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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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方向在于：最后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其特点是有一批受俸而又可以撤换的精选官员，受中央政权控制，是中央政权的延伸；另一特点是全国领土划分为行政区域。只是到了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5年）与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25年）统治时期才出现“相”的职务；随之便系统划分文职与军职。至公元前4世纪时，才建立首批由官员管理的区域。要完成中央集权国家成立所带来的根本变化，仍须在政治演进之外，再加上有助于新国家形成的其他诸因素同时作用。政治演进已在大家族之间的争斗中，在中央政权为摆脱传统控制而作的努力中显露端倪。
第二部分 11。战争性质变化
远古时代以及春秋时期，战争乃是高贵活动。战车、马匹、青铜兵器为少数参战人所拥有。战事在开阔原野进行，贵族家系在其间较量其勇武。由农人组成的步兵只起次要作用。但至公元前四、五世纪时，由于传统仪式与等级关系衰退，战争性质开始改变，而且斗争更为残酷：这时已不在于表现勇敢或必要时显示宽大以博取名声，而在于战而胜之并攻占土地。因而自此时起，战争便调动愈来愈多的人力、物力。春秋时代末期，战车数量增多。从前的战事只限于几次冲突，现在却持久进行。公元前4—前3世纪，围城之战已发展起来。原来习武是贵族的传统，与祭礼并行。这时指挥战斗已逐渐不再是贵族的事情，而是战术家、战略家的专责。追求效能并以此为目标乃是战争性质变化之本。演变反映在军队的构成上，也反映在对粮草的进一步重视上。公元前5—前3世纪，步兵发展起来，战车作用慢慢减弱，终于导致打破与驭车密切相关的贵族生活方式。若干新发明也促进这种作战形式的变化，如剑之出现（极可能于公元前6世纪自草原引进），又如弓弩与骑兵的运用。弩比古代游牧民族使用的双弯后拉弓更为强劲，更为准确。弩用脚张弦，是华夏世界使用最广泛的武器，后来不断完善，呈多种形式，一直使用至宋代（10—13世纪）。其广泛传播可能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开始（据技术史家杨宽的说法），但亦可能稍晚一点。骑兵于公元前4世纪出现于北方诸国中，比战车更为机动也更加快捷。骑兵的运用系仿效游牧民族而来，与此同时也采用了草原骑士的装束（战袍与长裤）。
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步兵队伍得到了发展——晋国在攻打山西山区部族时使用了步兵，吴国、越国亦使用之，很可能因湖泊与河流众多而有碍于行车之故。步兵发展至公元前3世纪已成为庞大的步兵军团，由此而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与作战技术变化密切相关。过去热衷于征伐与称霸的君主拒绝给徒兵（春秋时代为贵族武士的仆从）以应有的地位与尊严，这时徒兵在作战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而起决定性作用，君主也就不得不赋予徒兵原先不曾承认过的地位与尊严。中央集权国家将农民提到独立耕作人与武士的地位。土地权与在战场上博取军功的权利，二者同时并进。
但自公元前6—前5世纪起长期而激烈的冲突，以及公元前4世纪与公元前3世纪君主及其谋士的“务实”精神，引起对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或确切地说，意识到将经济视为明确实体；谁拥有更多人力，掌握更多各类资源以及储备更多粮食，谁就会赢得胜利。
关于政权与战争的变化，有其经济背景与社会背景，其重要性应予着重指出。
第二部分 12。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1）
公元前4—前3世纪华夏地区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突飞猛进的时期。其时由于各国国君鼓励加强垦殖，渭河流域、中原地带、四川成都盆地已成为连作区域。精湛的农艺也在这时候发展起来（施肥、区别土质、重视农时、引流排水等等）。放干沼泽地区，冲刷盐碱地带，就是这种周密的农业发展政策的重要表现之一。这时期的巨大灌溉工程，目标正是为了开发新耕地以及旱季用水。最著名的工程见于邯郸地区附近的邺城（位于今天河北省东南部）、四川成都地区、陕西渭河流域。组织这类伟大工程的治水专家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如魏国的西门豹、史起，秦国的李冰父子及郑国。
公元前4—前3世纪，华夏地区人口开始第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春秋时期人口无法估计，但是一切迹象表明：当时人口甚为稀疏，即便在华夏城邦众多的地区、黄河沿岸以及中原地带，因农业技术所限，人口密度也不可能太高。反之，公元前3世纪之古籍（尤其是韩非子著作）却提到韩国初期的人口飞速增长。由此可了解到历史上所知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数字：公元2年时，共有57671400人，即略多于全罗马帝国大致同时的估计数字。
土地的开垦、新耕地的利用，大大有助于加强中央政权，促使其摆脱大家族的控制。事实上，通过对农户征税，中央政权便取得稳定的新财源，同时保证了对人的直接控制，因为定居于新土地的农民，不再像在旧采邑那样，隶属于大贵族。土地垦殖还可以扩大行政区域。现代史学家，其中包括中国的杨宽和日本的增渊龙夫，都曾指出公元前4—前3世纪推广铁工具以代替木制工具和石器的重大作用，由此促进深耕，便利垦殖，方便进行庞大工程。这类铁器铸造而成，并非是锻铁。华夏地区，凭借其用火的工艺经验，看来直接掌握了铸铁，而不像欧洲国家，须经历漫长的锻制过渡阶段。第一次提及铸铁品是公元前513年，这意味着当时已掌握铸铁技术而且已经常应用。
考古的证实稍晚一些，仅见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以后，其时铸铁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行业。自1950年以来，在开掘出的遗址中大量见到战国时代的铸铁遗物（斧、铲、刀、剑等）。而且还发掘出用于铸铁器的模子，尤其见于靠近北京的燕国旧都遗址。铸铁较青铜为脆，锋利逊于青铜，而其优越之处是可以大量生产，在铁矿丰富的地区（如山西、陕西），尤为如此。此外，由于熔铸与锻造结合，铁制兵器自战国时代起似乎已开始与青铜兵器匹敌，后者的应用当时仍然较为广泛。
中国在冶炼领域这种“突进”，有人可能感到奇怪：中国人公元前2世纪便能生产钢铁，而欧洲要等到中世纪末期才首试铸铁，钢铁生产则为时更晚。但此种差距更多地表明不同文明的独特性而并不仅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其中可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是华夏世界在铜的铸造方面已取得经验（因缺乏铜与锡便首先求助于铁），二是战国时期风箱已大大改进。但似乎到了汉代才出现起双重作用的风箱，因为有双阀门系统，便可以连续鼓气，从而达到更高温度。这种风箱，16或17世纪以后受到欧洲人注意，直至现代仍然存在于中国。
第二部分 13。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2）
铸铁所产生的效果是使华夏世界很早便习惯于按同一模式成批生产某一器具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我们至近代工业发展以后才熟悉。通常古代每一件青铜器均为独一无二的制品，而铸铁的模子则用于成批生产，其通常的设计是一轮操作可制出许多件相同的物品。
技术上的其他进步亦见于交通工具：用轭套马的单辕车，到战国时代便让位于双辕车，而同时用胸索代替了轭索，而后一种套马方式依旧长期流行于世界上其他地方。上述新装置以及公元5—9世纪出现的轭圈，均标志牲畜牵引方式的巨大进步。由于使马匹摆脱令其几乎窒息的轭索，于是驾驭起来轻松得多，而所拉重量则愈来愈大。从前用两匹马甚至四匹马的，现在用一匹就足够了。值得注意的是，华夏世界战国时代出现的铸铁与合理的套马方式，在欧洲均到中世纪末才出现。二者极可能自中国传至西方，但尚未能绝对证实。
公元前4—前3世纪，中国的车子广泛采用如下设计：辐条装置与轮辐成轻微倾斜角以增强抵御横向撞击的抗力。
战国时代之所以成为技术革新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大体是因为愈来愈激烈的战争有此需要所致。各国君主，为了维护自身独立与增强本国军事力量，已不限于关心发展农业生产。他们都谋求新的资源。过去耕地以外的土地，如沼泽地带、灌木、森林地带，一直向农民开放，农民可以到此砍柴、捕鱼或狩猎。其时众君主开始占据这类地带并进行经营以开发自己的矿产、畜产及作物生产。对商品与店铺则实行征税制度。由于商业活动与手工业活动飞速发展，于是产生了商人新阶层。春秋时期，买卖只限于奢侈品，如珍珠、玉器等，而且这是与宫廷有特殊关系的商人的事情。后来，大规模商业发展起来，涉及大众消费品（布料、粮食、食盐）、金属、木材、毛皮等。富贾巨商将这类贸易与开办大型手工工场结合起来（尤其是矿山与铸铁工场），雇用大量工匠与商业代理人，配备名副其实的内河船队与马车商队。这类新活动已越出宫廷经济的传统范围，即超出宫廷贵族控制的职业群：制陶工、车匠、弓箭制造者、鞣皮匠、篾匠、雕刻匠等，而大工商主已构成社会集团，以其捐税及活动令国家大大富裕起来。他们是各国君主的盟友，有时还是谋士，在中国古代末期似乎对政治思想的演变曾起过重大影响。
各国京都已经不仅仅是政权所在地，而愈来愈成为大型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最近考古发掘表明，战国时代末年京都城墙已经加宽。在这类繁华都市中，应予一提的有：齐国的临淄，位于山东西北部，为当时最大、最富裕的居民点；赵国的邯郸，位于河北东南部；还有魏国的温、楚国的郢、周国的洛邑、韩国的荥阳。事实上公元前3世纪时的战争，其目标往往是夺取这类大型经济中心。
商业与私营手工业的蓬勃增长是城市发展的动因，由此亦导致金属货币流通。最初的货币始于公元前5世纪。考古发掘表明：货币有四种，在相当确定的地域内流通，其流通地区大体与经济大单位相当。形状与铁铲相仿的“布”，在韩、魏、赵三国通用，三国乃晋国分裂而成；刀形的“刀”，流通于东北部地区齐、燕、赵三国；状如小贝壳的“蚁鼻”流通于楚国地区、湖北、湖南，这种古老货币兼有装饰、首饰与护符的功用；有中孔的圆形硬币，流通于西北地区周、秦、赵三国。齐国由国家铸币，但其铲形币与刀形币往往刻上发行城市的名字，可能是富商的创举。
第二部分 14。战国时代诸城
经济增长不限于对华夏诸国产生影响。秦帝国建立之前的两百年间与邻近居民的贸易往来已大大加强。燕国与满洲部族及北朝鲜部族通商，其京都就在现今北京地区；赵国、秦国与草原游牧居民交易。秦国的丝织品似乎自公元前4—前3世纪起便传入北印度（因而印度以“Cina”一词指丝绸之国）。南方的楚国似乎也在这时期与热带地区土著居民发展了贸易关系。顷襄王时期（公元前298—前263年），曾组织征讨四川（巴蜀二国）、贵州（黔中）、云南现今的昆明地区（滇国），按当时传统，楚国士兵就在当地安家而且娶了本地女子。周围大国的贸易扩展大大有利于向边境地区（南满、蒙古、现今南部与西南部各省）移居汉人，从而为秦、汉帝国的军事大扩张铺平了道路。
社会剧变
华夏诸国统一（公元前221年）前的两个世纪既是经济发展与大革新时期，亦是社会剧变时期。
旧贵族社会无法抵御力求垄断全部权力的新君主的打击，亦抗拒不了经济变迁的强大而深刻的影响。自远古传下来的大家族面临破产，失却权力，最后覆亡。其历代珍惜保存的宗庙亦随其领地与城邦的消失而消失，全皆并进各国的领土之中。战国时代各类货币分布示意图
大贵族衰落，中央政权随之而加强，吸引了求职小士人到各国君主的宫廷服务。这些人士修习各种技艺，展示本人才能，一心想应召至朝廷效力，将君主的亲密谋士紧紧包围。于是，各国朝廷外围以及诸大臣身侧形成一大群客卿（“宾客”与“舍人”），他们成为威望与势力的源泉。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公元前1世纪初）中，为其中四位著名大臣立传：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他们懂得凭自己的慷慨与荣誉意识吸引大批宾客。公元前4—前3世纪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谋略之学、论辩之术均在此阶层中发展起来。其时极适宜于产生宗派与学派，各派都十分关心当代社会与政治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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