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2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躺钚问剑乔擅畹厣钊氲酱衬Ｊ降耐盘逯腥ィ雌浒裱唇ㄐ峦盘濉Ｒ虼朔鸾桃丫耆夯Ｎ瓢菁佬鲁∷ㄋ略骸⒌钐谩⒁匏⒊サ兀┓峙渖缁嵛镏适侵匾笫拢庵直涓唤銮Ｉ娴阶诮谭矫妫疑婕罢巍⒕谩⑺枷搿⒁帐醯确矫妗�
南方社会的特点是贵族强大并拥有领地与宾客。佛教在南方便与当地社会相适应。寺院带有领地与附属家庭，便是借鉴世俗社会的形式而来。反之，北方的中央政权则促使佛教谋求君主支持，君主是一切恩赐厚遇之源。从这种社会与政治特点便可说明为何长江流域与中国南方的佛教大中心分散于各处（除南京外，尚有江陵、襄阳、鄱阳湖畔的庐山、苏州地区、南端的广州地区、四川的峨眉山等），而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则大致位于都城。南方高僧慧远公开主张教会离政权而独立，此事并非出于偶然（见其404年的著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而北魏佛教会的总主持人法果（终于419年）则竭力将君主与菩萨现身等量齐观。5—6世纪，中国北方多次出现将佛教会与国家融为一体的明显趋向。隋唐统一后的中国，在宗教政策方面继承这种双重传统，即：贵族传统与国家传统。后来9世纪时则是严厉压缩僧侣人数并加以严格控制的倾向占上风。这种倾向446年在北魏，574年在北周已经显露出来。
佛教会虽然受到政府赞许，但同时也竭力对国家保持其独立性（5世纪初，慧远是提出教会自主原则的第一人）：僧侣不受普通法律管限，既不受刑法所管，亦免于负担公共义务（劳役、捐税、人头税）。此外，教会财产视为不可剥夺的，应予保护，不受任何宗教性禁令所取消。反过来，享受这种特权意味着要遵守寺院规则（剃发、独身、恪守教会戒律），并熟悉礼法与经文。政府一方面赞助这种新教，并倡导佛事行为（授任僧侣，建立寺院，施予各种赏赐，等等），但同时大力对佛教教会实行监督；而自5世纪起，对佛教的信仰极为普遍而且十分强烈，由此竟至引起不小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困难，对此政府往往束手无策。神职过量授予使国家失去部分收入、劳力及兵士；愈来愈大量的农民寻求寺院庇护；借赏赐或假售而占有土地；因建筑寺院、供养僧侣以及安排节庆日引起巨大开支；由于铸造大钟与佛像造成金属匮乏；寺院拥有广阔的山地与耕地，拥有水磨坊与榨油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僧侣拥有潜在权力，与帝室后宫及贵族阶层都保持关系，将许许多多的密谋加以利用；佛教精神（过度开支，中断家庭关系，对国家不负责任）危害传统道德；某些教派具有破坏性质。凡此种种坏事归因于新来宗教凌驾一切的地位，关心国家利益的官吏已常常加以揭露。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曾力图缩减僧侣数目，限制教会财产。于是便出现佛教徒所称的“四次大迫害”（446年于北魏，574年于北周，842—845年于唐代，955年于后周）。前两次“迫害”发生于中国北部，由嫉妒佛教会特权的道教阶层所推动。第三次出现于唐代，当时背景十分不同，即兴起“民族主义”运动，对外来影响实行抵抗。异国影响在中世纪以及在唐代初期已广泛进入华夏世界。
第四部分 22。朝圣
深入中国的佛教传统文献并不统一，而是来自大乘与小乘的不同学派与教派。此外，第一批译本也不完整，而且文字晦涩，内中经常运用借自道教传统的相应词句，有时还插进一些口头解释的话语。4世纪末之后，佛教的异常复杂性已开始进一步为众人了解，这时译文中的缺陷与不足更明显表露出来。远游朝圣的基本原因便在于此。须要确立真正的教义，要从“佛国”带回大量文献。因此“朝圣”一词用来指中国僧人穿越亚洲的漫长游历不算贴切，“朝圣”原指出于虔诚意愿向圣地出游。朝圣活动的重大时期从4世纪末延至9世纪初，在这项广泛的活动中，印度东北、西北佛教史上的圣地与重要场所的吸引力事实上只起次要作用。
中国第一位有名的朝圣者是朱士行，他于260年赴于阗研习，并留在该地直至身故。约于同一时期，著名译家竺法护远游至中亚绿洲，于265年回长安。然而3世纪末至4世纪赴西域的人士，大部分仍未为人知晓。高僧道安，他撰《西域志》之时，很可能利用了当时朝圣者所提供的情况。不过，中国僧人大批至中亚与印度远游，只是自400年左右才开始。法显出游绿洲地区、印度及东南亚，留下了游记，成为第一位著名朝圣者。他于399年从长安启程，其时已年逾60。他大体访问过龟兹、于阗、疏勒、克什米尔、喀布尔、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各城市。他于孟加拉湾港口耽摩立底登船，开赴锡兰，然后至室利佛逝（现中国僧人几次主要赴印求法
今苏门答腊东岸的巨港地区）。412年，他在驶向广州的回程中偏离航向，直达山东海岸。法显带回大量手稿，在南京与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合译出其中一部分。他自己则写下历时15载、途经30余国的游记——《佛国记》，亦称《法显传》，它是这个时代完整保留下来的唯一游记。5—6世纪撰写的笔记，实际上大部分已经失传，或仅留下片断。刘宋僧人法勇带领25名师兄弟于420年启程经四川赴中亚，复经印度洋、东南亚、广州回国。他写的《历国传》保留了下来。但智猛的《外国传》却不留只字。他于404年率领15名僧人离开长安，424年回到甘肃武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写于547年，这部关于洛阳寺院的著名记述材料被偶然保存下来。如果没有此书，我们对宋云的出使便会一无所知，他是北魏奉佛的胡后的使臣，被派往印度西北部的王国。518年宋云由中国僧人陪同从洛阳出发，通过吐谷浑领地、罗布泊以及于阗绿洲抵达克什米尔以西地区——乌达亚纳与犍陀罗以及印度河上游，他在该处逗留了两年之久。522年，他回到北魏的京都。他亲自写的游记——《宋云家记》已经失传。
中国朝圣者赴中亚、克什米尔，至现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抵恒河与印度河流域，达南印度、锡兰、苏门答腊以及东南亚其他地方。他们在远游中所作的记录，因其翔实准确而成为了解上述各地区世纪初至8世纪历史的宝贵源泉。法显留下回忆录；北魏郦道元（？—527年）于6世纪初撰《水经注》，提供历史地理情况；僧人道宣（596—667年）于650年完成关于印度7世纪文明的重要著作——《释伽方志》；此外，7—8世纪的朝圣者还留下详尽记录。如果没有以上诸作，我们对于中世纪初受印度影响的亚洲史，简直会一无所知。
第四部分 23。中文佛学译本与著作
将印度佛经（梵文、俗梵文、巴利文）译成中文的译事活动持续近千年之久。第一批翻译始于公元2世纪下半叶，最后一批完成于11世纪。译著涉及印度及佛教国家的全部教派，其数量十分可观：中文约达4000万字，有1692部著作，其中若干部曾在不同时代进行过几度重译。这是关于佛经、戒律、释言、经院文本最丰富、最广泛的资料来源。这类材料存在于作为佛学经文载体的亚洲各种文字之中。
初期阶段，译文不是过于迁就中国读者而远离原意，便是过分拘泥原文而流于生硬甚而几至晦涩不解。经过初期摸索阶段（这是“古译”时期），5世纪初有了以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为核心的翻译班子，其后有印度僧人真谛的班子，译文的严谨与风格都有巨大进步。真谛曾居于柬埔寨，548年受梁武帝之召自广州抵南京。这是“旧译”时期。7世纪的译家进入第三个阶段，他们定出一套统一术语并规定严格的译法。而在唐代（7—9世纪）的“新译”中，这类术语或译法却导致译文失却前代译作所表现的文学趣味。
一开始，似乎翻译班子便按5—8世纪通行的原则组成：班子包含相当数量僧俗、中外人士（所规定职责大体日益严格），他们先是口头翻译，然后笔录下来，复查意义是否确切，润色文字，总之保证最后译文准确无误。
译著的序跋、扉页文字以及书目提供了有关的宝贵资料：经文翻译的条件，引进佛经的人士，关于著作、作者、印度及佛教化国家各佛家学派与宗派。此类资料表明中国人如何深切地关心历史的严密性与准确性。凭此资料便可以重构亚洲的佛教史。515—946年之间，有关中文的佛教译著的目录不下于14种，目录附有评注以及各种信息。僧人僧祐的目录（《出三藏记集》，515年）、僧人智昇的目录（《开元释教录》，730年），是最著名、最准确的。前者重录并公布今已失传的道安目录（374年），后者是中国目录学的杰作。
除印度经文的译本之外，还有大量中文佛学著作。自4世纪起，这类著述大为增加：关于印度与中国佛教史的著作、关于经文的解释、中国僧人的传记集、中国教派史、外典经书，如此等等。佛学文献（包括译本以及中国本国著作）大量问世不能不对中国的俗文学产生影响。
第四部分 24。佛教对华夏世界的贡献（1）
印度与伊朗之间的地区，希腊文化影响依然相当明显，希腊文化对佛教艺术打下深深印记。佛教艺术开始时属象征性，后来才成为形象艺术；由此，一种兼受印度、希腊、伊朗影响的艺术在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传播开来，直达中亚绿洲，复传至中国北部、朝鲜以及日本。中国与日本的若干佛像从衣饰、姿态、面容都保留着希腊像的遥远印记，这就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所处世界的统一性。
印、伊接壤地区以及印度的建筑技术，亦与佛雕像同时传进华北，如岩洞的建筑术。印度、阿富汗、中亚的这类石窟（喀布尔西北的巴米安旧址是其中最著名者），5世纪初法显在求法期间已有记述，6世纪初宋云出使北印度时亦提及，唐初亦被玄奘所注意……第一批开凿的石洞，是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可能于366年开始动工。5—8世纪期间，石窟在北中国迅速增加，从四川至山东，从甘肃至河北都可见到。窟中雕像有时异常巨大，而且往往就在岩中凿出。建筑这群壮丽威严的石窟，常常由君皇倡导，并得到众信徒的赞助。正如西方大教堂一样，正说明这时期广泛的宗教狂热占据着华夏世界。兹举数例：大同以西的云冈石窟；工程自489年进行至523年，复于隋末再度动工，最大佛像高达40～50米；洛阳以南的龙门石窟，自5世纪末年起，洛阳是继大同之后的北魏新都，6—7世纪期间，这里的工程几乎从未中断过（龙门巨大的卢舍那佛及其两个门徒像于672—675年间完成）；此外，还有甘肃天水附近的麦积山石窟。除上面三处著名遗迹之外，魏、齐、周、隋、唐皇朝在中国佛像与佛教建筑盛行时期开凿于北国的佛洞还有很多，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每个石窟风格不尽相同，其原因大体是来自塔克西拉、马图拉以及于阗、龟兹、吐鲁番等绿洲的不同影响。这类遗址大部分依然保留五代、宋、元，即10—14世纪之后工程的痕迹，证明狂热趋于衰退，艺术已失去其部分生机与活力。
洞壁与寺院四墙为宗教画提供着墨之处（画有佛陀前期生活图、佛家神仙、地狱图景等），其中经历潮湿与破坏仍能保存下来的唯一重要样板就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吐鲁番附近的阿斯塔纳也留存几幅5—6世纪的壁画。这种受中亚与印度西北部影响的民间艺术有助于我们推想什么是佛教壁画的伟大传统。当时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曾使此传统大放光彩。如吴道玄（即吴道子，生于680年间）便是一例，他是长安寺院大型宗教壁画的作者。
5—8世纪传播甚广的佛教壁画只留存为数不多的遗迹，同时，佛教古老建筑也只余下极少数的纪念物，虽然7—8世纪若干寺院的样式依然在日本受到毕恭毕敬的保存。众所周知，中国最有特色的佛教建筑物之一是佛塔，它是中国唯一的高层建筑物，形如多层塔楼，间或作倒碗之状。历代佛塔样式变化甚大：先为木造（2—3世纪），后常为砖造或砖石造，宋代间或有铁造的。唐代之前，塔形往往为四角形，稍后为八角形、十角形，层数不等，塔层高度自底至顶顺次递减，但也有层高固定的（10世纪）。最著名的佛塔（如6世纪初，高120米的洛阳永宁寺佛塔）已不复存在，就保留至今天的古塔而言，还可以一提嵩山嵩岳寺古塔（约于520年）以及7世纪建于唐朝都城西安的两座砖石塔。
宗教节庆表演对艺术活动的发展产生广泛影响，我们对此大概并未加以充分重视。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看法亦适用于佛教。众多的艺人、画师、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