人我毫不知晓，然后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当然应该看到，那个袒露胸部的年轻妇人手中拿着的是黑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象征，而红色才是工人运动的象征，白色在当时属于波旁王朝。
从二月革命、巴黎公社到美好时代
雅普将1815…2000年划分为第三历史时期。1848年，二月革命延续着血的悲剧，书中的第506页终于出现了有关这次革命的照片，历史不再纯粹是画家们以想像进行的重构，而多少有了一些“历史”的味道，从金石到甲骨，再到典籍，尽管中国历史屡次遭受劫难乃至断裂，在我看来，中国历史明显还是比法国厚重得多。据说这次下层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失败后，不少革命者躲进了巴黎地下错综复杂的洞穴，或悲惨地死去，或被无情捕杀。当时法国出现了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文豪，巴黎的洞穴世界，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也有所涉及。
巴黎公社的疯狂丝毫不逊色于1789年法国所经历的，在此前是普鲁士人伤害了法国人高傲的灵魂，19世纪中期，一个文化的、工商业的、时尚的法国还没有来得及展现魅力，就被粗俗的普鲁士人击败，但恶梦还没有结束，1871年的巴黎公社紧接着就来了，这场革命毫不留情地毁灭一切，包括传统的和新生的，革命者肆无忌惮地杀戮和被杀戮，在战士的排枪前，教士们似乎还试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枪口说些什么。不过梯也尔带领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杀戮同样毫不留情，巴黎的地下洞穴为社员提供了庇护，但仍有高达一万人被杀死，当时的漫画说：“公社社员又回来了！他们随时都会从地下冒出来。”从一个石膏矿矿井中就有被捕的一位有名的公社女领导人，《巴黎的地下世界》中介绍说她叫杜邦，是公社最为放荡的女人，而《法兰西千年史》中也恰好有一个公社女领导人的照片，不过译名叫达维德，我怀疑她们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是如此，两本书比照阅读倒也颇为有趣。
随后的40年，被称为美好时代，法国似乎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浴血后重生了，艺术、教育和工业蓬勃发展，埃菲尔铁塔矗立起来了，并延续了40年的世界第一的美名；印象派画家开始孕育，在水气中的色彩如此强烈而鲜艳；罗丹的雕塑、巴斯德和他的灭菌法、居里夫妇和他们的放射性元素、左拉和他身后的社会主义幽灵，都在恍忽中构造着最令人神往的巴黎。除了霍乱之外，这个时期的巴黎，有莫奈笔下的芭蕾舞女，有健康而放荡的年轻女子所钟爱的自行车和红磨坊夜总会，一切令人着迷。只有在这一刹那，我对法国，因巴黎而有了些许好感。
此后呢？我的文字已经过于冗长，法国终于将自由女神像拆散运到了纽约，而小一些的原样则留在了塞纳河上的格勒内勒桥，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今的法国，其戏剧性的角色，已经不再是有趣的事情了。当然，巴黎的地下世界仍然令人好奇，那是截然不同于巴黎地面的另一个洞穴爱好者的世界。
最后我以抱怨结尾，作为一本好书。《法兰西千年史》的118元定价实在是高了些，而24开本使这本书小而厚，不适宜旅行中的随身携带。而《巴黎的地下世界》虽然精彩，但由名声不响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所用纸张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许只有我这样无知的人才喋喋不休，智者如冯友兰，对于这一切，用了一句话：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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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83节 引文
《万科》周刊
刘齐
拉脱维亚学者阿。彼得洛维奇曾说：“引文是人类智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文明现象。”对此，北京文献学家郑一贤指出：“诚哉斯言！遥想当年，先祖半人半兽，音都发不准，哪个会想到引用同伴的见解来证明自己？再说同伴嗷嗷乱吼，也未必有见解。”
上海专家章敬辛援引李贽的诗文暗示，北京同行的意见大体还说得过去，但也不乏片面之处，正如爱尔兰学者小托马斯所说，“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即使其中一面粘在地上，无法撬开”。
芝加哥汉学家布。艾维斯在一本论述现代性的著作中指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引文文化在中国的奇特发展令全球为之瞩目。当时各级官员、各派组织及普通民众开口说话时，总要先引一段最高指示，否则便有遭受责难或罢黜的风险。中国的纸媒更是反复引用马、恩、列、斯、毛尤其是毛的无所不包的语录。被引用的语录无一例外，统统采用黑体字排出，醒目，神圣，傲立于其他字群。广播无法使用黑体字，但广播自有一套万无一失的方法，播音员每每读到经典引文，便格外加重语气，以使之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用中国成语说，就是‘余音绕梁’。不知何种缘故，中国的古建筑通常不设天花板，承重的房梁一般都裸露在室内上方，抬首可见。”
西安学者卢蘅：“《典坟杂俎》说，‘不知有秦，何论汉唐’。艾维斯先生应该多看看经史子集，从董仲书入手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最不济也应该读读王阳明。”（原载《中国文体学学会简报》第143页）
日本学者大藏一郎认为，“最近二十年来，引用领袖语录的风气虽然式微，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朝着另外两个方向蓬勃发展。一是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典籍，引用对象所在的国家越强大，其观点似乎就越具说服力；二是大量引用中国古籍，引用的越古老，越生僻，越能换取无知者的敬意。”
南方师范大学教授吴了凡晚年回忆说：“我看论文跟别人不同，我先看后面的索引页，博士论文的引文如果达不到二百条，硕士的达不到一百条，则论文本身的学术性就值得怀疑，它表明作者并未下苦功读书。”（引自《了凡斋闲笔》一书《譬如老杜，无一字无来处》一文）
河北农民杜玉振在评论腐败现象时说：“毛主席最反对包二奶，毛主席说，谁搞破鞋谁就是卖国贼。”（原载《新象月刊》2003年第5期《满腹心事说与谁》）
阿根廷阐释学研究者安。西雪丽亚在与同事交流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您怎么还在不断引用汤因比、德里达等人的言论？据我所知，有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以中国为例，中国一些时髦人士觉得，总引欧美学者的话太俗。现在，他们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至少证明他们对搜索引擎运用得比较娴熟。估计下一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西雪丽亚的合作者多莱女士补充说，“中国的小资虽然没少看好莱坞大片，但在泡吧时却喜欢拿伊朗电影说事。”（以上两条均引自荀由先《拉美文化的流变》一书第324页）
法国信息学博士让·皮埃尔写道：“评定职称和业绩时，中国有一个看似科学而公允的标准——受评者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显而易见，当然是多多益善。因此，某些机智的学者便频频引用熟识者的言论，你引我三条，我引你五条，人称‘友情引用’。另有些孤独的学者怀才不遇，或充满自信，于是经常引用自己在其它文章中说过的话，人称‘自慰引用’。”
华西人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庞归中写道：“古希腊学者克里亚巴汉拔说，‘子女应牢记，父母永远在我们之上’。类似的观念在中国古书《格室经》里也有所体现：‘九龄童，能温席，孝于父，忠于君。’而《非洲大陆考》认为，‘原住民的亲情来源于动物基因’。《幼发拉底古器皿探源》则说，‘人类不可能偏离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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