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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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界附近有两类士兵队伍：一类是务农士兵，称“河渠卒”或“库卒”；另一类是前哨驻防士兵。在防卫第一线的士兵大部分时间用于警戒、巡逻、训练。每个哨所凭借一套信号系统与邻近哨所及后方保持经常接触。信号有红蓝小旗，白天放烟，晚上点火，借助埃及汲水吊杆式旋转长竿使信号清晰可见。信号系统依靠一套相当复杂的密码，能够迅速传递关于军队运动与进攻的信息，相当准确。自公元前166年起便有文献提及这套信号系统。全部收发信息均用文字记录下来。每个哨所首领受当时十分形式主义的行政规例约束，不得不写大量信件并保存丰富的档案资料，不仅涉及军事活动，而且涉及供给与库存兵器：弓、箭、弩、投石器等。士兵在巡逻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平整广阔的泥土地带或沙丘地带以求发现游牧民之踪迹。他们既负责维修房舍，制砖、晒砖，收集燃料，制造弓箭，还担负海关以及警察的监督职责。凡通过边境哨所的一切——人、畜、商品，都受到严密监视。逃犯受通缉时，其准确的体貌特征便会通知哨所。现在证实汉代已使用通行证并应用警犬。通行证还可上溯到战国时代。此外边境哨所尚须适应外交车马队的需要。当时的资料表明：中国草原边区驻军的任务有多种多样。纯军事活动不过是华夏世界与游牧民世界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
汉代军队按照秦国与秦皇朝制度——即征兵制而建立。健康男子30岁应征入伍，须在禁卫军服役一年，并在自己本郡服役一年，起码京都附近地区其情形是如此。在边境地区，应募士兵则是长驻的，但边境上亦有雇佣士兵。至于汉武帝时期的远征军，其成分则包含大量夷人辅助队伍、汉人雇佣兵以及允许其借服役以减刑的囚犯。此外，汉武帝之后，渐渐倾向于缩减募征队伍。东汉军队便主要由老兵、雇佣兵以及大量夷族人员组成。
第三部分 8。汉人深入热带地区
汉人扩张至长江以南乃是东亚史上的大事件之一，从其时间之长（延绵3000年）及其伴随的变化来说均如此，如：人口迁移、种族混杂、旧文化消失或变化、相互借鉴等等。古代种族流传至今的无非是某种残余，虽然仍然表现出若干显著特点，但不可能准确反映旧文化及古代种族的分布状况。某些居民似乎已完全消亡。由于中国讨伐与逐渐同化，一些具有独特文明的大酋长国及重要王国已经被毁或慢慢萎缩。唯有考古发掘显示出这类独特文化的若干成分。如滇国情况（其政治中心位于现今云南的昆明平原），汉代资料只简单提及。1956年以后由于考古的惊人发现，顿时显露出来。该国的经济在战国末期及公元前2世纪时均以大畜牧业与农业为基础。滇国与如下部族或居民发生过联系：东面控制四川与广东之间通道的夜郎尚武部族、云南西部昆明各部落、成都平原的汉人。该国紧扼长江上游与缅甸之间的交通枢纽。因商业繁荣，于是一种受多方交错影响的独特铜器艺术得以发展起来，其中最明显、最出人意料的影响可能是来自鄂尔多斯与大草原方面。在昆明湖东南石寨山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一些精美的贝饰青铜器皿，这是王族的护物，上盖饰有浮雕景物，成为关于经济、祭祀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宝贵证明资料。滇国于公元前109年被汉军所灭。其国君保留称号一直至汉昭帝时期（公元前87—前74年），后来因反叛而被镇压。华夏殖民拓展使此独特文明不留任何痕迹。
公元前86—前82年，汉族对云南西部昆明部族的征讨使中国一直挺进至缅甸边境。北缅甸的掸国约于公元100年（94年、97年与120年派出使节）向洛阳奉献贡品。
1924年，河内以南约150公里的清化东山又发现另一处遗址。遗址表明：与滇国差不多同时代的还有另一处青铜文明。那是渔、猎、农三结合的文明。“渔猎农”居民住于吊脚楼上。其特点是使用铜鼓，鼓饰表现宗教场面，其中有以羽毛为装饰的舞者。在乐器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在热带地区使用广泛的口奏管风琴，中国的笙即源于此。东山文明受草原地区与中国的影响均十分明显。外来物品方面，有战国时代的壶、剑以及王莽（公元9—23年）时期的货币。
滇国与东山的情况，其他古国也大致一样。后者尚无考古发现。福建面向海洋，为高山所隔。公元前3—前2世纪，福建与浙江南部便是上述的独立古国之一。闽（福建与福州河之旧称）的越人是众多渔人民族中的一支。此类居民自古代以来便住在浙江河口与越南顺化之间的整个沿岸地带。秦始皇对此地区的征讨只是临时之举，而汉统治者则于公元前2世纪末以武力深入其中并于公元前110年摧毁了闽的越国。
自战国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起，汉朝商品便进入到拥有广大肥沃平原的临海地域（广州地区西江流域及红河三角洲），亦即广东、越南一直至目前岘港附近地带。公元前221—前214年秦始皇南征之后，在现今桂林地区（广西东北部）以及广州、河内设营驻军。但秦朝灭亡后；此地成立了独立国家，掌政家族为赵姓，可能混有华夏血统。该国称“南越国”，按汉语句法，“南越”与“越南”相通。国中人口该是傣族人与孟高棉人的祖先。其主要活动似乎是经商与捕鱼，重要口岸有广州、合浦（雷州半岛西部出产珍珠的地区）以及位于东京湾的一港口。交易的货物为象牙、珍珠、龟贝、犀牛角、植物纤维织品、岛上的奴隶。汉朝远征军几度进入，最早的干涉远溯至公元前181年。公元前113年，远征军深入广州地区与红河三角洲，两年之后南越领土改为汉郡。
然而汉政权控制的华南与越南热带瘴疠地区，经常笼罩着不安定气氛：树木繁茂，山地起伏，最易于进行游击战，袭击与武装冲突连续不断。在王莽（公元9—23年）治下的混乱时代以及在汉朝复国初年，汉族向云南、广东、越南北部与中部迁徙，日甚一日，但自公元40年起红河三角洲起义蔓延开来，导致现今整个越南北部、中部以及广东西部合浦地区的居民举兵起义。征侧与征贰两姊妹是这次大暴动的首领。姐姐不久则以王后自居。现今越南将姊妹俩奉为民族独立英雄加以崇拜。不过公元43年，称为“伏波将军”的马援（公元前14年至公元49年）制伏了这次反叛。
第三部分 9。第一次向东南亚与印度洋开放
汉皇朝在广东与越南驻足使中国的影响扩大至东南亚。柬埔寨发现的铜斧是按照中国斧的样式制成的；婆罗洲东部、爪哇西部、苏门答腊南部已发现公元1世纪的汉陶断片。同时，汉郡向南扩展致令东南亚与印度洋诸国第一次与华夏世界直接接触。《汉书》（二十八卷之二）中有一段文字首次记载了公元前1世纪通往南海及印度洋的海路。但这种联系只是在公元几百年后才发展起来，即尾随印度、伊朗的海洋扩张之后；南中国海事发展从3世纪开始。考古发掘（广州地区、广西贵县、湖南长沙等地墓穴）揭示，汉代已进口海外产品：玻璃、琥珀、玛瑙、光玉髓等。陪葬的小塑像证实，当时已贩卖东南亚籍的奴隶。公元3世纪广州地区已开始栽种当时在中国尚属异国植物的茉莉花。公元89—105年之间，印度使节出使汉皇朝廷。132年；第一次提到中国与爪哇岛的正式交往。
印度、伊朗海上贸易的发展无疑是1000多年前亚洲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种发展有如下诸方面因素：航海技术进步，印度、中东与地中海之间贸易增长，佛教广泛传播（佛教为商人宗教，令人摆脱对亵渎的恐惧），欧亚北部通道被切断之时发现产金新国。东南亚各国沿海平原信奉印度教亦源于此。汉代中国曾与罗马帝国东海岸有过偶尔接触也因此得到说明。印度、伊朗贸易的中转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扶南柬埔寨旧国的一个口岸。这旧城遗址有着2—6世纪的遗物，其中发现一枚152年轧制、刻上安多尼努·比约（138—161年）肖像的罗马货币，一枚带有奥里略（161—180年）肖像的货币。《梁史》（520—557年）提到，汉代大秦（“大秦”指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商人经常过访扶南。公元120年，从海上抵达东亚的大秦国舞蹈演员与杂耍演员有一件礼物经缅甸国送至洛阳朝廷。166年，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团员或许是帕尔米拉的叙利亚人，在越南中部海岸逗留，此事中国资料已有提及。另外两个类似的使团，一于226年抵南京，另一于284年至洛阳，也都曾引起注意。
东地中海与南中国的遥远联系，不仅具有令人好奇关注的价值；两地的联系还表明，存在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贸易关系。中国丝绸的吸引力曾大大推动这种联系。
注释
①另一说是下狱自杀。——译注第二章扩张的原因与后果
草原地带匈奴大帝国的日益强盛极可能得力于中国铁器与丝绸的进口，而汉朝向亚洲扩张其根本原因无疑亦因华夏世界的经济增长。汉代中国在外的影响及威望不仅因其经济发展，还由于与蒙古、朝鲜、中亚、华南、北印度等进行贸易引起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从而推动了军事扩张与外交扩张。华夏世界富庶丰足，加之汉朝对邻邦采取赏赐政策，于是使最初的格局慢慢改变，促使“夷人”归附于汉帝国。结果自公元前1世纪末起，已无需继续大力扩张，中国在北部与西北部的移民便呈收缩趋势。
再者，汉朝与其近邻关系的改变以及经济繁荣，引起屯田士兵与小农阶层逐渐解体，这一阶层在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期曾经使中国强盛起来。而经过王莽短暂篡权之后，此时则是财势不断增长的豪强家族成了公元25年重建汉皇朝的推动者。
第三部分 10。贸易与扩张
自公元前4—前3世纪起，秦、赵两国似乎已开展对蒙古及中亚的贸易往来，燕、齐则同满洲与朝鲜有贸易关系，而楚国则与四川、云南通商。在满洲与朝鲜北部的出土文物中，发现许多战国时代的刀形货币（“明刀”）。这足以证明，位于现今北京地区的燕国曾与东北地区有贸易往来。此外，种种迹象都似乎表明：齐国丝绸已运往西域，很可能因有此类出口品，印度才认识丝绸之国。看来“支那”之名可上溯至公元前4—前3世纪。
汉代时期，华夏地区与亚洲大陆不同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增长。许多迹象显示：自公元前2世纪末起，汉朝的扩张，与重要贸易通道的发现或认识大有关系。这种通道将当时华夏世界同华南地区、东南亚、中亚、印度与伊朗接壤地区联系起来。张骞的报告就曾指出：中亚与阿姆河南北两岸居民十分赏识中国丝绸。该报告决定了向塔里木盆地与帕米尔扩张的重大政策。张骞在大夏逗留时，惊讶地发现经缅甸、印度北部运去的四川竹子与布匹。他的发现促使汉武帝讨伐云南以便控制该地区的通道。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广东，发现该处有一种酱料竟用四川水果制成。他由此推断，四川与广州地区（番禺）之间存在着贸易通道。汉朝远征贵州亦据此推论而发。
第二章扩张的原因与后果中国社会史公元前2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加上政治扩张，自然使贸易规模日益扩大，而且使商务、战事与外交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从朝鲜至亚洲中部都设中国驻军，建立外交关系，控制通商大道，从而造成特别有利于商人的局面。汉代草原商队乃是真正的活动城市。公元84年，北匈奴使节向长安进发，单于及其家族的王侯亦厕身其中，随行的还有十万头家畜。公元135年冬，乌桓人袭击商队，夺走河北中国商人所驱车辆千余。边境都市设立了大市集，当地驻军亦参与贸易活动。位于北京西北部即现今张家口的城市便是这类设于边境的大商业中心之一。东汉末期，乌桓人与鲜卑人都到那里做交易。公元2世纪末期，该市因大量逃亡者涌入而受益，逃亡浪潮是由184年黄巾起义引起的。
在这种“国际”贸易中，很难区别清楚什么可以严格视之为私人商业，什么是由贡品构成的官方贸易形式，而后一种财物交换，乃在于密切汉朝与其邻邦所维持的政治联系，有时甚至在于密切家族关系。商人混在官方车马队中，亦受中国驻军保护。有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竟至宣称自己是本国派来的代表。武帝时期汉军打开中亚通道之后，大量中国商人即接踵涌入绿洲地区。总而言之，汉朝的全部对外政策似乎建立在礼品尤其是贵重物品的交换上。汉帝国边境上的中介国家靠交易中国产品（首先是丝织品）致富并提高了自己的威望。汉�
