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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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雕塑中占有重要位置，大概可从爱马热潮中找到原因。若干画家（如韩幹，约于720—780年）专攻骑士画。雕塑方面，唐太宗（626—649年）墓的豪华浅浮雕以及陪葬俑便是明证。但唐代马匹有其特点，显示出引进的影响乃至与中东及外奥克散马种杂交的影响，比蒙古小种马较大也较细长。唐以后蒙古小种马复大批进口，元代（13—14世纪）、明代（14—17世纪）的绘画可资佐证。
763年，西藏人内侵，在这期间大部分公共马场遭抢掠，标志着西北的饲养业彻底衰落。自此唐皇朝只能求助于权宜之计：向私人买马（在京城地区为皇宫马厩购进30000匹母马）；向游牧居民买马（815—816年间在鄂尔多斯地区以10000卷丝绸购马）；817—820年间剥夺农民土地之后，试图在陕西、河南、湖北北部农业地带设立国家畜牧场，但效果不佳。758—759年，回鹘人助唐对抗藏军，作为交换条件，赢得近乎绝对垄断的马匹交易权。回鹘人热衷于追求利润，以高昂索价将劣马卖给汉人政府。8世纪末期，每匹回鹘马可换40匹丝绸。
最优良的牧马区似乎位于甘肃东部、陕西泾河流域以及山西西部，当中国无力保卫上述地区以对抗山区民族与游牧民族窜犯的时候，也就失去在中亚实行其干预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于是中国便注定要龟缩于河南及东南地区。这大体是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至960—1126年间北方被女真族占领。
中国军队的分布很说明问题：部队集中于各首府周围以及北部及西北部边境沿线——这里指出的情况不仅唐代如此。的确，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皇朝，对付来自边区的窜犯与入侵，捍卫中央政权，防止州郡反叛。禁卫军分布于京城南部，而驻扎在皇宫北面的军队则用于直接防止政变阴谋。此外，上述禁卫军还为出巡的皇帝提供卫兵，亦为重大庆典派出队伍：既展示武力又大摆排场，这项任务一般交由精锐部队担当。至于边界军队，因兵种不同而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责：远征兵团，其中最活跃的成分是骑兵；驻防部队，负责固守防线与护卫交通枢纽。驻扎于各州府的队伍只占中国全部军队的一小部分。朝廷方面似乎并不为此而感到担心。只要农民暴动没有演变为真正的武装叛乱（叛乱有时还得到上层社会支持），就不会形成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他们无非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团伙，靠劫掠为生，将险峻山岭作为庇护之所，再或藏身于沼泽地区之中。盗匪装备甚差，通常无力攻击朝廷代表的驻地——筑有城墙的都市。总而言之，盗匪只是个慢性祸害，还能忍受。再者，还可以与匪首谈和，运用赐予封号与官职的办法令其归顺。无论如何，显然易见的是：政府为了维持地方的安定，首先依靠的并非是武力，通常凭借政治制度便足以实现安定。居民按照小单位组织，对每个人的行为负责，有义务揭发罪恶，官吏、乡长、村长、家长都要履行职责。以上种种，自唐朝开国以来，便形成一种强制制度，普遍推行而且深入习俗，甚至令人感觉不出其为强制性，因而具有惊人的效力。
第五部分 8。7世纪的大扩张
自6世纪起，华夏世界强大、富有起来，组织愈加严密，谋求向外扩张，大力击退窜犯其边区的民族，如：青海的吐谷浑人、四川边界的唐古特人、蒙古与准噶尔的突厥人及其他游牧居民、蒙古东部与满洲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北朝鲜高句丽国人。中国既受外来威胁的激发（促使其加强自己），也受自己力量增长的推动。
事件
6世纪中叶游牧部族形成新的结盟，归突厥人统辖，自此草原地区局势起了变化。552年，草原新皇朝的缔造者结束了蠕蠕（或柔然）人在广大地区的统治，这一地区自鄂尔浑河流域延伸至贝加尔湖之南，乃至伊犁河流域。突厥人的威胁比其前人更为危险，万里长城历史上第二次大建设时期即源于此，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前2世纪，第三次，即最后一次，是在15世纪。
北魏只限于在423年加固秦、汉时代的旧城墙并于446年为其位于山西北端的京城大同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而北齐则于555—556年修筑新防线。新防线于557年、565年部分加复线，整个走向比起秦代工事更往南靠。15世纪明代采用的便是这条线路。
577年，北周统一华北，这时突厥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北方两个皇朝互相争斗，都谋求与突厥人联合以争取优势，统一后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统一为其继汉朝以后第二次在亚洲大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
582年，突厥分为两个部分：鄂尔浑河流域的东突厥，阿尔泰的西突厥，但似乎并未因而削弱其势力。同年突厥人大量越过长城挺进，585年隋皇朝不得不将北齐修筑的工事往西延长。新的一段长达350公里，从鄂尔多斯直至黄河上游现今的银川（在宁夏地区）。584年签订和约，接着590年，中国一名公主下嫁突厥可汗和亲。在此之后，侵犯行动中止一段时间。但600年前后，突厥再度进犯，601年一直进逼至长安附近。608年，突厥的威胁被击退，缩回青海，但至630年始被清除，其时唐皇朝大举进攻，牢牢控制住鄂尔多斯与蒙古西南部。
630年标志着太宗、高宗（626—683年）治下的唐皇朝向亚洲大扩张的开端。630—645年间突厥的失败为中国军队与政府打开了通往中亚之路：640年进哈密、吐鲁番（由汉族移民建立的高昌国），658年抵焉耆、龟兹，后来外奥克散各绿洲接连归由中国管辖。在帕米尔之外设立了中国行政区域：康州（撒马尔罕）、安州（布哈拉）、石州（塔什干）、米州（米国）、何州（贵霜州）、曹州（劫布坦那）、史州（基什）。648年，王玄策将军组织向印度北部巴特那地区的远征，他率领的极可能是尼泊尔人与西藏人队伍，目的是解决摩揭陀小国的王位继承问题，使之有利于中国。在东北方面，660年间，满洲乃至几乎整个朝鲜半岛已归由唐皇朝控制。662年，中国介入底格里斯流域的斯宾国萨珊皇朝的内部事务，当时正值波斯帝国受倭马亚皇朝阿拉伯人进犯的威胁。由于唐朝要扩大对上述广阔领土的控制因而有“都督府”或“都护府”的设置，属军事保护领地之类，计有六个：河内的安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金满县，现今乌鲁木齐地区，在准噶尔盆地之南）、甘肃西部的安西都护府、辽宁的安东都护府（南满洲）、蒙古鄂尔多斯西北的安北都护府、上述地区东北的单于都护府。
唐朝从朝鲜至伊朗、从伊犁河流域至越南中部的大扩张无疑是7世纪亚洲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扩张牵涉到非同寻常的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如：由骑兵团组成的机动而快速的进击队伍、马匹的饲养、为供应中亚军队而设的屯田、驿站系统、紧张的外交活动。这种非常的扩张曾使唐代中国成为亚洲最强盛的国家，但并不牢固。正如汉朝时期一样，京城与受中国控制的地区的交通线漫长而困难，由此可知中国在这类地区的进驻非常不牢靠，而军屯的维持耗费亦甚巨。疏勒是塔里木盆地最西的绿洲，距长安几近5000公里。而联系安西、哈密与吐鲁番的路线则要穿过沙漠地区，那里水源极少。再往远处，即帕米尔以外的地区，要去只能通过高山要隘，而穿越山隘无异于完成真正的壮举。
唐朝开国时，吐谷浑人、青海及甘肃的唐古特人已经臣服；由于630年大举出击，后又有部分草原部族归顺而且逐渐定居下来，突厥问题已基本解决；虽然如此，牧民与山民的窜犯并不因而中止，致令中亚绿洲对唐朝的归顺再度不稳，还威胁驻军与商队的安全。唐皇朝只好组织对东突厥远征，进军伊犁河流域；至748年摧毁其楚河畔的首府——碎叶。由于西藏人的扩张，后又由于阿拉伯人的扩张，于是出现新的困难。藏人于670—678年间进犯绿洲地带，一度占领于阗、叶尔羌、疏勒、龟兹。阿拉伯人迫使中国在伊朗的势力退却，不久还威胁中国在外奥克散与疏勒地区的占领地。
第五部分 9。684—755年：武后与韦后
7世纪末与8世纪初，有一个奇怪人物威震一时，她名为武曌（624—705年），是太宗（626—649年）与高宗（649—683年）的前才人（妃嫔）。自654年起，她声威远震，次年正式成为皇后。683年高宗死后，她实际掌握国政并建立周朝，成为周朝唯一君主。她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女皇帝。这段15年的小插曲（或说22年，如果将武则天实际掌权时间算上），只能从当时政治、社会与佛教的重大影响加以解释。自武则天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以来，她便竭力将西北贵族的代表人物从政权中驱除出去。这些贵族自唐朝开国以来便占据一切指挥岗位，尤其是通过“门下省”控制着国家的管理权。684年高宗死后不久，武则天即杀掉好几百西北贵族以及众多的李姓皇族成员。她将朝廷驻地从长安迁往洛阳，轻而易举地避开富豪家族的控制。但武则天亦促进新官吏阶层的形成，官吏凭科举录取。值得注意的是，汉朝时代，在招官与晋官方面，各种考试仅起次要作用，只是自669年起才真正系统地组织各种考试。科举制度在武则天手里首先是一种政治武器，它在华夏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690年称帝后，武氏改变整套官职称谓以及整个行政组织。她正如700年前王莽一样，也以《周礼》这部尚存疑问的古籍为依据。她还更改地名并造出19个非用不可的新字。
但武则天之所以飞黄腾达，尤其是能自立为圣神皇帝，如果没有佛教会的帮助与暗中支持，是无法解释的。佛教会自6世纪初起便成为政治、经济的强大力量。为她而造出的佛家预言将这位太宗的前妃子指为未来皇帝并将其视为弥勒菩萨的化身。弥勒是救世佛陀，过去因期待他降临曾发起过好几个相信千年至福说的教派。武则天本人也曾信教，650年太宗死后进过尼庵。她虔诚极点，至入迷程度，大施恩典于佛教会（册封僧侣，建立寺院，兴建佛家圣地，铸造洪钟与佛像，等等）。正是武则天时期在龙门隘道岩石上（位于洛阳之南）凿出巨大卢舍那及其两个随从的佛像。
武则天临政时期以及705年唐朝恢复国号后的五年（这时韦皇后独揽大权）是铺张浪费、放纵享乐的时期。王公外戚、高级官吏、宠臣以及大寺院都聚敛财富，扩大自己的领地。而享有口分田的小农则不堪沉重捐税之苦，佃农数目大大增长起来。
第五部分 10。唐朝的黄金时代
8世纪上半叶（或更准确说来是710—755年）为唐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在亚洲的威望达到顶峰也在这个时候。首都长安成为世界中心，中亚、印度、伊朗的影响交融一处。唐诗与佛学研究大放光彩。
唐睿宗于690年曾被武则天剥夺权力。自710年起，其子李隆基（685—762年）灭韦后集团，令其父重登宝座，其后自712年开始自己主政，号唐玄宗（712—756年）。这个重大年号以整顿财政、行政，端正政治风气为开端，721年与724年，大力重订户籍册以补救纳税户显著减少之弊。7世纪时府兵制曾助唐朝向中亚扩张，而这时正面临衰退，于是激发军队的改组。改革的结果提高了军事首领的自主性与主动权。武则天时代皇家马厩疏于管理，而此时却加以改善，复使皇室拥有大量马匹。唐皇朝应吐火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请求，进兵阿姆河流域，当时上述地区受阿拉伯人入侵威胁。723年，靺鞨王国（阿穆尔河③地区的猎人部族）改变为中国的州府。自745年起，唐皇朝安排大规模反击以遏止阿拉伯人对外奥克散与伊犁河流域的进犯。
但事情慢慢发生演变，最后酿成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一。土地制度继续衰败。随着北方边境设立由节度使指挥的“藩镇”或“方镇”，军事首领的权力与日俱增。建立强大的职业士兵队伍对中央政权已是个威胁，而玄宗临政时期，国家对众军事首领的赏赐却有增无减，用于军队的开支从713年的200万吊钱增至741年的1000万吊。然而唐朝仍不得不屈服于云南藏缅人的南诏国压力，于750年左右放弃西南通道与领土的控制权，而当时中国对现今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行反攻亦告失败：751年由高丽族将领指挥的唐朝军队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塔拉斯河的战役中被阿拉伯人打得一败涂地。自745年起，在敦煌西北面的哈密地区组成一个半定居突厥人的王国，称“回鹘”。
在政治方面，705年唐朝恢复称号后，西北旧贵族随之重新掌权，从此便与通过考试而招来的新官吏阶层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