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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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河北与山东北部的鲜卑、高丽人100000大同
399汉人大家族2000户大同
399河南汉族农民100000山西
418河北鲜卑？大同
427夏朝居民（陕西）10000山西
432辽宁居民30000户河北
435陕西、甘肃居民？大同
445河南与山东汉族农民？黄河以北
449长安工匠2000户大同
仅在道武帝（386—409年）在位期间，自太行山以东被遣至大同附近的居民总数便达46万。
移民往往发生于占领新土地之后，此类迁移推动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习俗的变化，其效果到6世纪充分显示出来。自4世纪末定都大同以后，的确有好几方面因素促成汉族影响的扩展。北魏皇朝境内既有众多定居居民，随之便感到迫切需要借用华夏政治机制并求助于汉族谋士。这里可提一下大谋士崔浩（381—450年）在大同朝廷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将汉族管理法及刑法引进北魏。外蒙古游牧民族的窜犯（是茹茹族或柔然族，极可能属于6—8世纪入侵欧洲的阿瓦尔族），进行反攻的必要（北魏于429年发动对茹茹族的大规模征讨），控制中亚绿洲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与通商意义，这些都使北魏面临汉族前朝同样的处境。定居状况发展，步兵在对长江流域诸国的战争中起重要作用从而导致马匹身价下降，来自农业（谷物与布织）的收入愈来愈重要，北魏皇朝的经济由此而慢慢起变化。最后拓跋贵族的心理亦起变化，原因是：汉族产品的吸引力、对奢华的嗜好、华夏文化的声望、佛教的巨大影响。
5世纪末期，变化异常深刻，不得不将京城迁移。494年，朝廷放弃紧靠草原的大同，移至农业大地带的中心——洛阳。北魏于前一年在靠近东汉与曹魏旧都遗址的地方（自311年以来已经废弃）建起洛阳新城；此城后来于501年加以扩建，与大同南端的直线距离为600公里。
无论如何，因迁都洛阳，汉族对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阶层的影响便大为增加。孝文帝（471—499年）及其继位人自从在河南立足之后便系统地采取汉化措施，因而愈发扩大了汉族的影响。鲜卑服装、鲜卑语言，乃至源于鲜卑的姓氏都属禁止之列。皇族家庭先作出榜样，取汉族的“元”姓。鲜卑贵族与汉族豪门的联姻受到鼓励。所有领域，统治阶层均改从华夏的习惯与风尚，且迅速而彻底。草原的尚武传统不久只成为遥远的回忆；而追求奢侈在由孝明帝（515—528年）、胡后及鲜卑豪门贵族所兴修的浮华建筑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处是寺院、多层佛塔、铸钟与铸像。这时期支配上层社会的宗教热情以摆阔、讲排场为特点。洛阳城成为东亚佛教大中心，在其广阔的城郭之内，大展奇珍异宝，极尽富丽堂皇。洛阳城自东至西为十公里，自南至北则有七公里半。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该书稍晚于543年问世，今天依然保存着。
第四部分 10。自汉至唐洛阳依次城址
促使鲜卑旧贵族与华夏环境同化的因素，是经济飞跃发展。这一点自5世纪末开始便已显露出来，无论在华北或长江流域都一样。上述两地虽则政治上分开，但都以同一速度发展，而且彼此间的交往相当可观。外国商人云集洛阳，因为北魏与中亚再度通商。慕义里整个街区都为外国商人而开。河北南部，北齐（550—577年）京城邺城也有许多来自阿姆河流域的粟特商人。
北部中国的紧张局势：决裂与分割（534—577年）
演变进程在整个5世纪一直持续下去而至6世纪初尤为加速，于是造成鲜卑社会内部关系愈来愈紧张。接受汉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主要是宫廷人士以及广而言之是游牧出身的上层贵族；但是守卫北疆的军人以及在农业地带边缘地区游牧的部族，无论汉族如何影响，依然坚持草原的古老传统。经济与社会变化将这部分人置于不受重视的地位，随着变化进程，似乎在游牧尚武的阶层中愈加积累了对宫廷人士、高级文官的敌对与怨恨。在征战年代，即5世纪上半叶时，军人（大部分出身游牧部族）受到隆重的礼遇与厚待，而自迁都洛阳以后，掌权人士对于军事问题愈来愈漠不关心。
保卫皇朝，防止草原居民入侵的军队由鲜卑人、茹茹人、铁勒突厥人组成，驻扎至北纬41°附近，523年终于起而反叛。这就是“六镇”起义，随后便是十年内战（524—534年）。胡太后摄政，热衷于佛教，耗费惊人，引起盗贼横行，叛乱叠起。胡氏于528年派人暗杀孝明帝，将一稚童推上皇座。山西的军队与部族向南方挺进，攻下洛阳。胡太后及其儿皇帝被抛进黄河溺死，2000多廷臣被杀。接下去便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有两支军队于534—535年间瓜分了魏国。地理上的分割反映政治对立与社会对立，内战便由此而产生。534年东魏在邺城（河北南部）立国，受高欢将军（496—547年）统辖。东魏遵循传统，敌视汉族影响，受游牧民出身的军人操纵。反之，西魏受汉化的洛阳贵族残余支配，无论民政或军事均广泛求助于汉人。西魏第一位君主在长安由宇文泰将军（505—556年）于535年拥上帝位。
不难想象，由军官掌握实权的皇朝不会维持多久。556年，宇文泰死后，其长子便建立新朝——北周（557—581年）。次年，高欢的堂亲也以同样方式夺取邺城的最高权力，建立新朝——北齐（550—577年），一直维持到被北周灭亡为止。最后帝后世系的一亲属——杨坚，篡夺了长安的皇权，创建新朝——隋，于589年结束了华北与长江流域的长期分治，这种分治实际上222年已经开始。
隋唐皇朝发韧之际，各个方面都还是自535年至杨坚篡权时建立于长安的诸皇朝的继承者。其大部分政治体制在西魏与北周已经产生。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军队的建制，也就是“府兵”的设立。通常认为此举是550年宇文泰首创。虽然不只一次改朝换代，但从宇文泰时代至7世纪中叶，执政人员、政治观念以至社会都没有多大变化。589年中国的统一，被视为是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终结，虽然不无道理，但隋代、初唐与北方各朝廷尤其是与西魏及北周皇朝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第四部分 11。交往、影响及对外关系（1）
总览华夏世界历史，汉人与文化及生活方式不同的外来居民交往不断获得充实丰富，这一点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草原环境、汉藏接壤区域以及华南地区的贡献至为重要。邻近文化的影响在各方面都反映出来：驾车方式、马鞍、马镫（5世纪）、桥梁、山路建筑方式、草药学与毒品学、航海术等。汉族吹奏乐器——笙，借自于热带居民，基本上是老挝的“khène”。稍后，至13世纪，南方省份的土著居民教会汉人种植棉花与从事棉织，此二者在元代广泛推广，棉织成为中国的大工业之一。连汉族的宗教传统也带上借鉴邻近居民的色彩：神话中的“瓠”犬，从原始卵生出，是一切人种的创造者。这一神话在战国与汉代之间进入汉族的民间传说，至今在华南与印支半岛许多部族中依然保留着。《楚辞》（公元前4—前3世纪）保存了萨满教传统的痕迹，此传统似乎并非源于汉族。上述几个事例足以表明，中国文明得其邻人之助，远方文明的贡献并非无足轻重。在这交往与借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中世纪”正是最丰富、最有成果的时期之一。
华南、东南亚、印度洋
华夏文化语言的居民深入位于长江流域以南的热带地区，似乎在南朝时期（六个朝代：吴、东晋、宋、齐、梁、陈）进展明显，虽则这段历史无法详述。3世纪吴与蜀汉、4世纪东晋都曾大力设法利用鲜为人知的地区的富源。这类地区位于吴、蜀领地南部，如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现今越南的北部与中部等。上述诸国缺乏劳力与士兵，便组织对土著居民的远征，并采取劫持手段。5世纪，宋皇朝曾对土著部族进行艰巨的战斗，还兼并其领地。
自4世纪起，华南与西南地区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304年，出版了一部《南方草木状》，这是中国首批植物学著作之一，探索广西与交趾（越南红河流域）的树木、草类、水果及竹子。347年东晋占领四川后，常璩写下一部关于贵州、云南、四川及陕西南部地区的地理及历史著作，题为《华阳国志》。书中叙及上述各地区的动植物、产品与习俗。当时大部分地区还住着土著部族。
然而殖民活动与军事远征并不限于华南与越南，而是直达海外地区。吴国于3世纪已经拥有海军而且进击台湾（或是琉球群岛——夷洲岛）、海南（珠崖）、朝鲜南部的济州岛。吴国对南部海域抱有政治野心与商业野心，对东北海域怀有战略兴趣。约288年，吴国从海上遣使至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国，来自印度洋与中东的外国人在该地频繁进出。朱应与康泰曾是出使古柬埔寨的使团的首领，在该处遇上库善印度皇朝的使者并留下了游记。朱氏写有《扶南异物志》，康氏撰下《吴时外国传》，此外，另有一部关于柬埔寨风俗的著作——《扶南土俗》。
4—6世纪长江流域与东南亚及印度洋的往来日益开展起来。宋、齐、梁均与林邑、扶南、爪哇岛、印度、锡兰发生联系。其中林邑是越南东南岸信奉印度教的国家，后来以“占城”的称谓而闻名。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之间，印度各王国及锡兰驻南京的使者数目不少。中国与东南亚及印度洋的这种关系发展有着十分广泛的背景，与海事大扩张的其他年代（11—13世纪、16—19世纪）相仿。南京各朝廷对海外各国的兴趣，与印度、伊朗的海事大发展，以及与中东、印度洋及东南亚的贸易潮流高涨，正好处于同一时代。因此下述现象不难说明：印度教逐渐进入印支半岛及大巽他各岛沿海平原地区；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进出于华南及长江流域各城市者愈来愈多，其中有：越南人、占城（林邑）人、柬埔寨人、僧迦罗人、南北印度人、东伊朗人。上述外国人，从南海而来，推动佛教进入华夏世界。
第四部分 12。交往、影响及对外关系（2）
3世纪时吴魏之争使中国东北地区具有新的重要意义。汉族扩张促成在南满与朝鲜建立中国移民地。自2世纪末起，辽东属国长史公孙氏利用黄巾起义与华北内战的混乱时机，在满洲南部建立起独立于汉皇朝的王国，其财源大体依靠畜牧业与马匹交易。231—238年间，曹魏消灭该国，随后进驻朝鲜，在朝鲜半岛西部地区设立乐浪与带方两郡。中国进驻朝鲜，大概维持至313年。
曹魏承继汉朝作为东北部的大国，也与各小国发生联系。汉朝时代，许多“倭人”（中国的称谓法）区域已习惯于向汉皇朝进贡。这些地区极可能位于九州北部，当地挖掘出许多汉代遗物。汉朝一皇帝赐给“倭奴王”的授印亦于1784年在此地区发现。该印章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伪托，但新近（1956年）在云南东部古滇国发现同类印章，自此才确认其为真品。3世纪时，对吴国作战的曹魏与日本各小国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史料曾提及238—247年间有四个日本使团驻魏，有两个魏国使团驻日本。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交流从未中断，就日本所发现的大量魏朝时代的丝织品、金器、镜子便可证明。值得指出的是：四川作者陈寿（233—297年）撰写的《三国志》曾第一次描述经由对马岛与壹岐岛将朝鲜东南岸与日本群岛连接起来的通道。
自4世纪初起，由于西晋皇朝（265—316年）四分五裂，也由于朝鲜分成三国：高句丽在半岛之北，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因而中国北部与日本的关系日渐松弛。
吴国（222—280年）缺马而且谋求与公孙氏结盟以反对其北方强邻，于是多次从海上派使节至满洲。其中一个使团据称有8000人之多，分乘100艘大船前往。这很可能是一支远征军，去援助受曹魏攻击威胁的公孙氏。有一名东晋（都南京）的僧人据说于384年第一个将佛教引进到百济宫廷。最后，在5—6世纪时，日本各小国担心北魏盟友高句丽图谋半岛南部的两个朝鲜王国，便谋求与南京的皇朝结盟。由于有这种政治环境，当时日本与中国长江流域的关系愈加密切。
蒙古与中亚
草原文化对华北的影响十分巨大，可能比表面看来重要得多。自中国古代以来，向草原居民借鉴的事物就不少：骑兵的驯马技术、畜牧技术、长裤、马鞍、公元前4世纪至汉代套马胸带的发明、5世纪的马镫、5—9世纪的轭套。自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