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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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方饥荒肆虐之后，874年，山东、河南、江苏交界地方有人组成抢劫团伙。次年，团伙有了自己的首领，第一位是王仙芝，另一位是黄巢（874—883年），两人原是私盐贩子。王仙芝归顺朝廷后，878年被处决，这场流动起义便以黄巢的名义进行。起义军从山东西南部出发，遍走国中大道，劫掠富裕城市，行经之处，破坏一切。开始时，攻打黄河畔的村镇，878年离开洛阳南部赴长江中游，至鄱阳湖，在安徽与浙江游动，抵福州，后于897年至广州，在广州曾屠杀城中的富商。其后取道广西、湖南，于880年末占领洛阳。次年初，60万之众的起义军突入长安，京城及其附近地区遭烧杀掳掠。政府军将起义队伍逐出长安，本身也大肆劫掠。黄巢五天之后复回长安，据其本人的用语，“血洗”了这可怜的城市。883年，李克用（856—908年）率领的鞑靼沙陀军队夺回长安时，余下的不过是废墟而已。李克用是突厥人，已经汉化，为唐朝效力。他在唐末混乱时期，是觊觎帝位的人之一，后来其子于923年建立后唐，终于达到目的。自885年起，唐朝君主成了各大军事首领的玩物，已经不住长安（短时间者除外），而安驾于洛阳，但长安大都会7—8世纪时却是唐朝光辉灿烂的象征。

　　　　907年，黄巢旧部朱温（朱全忠，852—912年）建立新国——梁国（后梁）。朱温原是黄巢的防御使，后降唐，掌握开封至河南东部的战略要地。907年是标志唐朝结束的年代，而事实上自885年起朝廷已丧失实权。

第五部分　15。政权新形式

　　　　唐朝衰落与瓦解的直接责任者是派驻藩镇的节度使。节度使及其军队夺过中央政权对各州的控制权，导致中国四分五裂，持续几达一百年。

　　　　第一批节度使是贵族阶层人士或文人学士，而自王仙芝与黄巢起义以来，皇朝政权削弱，于是导致革除藩镇中的旧行政官员。军队以某种民主方式（在摆脱中央政权的队伍中并不罕见）任命自己的将领，将其推上“节度使”的高位。这种选择仅凭名声、武功以及已有的威望；因而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物也被推举出来执掌州郡政权。朱全忠（朱温）就是一个乡村破落秀才的儿子。907—960年间，先后在开封定都的有五个朝代，朱氏便是第一个朝代的缔造者。他原先是农业工人，后在军中当小首领，后来被任命为节度使大概是因攻打黄巢立下大功之故。在四川立国的王建，原是一名强盗，后选择军旅生涯。钱镠是吴越国（江苏之南，浙江之北）的第一位君主，他本是个离乡背井的农民，后来参加杭州富豪家族的武装自卫队伍。统治福建的王氏兄弟，则原是河南强盗。又如长江中游荆南国的开国君主原是开封商人的奴仆。再如楚国君主马殷，本是木匠，后转而从事偷盗劫掠。而后唐的创建人李克用，上文已提及，他是突厥沙陀部族首领，他在黄巢起义时曾为唐朝效力。

　　　　一个新统治阶层就这样形成，它在非法时期的传统依然十分鲜明：地方官员与将领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绿林江湖阶层中，通常结拜为兄弟。这类盟誓要求承担的义务比血缘关系所要求的更多，而唐末的独立部队也发展了收养或认亲的习惯。作为政权首脑人物的将领将自己的下级军官及文官收为“义儿”，这种虚构的亲属关系是私人卫队与个人雇佣军之所以具有凝聚力的原因。而卫队与雇佣军是新政权的牢靠基础，各地区的新政府起而取代中央政府权力，将文官排除出去。五代及宋初的特点乃是军队实权集中于国家首脑手中。从这个角度看来，自9世纪末的藩镇割据至宋朝开国君主统一华夏诸国，其演变过程是连续的，宋皇朝便直接来自唐末的独立藩镇。唐朝分裂与藩镇演变为诸国

　　　　地区（藩镇）国名皇朝名山西北部，883年晋，895年后唐，923年河南东部、淮河上游，883年后梁，901年后梁，907年安徽北部、江苏北部，892年吴，902年吴，927年河北北部，894年燕，909年燕，911年渭水西流域，887年岐，901年后唐，923年福建，896年闽，909年闽，945年四川，891年前蜀，907年湖南，891年楚，907年浙江，898年越，902年吴越，907年（此表显示，自9世纪末起，后来五代各国的实际独立已经取得。）开始时，节度使本人指定继任者——朝廷只是批准其选择，起码是力求运用权力去认可自己无法制止的事情——不久节度使的权力变成世袭。900年前后为第二阶段，独立的藩镇均取国名。再过几年，其首领竟径直僭取帝号建立皇朝。依次建都于开封的“五代”与瓜分旧唐帝国其余领土的“十国”，二者的唯一区别在于：开封政权在华北统辖领土较广，而且被认为是唐朝的承继者。

第五部分　16。10世纪的地区自治与经济发展

　　　　唐末中央政权的衰弱促进了地方主义倾向兴起，从藩镇演化出来的诸国往往相当于自然大区，四川的蜀国、广东的南汉、福建的闽国、湖南的楚国、浙江的吴越等等便都是这样。各藩镇的独立性使其有可能确定自己的自然方向，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进行对外交往。993—995年王小波与李顺发动四川织锦工匠起义。若干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是自治主义运动，目的是在各州郡归附宋皇朝的时候延长四川的经济与政治独立。当时反叛的工匠受到开封地区织锦工场生产的威胁。自8世纪起，长江流域与沿海各州口岸都出现经济飞跃，看来此时并没有缓慢下来。福建的闽国，陆路与内地各省交通困难，通过发展海上联系，出口福建、浙江、安徽制造的丝织品与陶瓷产品而致富。广州的真正发展出现于10世纪初。长沙的楚国，丝绸布料生产大为增长，并向北方出口茶叶大获其利。四川、长江流域、南方沿海各省，看来10世纪都曾经历一个繁荣时代，延续到11—13世纪，直至被蒙古人征服为止（1273—1279年）；而北方则饱受战祸之苦，890—923年间不断受战争蹂躏。长安变成废墟，洛阳成了空城。自907年起取代唐皇朝的政权之所以将京城东移，甚至建于大运河出口处，也就不难理解。北方军队乏人，有时竟至全体男子都要入伍，不论年龄如何。当逃兵的人为数众多（为避免这点竟给士兵刻上烙印），开小差一直是个严重问题，至10世纪末依然一样。为了要淹没敌占土地，曾经人为决堤，河堤已失去牢靠性。931年，堤围崩溃，引起一场巨大灾难。此外，契丹的攻击也造成普遍不安，致使建都于开封的政权岌岌可危。契丹是突厥蒙古人，其地区位于北京的北面。

第五部分　17。结束语：新世界的曙光

　　　　若干出现于唐代期间乃至唐代末期的新现象，行将深刻改变华夏世界的面貌。7世纪时，中国接受了中世纪北方的社会传统与政治传统，承袭六朝时代的文学遗产与艺术遗产。而宋代中国却与7世纪迥然不同，从未来变化的端倪便可以将其面貌勾勒出来。

　　　　主要变化之点有：

　　　　1。西北旧贵族衰落以至后来消失，广而言之，7—8世纪旧领导阶层被淘汰：宋代社会是由新人组成的社会，与唐代前期的贵族或学士大家庭毫无血缘关系。

　　　　2。9—10世纪成立的以雇佣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后来完全代替秦汉以来传统的征募队伍。由此而带来政权的新基础：国君不靠将其拥上帝位的豪强家族支持，而是以忠实于其本人的精锐部队为核心。

　　　　3。税制改变，表面上无甚影响，但效果极为重要。自古代末期以来，国家主要税收以人及其劳力为对象，于是不得不分配土地与限制地产，而780年杨炎的改革（因人口流动与监督困难而非改革不可）终于导致将税收转向耕地面积，由此而强化财产概念，与传统大相径庭。任用雇佣军，虽然可从某些政治局势加以解释，但也与国家放松对个人的控制密切相关。

　　　　4。无法取道中亚——尤因佛教衰落之故——自10世纪初起，游牧部族势力复兴，终于形成诸汉化大国，此类事例前所未有。北方边境的关闭导致政治与经济重心往东及东南方向转移。这种现象因长江下游地区发展愈发加速而更为鲜明突出。7世纪时，中国面向亚洲内陆，与之相反，自唐代中叶起，中国已经转向海洋。

　　　　5。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商业、城市大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水稻种植进步；紧密联系长江流域、四川地区、中国北方的商业新渠道发展起来（有茶、盐以及向北方军队供应粮草等）；商业新技术出现（可流通的存款证据成为钞票的前身）。在此背景下，国家专营机构助长了大商人新阶层的兴起，不过这个阶层不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

　　　　6。出现一种新技术——文图兼备的木版印刷。它导致知识的急遽广泛传播，从而扩大了执政阶层的社会基础，此外还带来一种用文字而非用口头传播的大众文学。第三章从对世界开放到回溯经典传统之源7—10世纪的思想史与同时期的政治演变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7—8世纪沿袭中世纪时代传统，将佛学研究与格律诗歌推到最高峰。当时遵奉3—6世纪的“美学”，革新不多，除了在史学领域出现早熟的研究活动。中国欢迎来自异国的事物，对亚洲大部分地区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的威望无疑从来没有如此显赫。但自8世纪中叶起中国对外扩张收缩，从而引起如下反应：龟缩退却，对外来文化采取敌视态度，并回溯至中世纪之前华夏传统的源头。当时还是倾向问题，但在11世纪中国大“复兴”时期，这种趋向便占了主导地位。

第五部分　18。中世纪文化的顶峰：史学与诗歌

　　　　南北朝时期（4—6世纪）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隋、唐时代，直至8世纪中叶仍然居于支配地位。

　　　　文笔雕琢的四六文体与典雅诗体6世纪时盛行于长江流域地区，至唐初仍然有人从事于此；文学批评依旧基于对作品的纯美鉴赏。《文选》这部优秀诗文总集的一直引起重视足资证明这点。658年李善发表了自己著名的《文选注》，这些注释于719年收进《五臣注文选》中。与此同时，张彦远编集自晋至841年有关对371位画家与书法家的评述，名《历代名画记》，这部著作承继了南朝画评著作的传统。

　　　　唐代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格律诗遵循严格规则，讲究声调与韵脚交替。这时期的诗歌吸收了悠长传统所形成的丰富遗产：从汉代朴素动人的抒情诗直至南朝末年绮靡颓废的诗作。但新鲜空气也吹进中国，使灵感之源获得更新。当时中国向草原地区与中亚绿洲开放，向遥远的文明开放，就社会角度而言，与外界隔绝状况愈来愈减少。诗歌已不再是孤高贵族的独占物，南朝时期的情况却一直这样。科举制度获得效果：自7世纪末起，促进社会新阶层的兴起。当时的观念是，只有掌握诗歌文化，才能成为完人。这种观念，我们虽觉离奇，但却与唐代华夏世界的道德与实际情况相符。据此便在最高级的取仕试中设立诗歌科目。7—10世纪，诗歌文学形式有惊人发展，大概与这种措施不无关系。同时，君主的资助以及歌伎阶层所起的重要作用，亦不可忽视不提——唐玄宗（712—756年）既是诗人、音乐家，又是演员。而长安的纨绔少年以及应官试的书生都经常出入于歌伎院。

　　　　第三章从对世界开放到回溯经典传统之源中国社会史18世纪初唐代部分优秀诗作汇集成《全唐诗》（1705年）问世，书中共收2300位诗人的48900篇诗作。这里且提一下其中若干伟大名字：唐初的陈子昂（661—702年）、宋之问（大约终于713年）、沈佺期（大约终于713年）；玄宗光辉时代以及肃宗时期的孟浩然（689—740年）、王昌龄（？—756年）、王维（701？—761年）、李白（701—762年）、高适（约于702—765年）、杜甫（712—770年）；9世纪上半叶的白居易（772—846年）及其友人元稹（779—831年），那时已显示出改革的新趋向；最后是杜牧（803—853年），人称“小杜”，以区别于其著名的前驱——伟大的杜甫，李商隐（约813—约858年）、温庭筠（812—870年？）。以上全是具有独创力与个性的诗人，他们同样反映自己所处的不同时代。

　　　　隋唐时代经典研究的局面，不如汉朝终结的混乱时代那么引人注目。孔颖达（574—648年）、颜师古（581—645年）所撰并于653年问世的《五经正义》实际上不过是前人注释的辑录，即取自孔安国（公元前2世纪末）、郑玄（127—200年）、杜预（222—284年）对《左传》的诠解，以及王弼（226—249年）对《易经》的解释。另一位古籍注家是陆元朗（陆德明，约于581—630年），其兴趣一直放在3—4世纪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