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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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会变动影响的不限于大小贵族。默默无闻的农村环境亦起深刻变化，由此而促成农人地位的改变（参与战事与赢得土地的权利）。古代文献关于农村社会只有一鳞半爪的记录（管家监督下的集体劳动方式，宗教节日期间的集体婚礼，长幼尊卑的亲属关系，以时令为序的宗教生活）。
经济飞跃发展并未令所有人受益，反而使不平等状况愈加严重，导致出现富商巨贾与大地主的小阶层。贫农负债累累，最后被逐出自己的土地。于是佃工、农务长工、偿债奴仆大量增加。除苦役之外，后者为华夏世界所见的唯一奴隶形式。无地农民便受雇于各种发展起来的工场（矿场、铸铁场、盐场、手工场）或定居于各国君主正大力开发的新土地之内。上述所有变化打破了未分开的农民大家庭，引起农村旧社区解体。当时条件正适宜于重大变革，这类变革为中央集权国家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 15。国家革命（1）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秦始皇所立刻石
导致产生中央集权国家的变革运动只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潮流，因此不可能与这时期各种趋势的总体截然分开，当时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后人称变革者为“法家”，他们的功绩在于：构想新国家的基本制度，随后设计皇朝政制。系统改革首先在西北部的秦国实行，然后于公元前231—前230年间在秦国向外征讨的过程中，将改革扩展至华夏诸国。
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法家所隶属的积极而又务实的思潮愈来愈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手段与哲学蕴涵，而且于公元前3世纪孕育出了一名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公元前280？—前234年），这一思潮基本上紧扣帝国建立前两百年整个政治生活所关心的两大实际问题：一是“富国”（为君主提供富强的物质手段），二是“强兵”（以兵力确保君主广泛的霸权或主权）。秦国似乎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具备适宜于实行彻底变革的条件。经过改革，秦国成为强国，大大有别于华夏世界当时存在的国家。秦国孤处于渭河流域，可免受外来袭击。秦国原是个穷国，相当落后，其贵族势力似乎也并不强大，但在其境内易于通过垦殖扩大治理区域。主张实行极权和务实政策的人士，自贵族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一直到巨贾吕不韦，接踵出现，后者是秦帝国缔造者、秦国最后一位相国。
公孙鞅，曾功封于商，称商君，故尤以商鞅之名传于世，属卫国的王族。卫是河南的小城邦。商鞅是秦国首次重大变革的主持者，他最初为都城在大梁（即今之开封）的魏国惠王的谋士，约于公元前361年抵秦国。商鞅倡导的首批改革方案大概于公元前359年颁布实行。其要点是：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共同负责的准军事组织；税制以小家为基础，不按未分开的大家族；按军功定爵位（秦汉时爵位共分21等）；奖励垦殖与农业生产，将无军功的贵族成员贬为庶民；向新爵位领受者赐予土地、衣物、奴隶（惰民被贬为奴隶）。公元前350年迁都于咸阳（现今西安西北部，位于渭河东岸）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新变革：宣布废除一统的大家庭，设立行政区域（县），重新划分领土；统一度、量、衡制度。
公元前340年，秦国战胜魏国后，公孙鞅因其功绩而受封于商。但这位改革家激起旧贵族的仇恨；他曾作秦孝公的谋士，孝公去世，他即被车裂而死，其事业后来由他人继承。
新国家的重大特点
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与此同时旧社会消亡，用“革命”一词形容这种情况最合适不过，因为帝国政权由此奠定基础，而且一直影响华夏世界的基本政治观念，故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在东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足可以与古希腊罗马及西方世界的城邦出现相比。此外，二者既有重大区别，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与古希腊一样，贵族社会危机终于导致贵族制度的“民主化”。农民上升为“武士”，摆脱贵族大家族控制，取得了爵位，亦即将贵族的旧等级移置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新环境之中。同时，意味深长的是：“赋”一词先前意近我们中世纪的义务服役（赋指受封采邑者贡献人力、车辆，春秋末期已改为贡献财物），最后却应用于由国家向每个人征收的人头税及其他税项。
第二部分 16。国家革命（2）
华夏世界发展之所以不同（总之其演变非常独特），是因为春秋时期的制度与印欧世界乃至古希腊的习俗毫无类似之处；后者拥有彼此权利平等的武士议会，城邦议会看来是武士议会的移用。
变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将从前隶属于贵族家庭的农民变成新国家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基础。生产职能与作战职能紧密结合，任何其他文明都未出现过这样的系统。这种结合至9世纪为止一直是华夏世界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根基，但中间稍有中断。不过，这些亦农亦武的农人既非拥有随意生杀予夺之权的暴君的臣民，亦不是共同参与处理城邦事务彼此权利平等的公民。将公元前4世纪确立的新政治制度仅仅视为普通形式的专制主义，这是错误的看法。事实上与其说君主拥有专断的指挥权力，毋宁说他体现的是协调与推动的权能。
战国时代出现并形成的法律概念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法律概念毫无共同之处。它既不是从习俗而来，亦并非出自仲裁冲突的实践，而且也不是来自表达共同意愿的惯例。法律是对个人按贵贱功过实行等级分配的手段，它客观、公开、高于众人，不允许任何不同解释；同时也是令全体人的活动趋向于促进国家强盛与太平的得力工具。既然旨在建立秩序，因而不可能与事物及众生的本质发生矛盾。韩非（卒于公元前234年）曾提出“参验”，认为君主应通过对证据的合理检阅而了解国情，他对这点极为重视。“律”为万物和谐之源，这字与“定音管”相通，是一切节律的基础，含有规矩、准绳之意（秦皇朝时代，“律”一词用于刑法）。
变革体现了一种可视之为符合理性的观念，其目的是以划一的规矩代替繁多的权利、特权、惯例，后者连同其贵族世系、从属关系、等级制度构成了旧社会（毋宁说“旧制度”）的特色。国家各种体制（包括文职官员、军职官员、按不偏不倚规则实行的奖惩制度、论功绩授予的爵位、“伍”“什”内部实行共同负责的连坐制、统一的度量衡等）替代了从前的习俗、祭礼、道德。新国家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全部运作以客观标准为基础。
国家革命的影响极为深远而且触及一切领域。在此过程中，华夏世界无疑失却不少旧事物，许多旧的方面已逐渐不为人所认识。不过，虽然秦国的变革来得早而且彻底，华夏其他各国的变化却较为缓慢而且为时较晚。由于有这段时间差距，因此某些旧传统得以保存下来，虽然此时中央集权国家已扩展至整个华夏世界，而且秦始皇曾致力于毁掉举凡标志旧社会的事物。东部地区，山东的齐鲁古文化中心，似乎在动乱中仍然保存着自己的部分传统。这就不难解释，到了汉代，在大大有别于帝制以前的时代背景中，旧传统依然复苏。第四章古代遗产
古代留存的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其重要性堪与西方圣经传说与古希腊经典相比。这类著作自公元前2世纪至当代历经大量诠释——亦可以说几经窜改与伪托相传下来——成为教育的基础，也成为哲学、政治、道德思想的基础。中国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历代对这份神圣遗产所持不同看法与观念的历史。华夏世界不懈地从其中探求逝去的智慧的遗迹。古籍注解与哲学诠释通常是表达不可改变之正统观念，但实际上却引起热烈而相互矛盾的争论，并产生重大效果，其影响一直延至今天。总而言之，这种情况似乎类似于我们的基督教传统。
第二部分 17。公元前10—前6世纪的传统典籍（1）
经典著作
由书面或口头传说相传下来的最老古籍来自于周代王宫及各国宫廷的书吏与史官之手。其时间是在公元前9—前6世纪之间。也就是说，这些带有政治、宗教、祭礼性质的文献，与我们约略了解的公元前10世纪初即列国时代的社会类型密切相关。其时贵族的主要职责是征战与祭礼，并且十分关心维护本身自古已有的权利与特权。此类典籍似乎大部分来自于宫廷。部分古籍就语言与内容而言均接近同时代的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有锡命、诉讼判书），也有部分是祭礼舞蹈文本的断章。此类文章结集成册，取名为《书经》，又名《尚书》。可以认为，其中差不多一半是真本，书中有几章转载关于一段军舞的部分文本，军舞庆贺周武王战胜殷朝最后一名君主。宋国保存下来的殷代传统祭礼舞蹈的类似片段，以及讲话、演词、誓词等亦收入《尚书》之中。
另一集子题为《诗经》，其中大部分是祭礼乐章，如宴射之乐。此类诗歌，节段整齐，曾在周代宫廷中咏唱，伴以舞蹈与音乐，乐器以排钟、石鼓为主。至公元前8—前6世纪时，其主题愈益多样化，而且多了一个新品种“国风”，看来是春日游乐时青年男女农人对歌的产物。这类情歌，形式比旧颂歌灵活、自由，主题与叠句大众化，将对唱者表达的感情与自然生活及村落生活的不同时序紧密结合起来。
第四章古代遗产中国社会史编年史与古文献、祭礼舞蹈文本、雅颂之乐均出自同一环境，它亦是形式独特的古老传统典籍之一。这是些大事记录，事件似乎是逐日、逐月、逐季、逐年在宗庙中向王室或诸侯世系的祖宗禀告的，这种文献也可以称之为典礼文献，看来是安阳时代卜筮文献的接续，其目标是提供关于前人外交与祭礼、天文与自然的学识。记录的刻板与极端枯燥的形式以及时日的精确性的原因大体就在于此。按历史记载者的观念，时间契合与事件出现是密切不可分的：空间与时间被视为各具特殊效能。
最古的历史记载似乎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司马迁以文献为基础（文献后来已经失传），写出历史上第一个准确的日期——公元前841年。现在仍大部分保留下来的唯一文献是山东的鲁史，据其每段之首所提的时节而称为《春秋》。现存的部分写的是公元前722—前481年的事。某些著作提及晋史与楚史，但这些古代末期便已失传了，秦史被收入公元前1世纪初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之中。最后，据279年出土的魏国一位君主墓穴的文物，亦可找到山西诸国的历史。文本写在竹片之上（因而有“竹书纪年”之称），在相传过程中受到极大毁坏，至1917年才由学者王国维将其部分复原。
可以推断，华夏世界这种最古老形式的历史著作是甲骨文卜辞的延续，但卜辞本身在周初时代已独立发展起来。以火灼甲骨占卜因其神圣性而长期留存，与此同时又新兴一种更加便利也更为复杂的形式。用蓍草秆造成轻盈小棒，刻上奇数或偶数的横道，以此进行操作。共有64卦，表达并组成宇宙万物各种可能的结构，这种卦象因其或阴或阳的每条横道在其盈与亏中的变换可能性而具有能动之力。筮占卦师继承殷代卜者的传统，由此理出对世界看法的初步要素，将世界视为由力与能构成的相反相成的整体，从而推动了初期数学的发展。他们的思想成为华夏世界科学与哲学之源。
第二部分 18。公元前10—前6世纪的传统典籍（2）
每个城邦都似乎有自己的占卜传统，但唯有周朝宫廷所用的卦书得以保留下来。此书名《易》，又称《易经》、《周易》。最古老的解释法言词简短、晦涩，包含许多其含义已经失传的术语，除这种解法之外，在1000年以前曾出现一系列诠解、注释，表明卜筮传统之丰富而且持续不断。
以上便是古代书吏、史官、占卜师保留下来的最古传统的四大集子（《书经》、《诗经》、《春秋》、《易经》）。鲁国士人似乎是最早的传经者，在四经中还加上了《礼记》、《乐记》。前者定出关于人生所遇各种情况应该遵守的详尽规则，后者汉代已经失传。上述六本书由口头传说或书面记叙而集成不同文本，后经改动与增添伪文，汉代时被提到经典的地位。
传统经典的相对晚期性
最古的典籍，行文极简，不易透解，只占古代遗产的一小部分。公元前5—前3世纪还有另一些内容更为充实的旨在补充、诠释六经的著作。这类著作的所属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