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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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年）对《易经》的解释。另一位古籍注家是陆元朗（陆德明，约于581—630年），其兴趣一直放在3—4世纪玄学派所推崇的著作上，他诠释了《老子》与《易经》。

　　　　反之，七、八世纪的史学却呈现新方向。唐初的编史工作获得大规模发展并且走上一条不久便受到揭露的危险道路：除了李延寿（生卒年不详）编撰的《北史》（645年）与《南史》（659年）之外，还有由修史官班子撰写的五部皇朝史，如：622—656年间完成《隋书》各卷；629年左右写就《梁书》与《陈书》；636年撰毕《周书》；645年《齐书》问世。这类汇编之作的机械性，编纂工作中受当局的监督，高层人士强加于作者的删略与歪曲，以及推敲与协调上的缺陷，凡此种种均招致8世纪初具有独立思想的评论家的批判。710年，刘知幾（661—721年）的《史通》问世，这是世界史学上第一部评史著作，标志着对史学与编史问题进行探讨的开端。11世纪这类研究大为发展，后来通向历史哲学之路，章学诚（1738—1801年）则是其代表人物，这令人联想起维科①与黑格尔。事实上刘知幾已预示着宋代历史学家与十七、十八世纪哲学家的诞生。这可从几方面来看：刘氏拒绝一切非理性解释（如将朝代更迭与五行交替联系），坚执在史著中只记述人文因素，认为必须要有关于城市、氏族、地区动植物等的专述。他关心准确记录言语乃至其表达方式（言语即人，保留人之个性特点），对经典著作持批评态度，首先关注的是客观性并且寻求历史真理的标准。

　　　　批评思想觉醒出现之时，新型历史著作亦问世，这与前者无疑是有关联的。新著顺应时代需要，符合对制度史的新关注，同时也显露对官方编史墨守成规的反感。这类著作是政治与历史的百科全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朝代范围，它包含的时期更为长远，从而可以指出各个阶段制度方面的变化。刘知幾之子刘秩的《政典》（740年）、杜佑（732—812年）的《通典》便是这样。后者是自古代至800年的政治制度史，内有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苦法大中心的记载。十一、十二世纪宋代的伟大史作便属于早期百科全书之列。

第五部分　19。中国佛教的顶峰（1）

　　　　6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隋唐时代的中国，对于亚洲大部分居民来说，是佛教最光辉的中心，而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中国的影响与其说归因于从朝鲜至伊朗的远征节节胜利，毋宁说归功于佛教。就日本与朝鲜而言，唐代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中国比印度近，而威望不亚于印度，因其有遗迹、传说、宝殿、著名朝圣地、杰出大师等等之故。文殊师利菩萨出现于五台山（山西东北部），普贤跨象出没于四川峨眉山的云雾处……隋唐时代，佛教已成为华夏世界文明、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可分割部分。寺院是俗文化与教会文化、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中心。一方是饱学的僧人（诗人、画家、书法家），另一方是虔诚的居士，相互呼应。后者热衷于佛教哲学、爱好禅定，能够与寺院或山中隐修僧人辩论教义问题。

　　　　典型中国化的佛学蓬勃发展起来，在诠解与教义方面都作了革新。此时各大宗派正在形成，后来在日本扎下了根；同时中国佛学也从印度以及其他佛教国家吸取新成就，而且吸收大量新传说借以丰富充实自己。

　　　　中国的佛教派别史至为复杂，这里不可能详述。可以指出的是：各派别的形成都相当晚近，与其门徒所确认的传说相反，他们都竭力将自己所属派别的起源追溯得更远更远。这里只提一下其中的主要派别。某些教派取得极大成功，推广至世俗社会；另一些则相反，从来不超出教会团体的狭隘范围，僧人智（538—597年）创立的天台宗（天台山位于浙江西北部）教派便是如此。据此派，大乘务经时序相连，面向不同听众，其包含佛教要义的经本是著名的《法华经》。由僧人法藏（643—712年）创建的华严宗（亦称“修饰”派）也一样，法藏出身于长安一粟特人家庭，其宗派以《华严经》为基础经文。

　　　　净土宗获得极其广泛的成功，它第一任教主为善导（613—681年）。净土宗成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自6世纪初慧远时代以来笃信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的潮流大大发展；二是其修行方法简便：怀着在净土重生的意愿不断向阿弥陀佛诵经致意即可。

　　　　禅宗（日本称zen）为典型的中国教派，8世纪形成，一直是最活跃的教派之一，想必在知识阶层中受到热烈欢迎。与印度的禅那相反（“禅”一词是汉字音译），中国的禅宗抛弃了凭着掌握愈来愈困难的静虑形式、可通达“生命之端”的长期苦修。700年广州僧人慧能（638—713年）创建的宗派反对一切传统，敌视所有制度、教条、文字、仪式。慧能是半蛮夷人，其教派的目标是追求顿悟。为了使脑子摆脱一切推论思想与自我观念，便求助于奇谈怪论，冥想荒谬主题（公案），运用令人难堪的答话、呼喊乃至于棍打。

　　　　但唐代成为东亚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还归功于求法者与翻译家。玄奘（602—664年）与义净（635—713年）就是7世纪最著名的两位朝圣求法者。

　　　　629年玄奘只身进入中亚沙漠时，已经是佛家哲学的权威之一（就通过中文译本可接触到的范围而言），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取《瑜伽师地论》这部玄学巨著的手稿，并且要增长自己的见识以解决不同佛家哲学派别所呈现的矛盾。他在克什米尔住了两年，其后到达摩揭陀（比哈尔的巴特那、加雅地区）的原始佛教圣地，并在王舍城（现为拉杰吉尔）附近著名的那烂陀寺研习五年。后来他足迹遍及全印度，从北方到南方复从东方至西方，就教于各著名大师门下。而由于他熟练地掌握了梵文，深刻认识佛教玄学及其广博而艰涩的经文，他与诸大师已不分伯仲。玄奘回国后，于647年为迦摩缕波国（位于现今阿萨姆地区的王国）国君用梵文翻译了《老子道德经》。他去国16年，于645年回到长安，此后一直领导着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于成果的翻译班子，至死时为止。在历时18年的工作中，他完成的翻译约占译成中文的印度经文译本的1/4（600年中由185个翻译班子共译出5084篇，他占其中的1338篇）。

第五部分　20。中国佛教的顶峰（2）

　　　　玄奘有一个弟子，在其师回国一年后，据师傅的远游笔记，写成一部有关他所访问的国家（从中亚至德干南部，从喀布尔地区至阿萨姆）的情况的全面著作。这部书就是《大唐西域记》。书中描述亚洲各地的气候、生产、风俗习惯、政制、历史以及佛教状况。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尤为专门地详述了他的远游故事。该书在玄奘死后不久即开始编纂并于688年加以修订。

　　　　7世纪另一著名求法者是义净。他于671年登上伊朗商船，意欲抵达印度。他在苏门答腊东岸室利佛逝（今之巨港）佛教大中心作短暂停留之后，于673年在孟加拉湾沿岸靠近今之加尔各答的耽摩立底登陆。他由此抵达摩揭陀，并在那烂陀寺住了近十年。玄奘30年前也来到此寺中研习。685年，义净离开印度，从来时的海路重回室利佛逝，在该处逗留下来，至695年回国。他在洛阳受到武则天亲迎。义净在巨港写下了两部著名的历史著作。692年，他将两部手稿寄发至广州。一部是关于印度与东南亚的佛教状况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另一部是关于7世纪中国求法者赴佛教国家的一系列记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只有唐代另外两个朝圣者的游记留传下来，一为原籍朝鲜的僧人慧超所写，另一为僧人悟空所撰。前者从海路抵达印度，于729年经由中亚回国；后者曾赴现今阿富汗的北部以及恒河流域。悟空于751年离开长安，790年经疏勒与库车绿洲回国。

　　　　由于西藏人与阿拉伯人的占据而致中亚之路关闭，842—845年间实行大禁，中国佛教团体因而分崩离析；这想必是赴印度朝圣衰落的原因。最后一次朝圣是在966年由官方组织的，有150余僧众参加，其中小部分经中亚绿洲抵达印度（犍陀罗、尼泊尔与摩揭陀）。他们于976年回国。

　　　　玄奘回长安后即于646—648年间翻译了《瑜伽师地论》。他凭自己的宣教与翻译，向中国介绍成唯识论教派渊博而精深的哲学。据此学派，似乎世界是我们意识的产物。不过，玄奘虽然对其门徒影响巨大而且远及日本，但仍然只局限于寺院的精英阶层中。他是个出色的印度学家、严格的语文学者（他曾提出极其严密的翻译准则），看来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他是唯一成功地掌握了广博而复杂的佛教哲学庞大领域的中国人。

　　　　唐代引进的所谓怛多罗密教，其影响更为广泛。这个佛教派别以咒语与巫术团体为基础，尤以与象征思辨结合的净化形式而闻名于世，似乎自7世纪中叶起已在印度大大发展起来（自此时期开始怛多罗密教大师便在那烂陀寺传道），并且迅速传至锡兰与东南亚，不久也传至中国，其后还传入西藏。最著名的大师兼翻译家是阿目佉跋折罗（中文名为不空，705—774年），其前驱是两名印度人，分别于716年、719年来华。自756年起，不空在长安译出大量密教经文并在唐朝宫廷获得巨大成功。

　　　　密教成为大变动前夕印度佛教对中国的最后贡献。大变动促使华夏世界走上新路并导致僧侣大团体衰微。印度化国家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的漫长时期随着密教派的衰落而结束。774年不空之死象征中国中世纪结束。

　　　　然而，还应指出：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并不限于佛教这一丰富多彩的领域。印度的世俗科学也深入到中国。唐代上半叶，来自印度的学者出入于长安与洛阳。7—8世纪，看来已译出大量“婆罗门教”经文，内中涉及天文学、星相学、数学、医学等。但中国数学反过来也影响印度数学。

第五部分　21。唐代中国接受影响与施予影响

　　　　外来影响

　　　　唐代上半叶，上层阶级醉心于凡是来自胡夷的事物：舞蹈、音乐、游戏、烹调、服饰、住所等等。诚然，自汉代以来中亚及草原地区对华北的影响就一直存在，但自7世纪初大进攻之后，中国渭水流域、黄河流域与蒙古、塔里木盆地以及帕米尔之外地区的接触才愈加密切，当时使节、贡品、传教使团、商队、朝圣僧侣大量增加。汉朝时代，商业城市已设外国侨民区，甘肃、陕西、河南、大运河畔以及广州都有。可以说，当时的华夏文明是国际性的。首都长安成为亚洲所有居民的相会之处，计有：突厥人、回鹘人、西藏人、朝鲜人、于阗人、库车人、粟特人、克什米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僧伽罗人等等，7—8世纪的绘画与陪葬小俑证明当时中国人对这些远方外国人的兴趣。异国人通常皮肤略暗、鼻梁高耸。画作与小俑保留其生动形象，且稍带嘲讽意味与漫画化倾向。外国人、远方文化成分、异国产品等大量涌入（有奴婢、禽畜、植物、食物、香料、医药、织物、珠宝等等）不可能不对当时的风尚产生影响，而且必然以其贡献丰富了唐代文明。例如，中亚与印度的舞蹈、音乐就引起中国社会欣赏趣味的变化。印度音乐经由中亚（库车），还经由柬埔寨与占城进入中国；其中若干成分大概仍保存在日本宫廷音乐中。凡来自中亚的事物都受到上层阶级的偏爱；吐鲁番、疏勒、布哈拉，尤其是库车的舞蹈与音乐都是这种情况。凉州（甘肃的武威）商市出现由库车音乐与中国音乐综合而成的独特音乐，在中国备受赞赏。凉州似乎已成为中亚与印伊世界在中国影响最重要的传播中心之一。

　　　　伊朗的影响

　　　　来自波斯与印度的两大文明潮流彼此交融并以各自的贡献互相丰富，遍及从阿富汗至阿姆河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中亚与中国北部最活跃的商人来自撒马尔罕（中文称康）、弥末（米）、基什（史）、布哈拉（安）。其语言为粟特语，即东伊朗方言，从阿姆河流域至渭水流域的各条路上都可以听到，成为中亚最大的交流语言。贸易通道既已从布哈拉延至梅尔夫，自巴尔赫伸展至赫拉特，便可知伊朗影响已广泛深入中国。唐皇朝推进至帕米尔之外，势必插手伊朗政治。自638年起便提到长安出现波斯萨珊皇朝的使节，而阿拉伯人642年开始的窜扰倒进一步密切了伊朗宫廷与高宗皇帝宫廷之间的关系。甚至遥远的拜占庭也曾考虑过与中国缔交：634年一个拜占庭使团出现于长安。661年，萨珊皇朝最后一位君主佩罗兹避祸于吐火罗（巴尔赫地区），要求中国给予援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